有一個最像段子的事件，被證明完全是真的。2018年1月21日，崑山市發生了一起離奇的搶劫案：
兩個找工作被騙的年輕人決定去搶劫。他們遇到的第一個人是一個小偷，沒搶到什麼東西，小偷當即決定加入；遇到的第二個人，是一個網貸受害者，債務纏身，身上只有75塊現金；遇到的第三個人，身無分文，剛從網吧出來，正等着去日結公司上工，被搶後也要求入伙。
於是，兩個劫匪變成了四個，他們搶到第四個人時，天亮了，被搶劫的人劇烈反抗，他們嚇跑了，當天就全部落網。四個人，最大的23歲，最小的才15。
這看起來很像時寧浩導演的電影，《瘋狂的石頭》或者《賽車手》，節奏明快，情節離奇又充滿苦澀感。這個故事，最初是某電視上播出的法制節目，幾個失敗的劫匪還接受了採訪。並不意外的是，這樣的故事在互聯網上最重變成了好笑的段子，很少有人去仔細想其中所蘊藏的苦難。
外地青年第一次到崑山這樣的地方找工作被騙，這種遭遇很有代表性。很多外出務工的人，如果沒有親戚朋友帶路，總是要交這樣的「學費」。本案中的兩個被騙者，其實遭遇的是新問題：一方面，有經驗的熟練工在市場上並不好找，另一方面，完全沒經驗新手，卻很難覓得機會。「外來打工」者已經成熟化、正規化，也是需要門檻的了。
三個被搶劫的人，身份實在太有代表性了：在手機支付普及的時代，落魄的小偷；深陷網貸陷阱的年輕人；網吧流浪者、日結臨時工。這三個人，每一個人身背一種「社會悲劇」，在很多社會新聞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小偷當然不是什麼光彩的職業，但是新技術革命，卻也讓這個群體陷入了困境。他們很難偷到現金，偷到手機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因為人們總是把手機拿在手中。這並不是說新技術應該為「小偷失業「負責，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新技術確實讓不少行業的人陷入這種境遇中。
網貸陷阱讓很多青年陷入到危機之中。每一個網貸平台，貸款都非常容易，給人一種很容易搞到錢的幻象。一個處在困境中的青年，一旦開始第一筆網貸，就註定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他們無法償還很快就到期的欠款和利息，只有換一個平台借新債。這樣的事情太多，已經不算是什麼「新聞」了，它變成了常態，連媒體也不想關注了，但是問題卻並沒有解決。
日結工，在媒體視野中還是一個新鮮的詞，但是在都市中卻大量存在着。從事日結工的人，都是無法獲得穩定就業的青年，他們吃上頓沒下頓，網吧是他們流浪的場所。這個群體隨着那篇有名的《三和大神》為人所知，所謂三和大神，就是指深圳三和一群沉迷於上網，靠日結賺錢為生的青年。他們不願意吃苦，對物質要求也不高（高了就沒辦法活下去），完全沒有未來的人。
人們感嘆這件事的離奇，怎麼可能這麼巧，出門搶個劫，卻碰到了三大社會問題？這事當然是極其偶然的，但是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看，卻也有某種內在的邏輯。第一次出門去搶劫的人，要找什麼樣的人下手？儘管已經是深夜，我也不相信他們在路上只看到這幾個人。他們幾乎是出自本能地鎖定了這些「失魂落魄者」，這些人一眼看上去就不是「本地人」，沒有歸宿感，更容易下手——兩個新劫匪註定會找他們的同類下手。
這些人都是都市中的最底層。他們大多不是本地人，而是外來務工但又沒辦法找到正經工作的青年，四個劫匪中那個15歲的孩子，讓人擔憂，他應該是初中就沒畢業就出來找出路的，但是又怎能找到出路呢？事實上，據記者了解，在崑山這樣的地方，有大量的外地青年聚居區，一間房住着十幾個，不管從任何角度看，這對城市來說都意味着某種隱患。
有兩個趨勢值得注意：第一，新的外來務工者，即便城市很難立足，也沒有機會，他們情願接受日結工，也不願意會到老家，「老家更糟糕」；第二，90年代開始外出打工的農村人，他們的孩子，那些「農民工二代」，不管是在農村長大的農村留守兒童，還是跟隨父母長大的城市流浪者，都正在長大並進入社會。他們不願意待在農村，但城市也不再像他們的父輩在90年代所見到的那樣了，高房價高房租再加上高物價，城市的門檻對這些青年來說實在太高了。
不管怎樣，城市都都必須想辦法接納他們，這就是這個離奇故事的隱喻所在。這樣的青年大量存在，他們在城市的邊緣遊蕩，不但是在地理意義上的邊緣（城鄉結合部、群租公寓），也是在福利和權利的邊緣。如果他們感受到的只是來自社會的傷害，最終他們也會傷害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