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高校近期傳出幾起大學老師因課堂言論被「信息員」身份的學生檢舉告密而遭到校方處分的事件。有評論認為，中共公開化的邪惡告密制度，破壞中華民族文化和道德，已造成三大惡果。
今年4月，北京建築大學理學院副教授許傳青被指在去年9月18日上「概率論」課時，「將日本民族和中華民族進行不恰當對比，宣洩個人不滿」，校方以「造成較惡劣的影響」為由，對她處以行政記過處分。據悉，課後有學生向校方檢舉了許傳青。
4月25日，中國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橘紅因在課堂上批評全國人大修憲，並介紹西方政治制度，結果被學生告密，被指「妄議人大制度」，不但被校方記過、開除黨籍並調離教學工作，還被提報註銷教師資格。
學生告密制度：信息員制度
1989年六四運動後，中共在高校開始推行學生信息員制度，2000年，武漢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一些省級院校開始實行該制度。近年來，一般高等院校，甚至中學中也出現了學生信息員。
這些信息員如果表現得好，就可以「加官進爵」，成為入黨積極分子。而黨員畢業以後，就業時可以得到優待。
前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游兆和對大紀元表示，「我在大學的時候就知道有信息員，每個班都有，但具體不知道哪個是信息員，看上去都是普通的學生。」
游兆和表示，這些指派的信息員專門收集教師在講課中的言論，上報教務處等，「跟學校中共黨委等權力部門直接聯繫，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從未有過的邪惡的信息員制度，實際上就是學生告密制度。」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教授王軍對大紀元表示，學生告密從小學就開始了，「小學生就開始互相揭發，並且『冠以好學生』等名義鼓勵揭發，而且現在發展更可怕，現在的微信微博，搞不好學生斷章取義發到網上，搞得現在老師人人自危。」
6月1日，網上流傳出許傳青的回應，她說當時學生上課都在看手機，她很生氣，因此舉出自己過去擔任助教時看到日本學生很努力的例子，說：「如果你們不努力，日本就會成為優等民族，而我們就會成為劣等民族。」許傳青認為學生對她的講話斷章取義。
懼怕自由思想嚴控高校教師
游兆和說，在中共體制下，具有獨立自由思想的教師和律師是中共最害怕的人群，「打壓教師自中共建政以來一直都有，現在表現也越來越突出，『709』對律師的打壓也非常慘烈，對教師和律師的打壓，是打壓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兩個突出方面。」
游兆和說，在中國，中共因懼怕教師傳播自由思想，大學教師受到嚴格審查，「他們只能教中共意識形態、文件範圍之內的東西，教師的教案、講義都要受到審核，教師自己的認識及體會，包括一些事件的真相或學術的探討都不能講出來，否則有妄議之嫌。」
「除了受到學生告密外，學校還有聽課制度、督導員制度等等各種制度對教師的思想、學術教學自由進行監督。教師思想精神壓力非常大，所以，在大陸做教師非常不容易，你的良知、真知灼見沒法談出來。」
游兆和說，中共在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中就殘害許多知識分子、教師學生，「越是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它整風越厲害，很多都是通過告密去實行的，這個告密制度是非常邪惡。」
去年遭學校解聘的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貿學院副教授譚松近期撰文表示，2013年起，他所在的學校在每間教室安裝了2個監視器，說是為了監控學生考試，但主要是為了監控老師。
告密制度造成的三大惡果
游兆和說，大學建立告密制度已造成三種惡果。一是消滅了大學精神，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精神，「中共一黨專政之下，把大學納入它的統治範圍，是中共迫害中華民族精神非常險惡的一步，因為大學是人類社會良知最後的堡壘，就像法院是正義的最後堡壘一樣，這是非常邪惡的，大學精神目前已經淪陷。」
二是破壞了師生關係，中國古代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說法，老師除了傳道授業解惑以外，也是學生的人生導師。
「現在學生告密，中共倡導的就是文革那一套，挑動師生、父子互鬥，用恨來對待，這就是共產黨邪惡文化的本質的體現。」
三是扭曲了學生的價值觀，「當學生認為信息員制度是正常的時候，這個學生的思想和價值觀已經被扭曲，他就會遠離良知、正義，實際已經在參與迫害老師、迫害忠良，這種學生對社會將造成很大的危害。」
游兆和認為，辦好大學要靠教授治校，但中共靠專制治校，「現在又靠告密治校，靠整教授治校，這完全違背了大學宗旨，是絕對沒有前途的。」
游兆和表示，中共一黨專制的邪惡告密制度，「利用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完全扭曲了、毀壞了人與人之間正常的、善良的人際關係，也是對中華民族文化極大的破壞，摧殘著整個民族文化、教育精神，整個民族精神也被損毀。」
「最終暴露出邪惡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就是毀滅人類文化，通過毀滅人類文化、人類道德來毀滅人類社會。」
對中共告密制度研究多年的四川作家冉雲飛在文章《無所不在的告密大網》中表示，中共1949年之後的告密頻密深廣，已制度化、常態化，對社會的傷害曠古未有。他說，當一個制度以激發人性之惡，靠人性之惡來統治人們的時候，誰能保證自己有勇氣活得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