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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誰在習近平心中埋下了連任二十年種子

今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這是人們早就知道的。要說大事新事,只有兩項,一是刪除了1982年憲法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任限制的規定;二是王岐山復出。去年王岐山從權高位重的職位上離職後,成了一個普通老百姓,在這次人大會議上,當選為權高位重的國家副主席。

兩大循環和兩次轉型

這次修憲,修改的是1982年憲法條文,刪除了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這一改變,並不只是改變鄧小平時期以來實行了近40年的一項政治制度,而是重新恢復了被辛亥革命廢除的最高權力更迭規則,所以,這是一件大事。歷史事件大部分是轉瞬即逝,時間一長,不留痕迹,而這次修憲,留下了中國一百二十年來中國歷史變化的一個“大痕迹”。

這一變化,對一年、兩年政治影響並不明顯,但對十年、二十年中國政治有很大影響,也許會有更長遠的影響。

看歷史,有些細節會影響全局,要注意這些細節,但更重要的是大輪廓,就像在高空、在衛星上觀察地球表面一樣,地球表面的大輪廓,人所改變的微不足道,高山大海沙漠平原千年不變。中國歷史也有大輪廓,一是兩大循環,二是兩次轉型。

兩大循環是王朝循環和分合循環,從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被打斷,歷時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王朝循環就是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九個“大一統王朝”一個又一個出現,一個王朝滅亡了,另一個王朝就興起了;分合循環,就是分裂與統一的循環。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的分裂、軍事政變和農民革命造成舊王朝的滅亡、新王朝的興起,交替出現,就是分合循環。

兩大轉型中的第一次發生在二千多年前,從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漫長的準備,在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完成。這次大轉型,改變了中國歷史上封土分侯的、原來意義上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統一國家。

第二次大轉型從19世紀後期清王朝洋務運動起,經過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共產黨革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到21世紀的今天,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洋務運動是19世紀中國的“舊改革開放”,戊戌變法及清末新政是中國的“舊憲政運動”。辛亥革命只是把秦始皇以來的傳統的專制制度轉變為脆弱不堪的共和制度。中華民國和後來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上都是“共和國”,實際上充斥着君主政治的種種殘餘。到今天,這一大轉型遠未完成。第二次大轉型,首要的目標是實現魏京生在1979年提出的政治現代化,也就是要最終結束王朝循環和分合循環,使古老的中國成為政治現代化的、民主自由富強文明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的皇帝夢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改良運動,目標是把君主專制的中國改變為君主立憲的中國。君主立憲,就是用憲法來約束皇帝的權力。這次變法運動歷時103三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政變,大清帝國的皇帝光緒被囚,戊戌變法的參與者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譚嗣同等六人遭到殘殺。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孫中山得出結論,在中國,不是要用憲法來限制君主的權力,而是要廢除帝制,也就是廢除君主政體,建立共和政體。

辛亥革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唐宋元明清舊王朝的循環就此終結,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共和政體的國家。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實行了共和,然而,幾千年的皇權思想不易清除,袁世凱當了中華民國大總統,整天還做皇帝夢,非要當皇帝不可。從中華民國建立開始,中國的共和主義就軟弱不堪。辛亥革命後,中國本來可以按中華民國的憲法,不斷完善法制,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但當面臨議會和政府、以及其他爭端時,腦袋中缺乏法治觀念的孫中山,只知道“二次革命”,而腦袋裡只有專制皇權思想的袁世凱,身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借口反對“二次革命”的叛亂,解散了國民黨、摧毀了國會,走上了復辟帝制的道路。袁世凱當上皇帝後80天,在全國討伐中宣布撤銷帝制,77天後袁世凱在眾叛親離中去世。袁世凱死後一年,張勳依靠手中的軍隊,在接任的大總統黎元洪的支持下,復辟帝制,這是又一次皇帝夢的實踐。1917年7月1日凌晨,張勳等人頭戴花翎、身穿朝服,率領文武大員湧入中和殿,把已經廢掉的、13歲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重新捧上了皇帝寶座,宣讀了復辟“上諭”,改中華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給復辟功臣們加官晉爵。但這次皇帝夢只做了12天,在全國一片反對聲中溥儀宣布退位,張勳逃入荷蘭使館。

袁世凱稱帝的失敗,使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擔任總統、主席的國家元首,都不敢於明目張胆地要求終身在位。就是毛澤東在擔任一屆國家主席後,還把國家元首的職位讓給了劉少奇。毛澤東想當皇帝,受到兩大限制,一是共產黨的中國,名義上稱為“人民共和國”。二是受到中國中央和全國各地許多當權派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澤東知道,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毛澤東擔心自己會成為少數,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名,清除了數以千百計的政敵。1969年中共9大的召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發展到頂點,標誌着毛澤東從一個名義上“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成為真正的皇帝。

毛澤東的文革,本質上是清除政敵、強化皇權的一次大規模行動。中國歷史上的舊專制制度,為了強化皇權,需要從宮廷中清洗掌握實權的功臣、宿將。毛澤東為了清洗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這些當權派,第一次把隱蔽的宮廷政治變成了全民可見的、清除當權派異己勢力的“革命造反”。由於這些當權派在文革前的專橫跋扈、欺壓人民,對他們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帶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這些遵循毛澤東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中遭到了更為嚴重的摧殘迫害。

毛澤東經歷過辛亥革命、袁世凱、張勳復辟時代,他知道,就是他掌握了皇帝的絕對權力,他還是不敢像袁世凱那樣公開稱帝。

鄧小平的正背兩面

袁世凱稱帝是歷史的一場倒退,但也是廣義上的創造歷史。二十世紀的中國,除了袁世凱外,還有5個創造中國歷史重要人物,這就是慈禧太后、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

毛澤東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句話不對。實際上,人民群眾只是人口的繁衍者和歷史的推動者。歷史從來不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看一看人類六千年史,可以發現,人類史上絕大多數歷史事件是自然發生的,而不是人有意識創造,只有政治、技術、藝術和科學假說可以由人有意識地創造,但還有一些非常重大的歷史事變,完完全全是幾個英雄豪傑或軍閥梟雄的創造。

創造歷史的人,在他心中有一顆早就埋下的“種子”,這顆“種子”在適宜的氣候和土壤條件下會發芽成長。《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用“心因”(Memes)一詞,來代表形成“種子”的因素。“心因”是生物學上“基因”(Gene)的文化類比。“基因”通過遺傳而在生物界中傳播,“心因”是人腦特有的,從一個人的頭腦跳到另一個人的頭腦中,在人類社會中傳播。特定“種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組合。創造歷史——與發明新技術、新產品、新武器、新方法一樣,都是從少數英雄或梟雄的“種子”萌發出來的,要經過試驗到大規模工業生產,新制度、新體制、新局面、新社會才能創造出來。

對一個國家或許多國家來說,不同時期內部有隱含着不同的、不斷增長的社會需求,由於各種原因,這種需求受到壓制。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的創造者,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來對待這一問題。一種方式是,歷史的創造者比常人更早發現這種需求,並找到實現這種需求的正確方向和道路,並造福於人民大眾。另一種方式是,歷史的創造者,錯誤地引導人民大眾,把人民作為“追隨者”,為滿足這種需求而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上去。當然,介於這兩種方式之間,還有種種複雜的情況。

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也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創造者。但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他以第一種方式去實現社會需求。經歷過文革災難的鄧小平在掌握大權後,開始小心翼翼地衝破“姓資姓社”意識形態的束縛,正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最早意識到這種需求的正當性、合理性,從農村開始,採取了緩進的逐步的經濟改革,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改革開放解放了被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束縛的社會需求,鼓勵人們發財致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鄧小平的道路是依靠社會本身的力量,使中國一步步地從毛澤東時期的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社會,轉變為一個國有私人混合的經濟、計劃市場並存的社會。這是繼清末“舊改革開放”後的“新改革開放”,使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中國和毛澤東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40年來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政治體制方面,鄧小平看到毛澤東終身掌握最高權力的危害,在文革後提出反對搞“個人崇拜”,主張廢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1982年由全國人大通過了新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這一規定,出於鄧小平“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思想,也是用憲法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政體”國家的最重要的表現。

鄧小平有正背兩面。鄧小平的背面,就是“六四屠殺”。這是對人民的犯罪,今天仍然要追究大屠殺的責任,但鄧小平的正面,是八十年代與胡耀邦、趙紫陽一起的改革開放,包括在1982年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應受到充分肯定。

王岐山與陳一咨性格非常相似

這次召開全國人大,當我在電視上又看到了十九大後幾個月沒有露面的王岐山時,就想起了我很熟悉的陳一諮和萬潤南。

八十年代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王岐山是陳一諮的“小兄弟”。陳一咨和包遵信是《走向未來》叢書的顧問,而王岐山是編委。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成立時,陳一咨是常務副會長,王岐山是副會長。1979年後三年,王岐山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民國史室工作,後來在香港以方丹聞名的郝明,也參與了近代史所民國史的工作,他們也互相認識。

陳一諮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我與陳一諮在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時,他要和江澤民拉關係,就打電話給江澤民,讓他到廠橋辦公室談話,那個江澤民也就去見了陳一諮。當我與陳一諮在紐約時,有一次王岐山來到美國。我覺得王岐山是不可能在紐約看望陳一諮的,陳一諮知道後說,“他媽的,王岐山怎麼不來看我!”

我與陳一諮在北京政改辦、在巴黎和紐約時很熟悉,也認識許多王岐山的朋友,我注意到陳一諮行為模式與王岐山幾乎一模一樣。周恩來曾經說,中國的“中央政治”,主要決定於幾個人。按這種說法,未來的中國政治,起關鍵作用的就是習近平、王岐山、李克強、栗戰書、王滬寧幾個人,就像文革中毛澤東、林彪兩人的關係變化,會造成中國政治的變化一樣,王岐山擔任國家副主席後,按我對陳一諮的了解,就可以知道,在未來的年月中,王岐山會在中國掀起怎樣的政治風暴。

在習近平心中埋下“連任種子”的人

王岐山在這次全國人大後復出、以及習近平為自己開闢終身擔任中國國家元首的道路,這兩件大事,本來與陳一諮、萬潤南風馬牛不相及。但我還不得不談到陳一諮、萬潤南他們。

我十分相信,歷史是英雄和梟雄創造的。他們之所以創造歷史,是因為他們內心世界裏被埋下了一顆“創造歷史的種子”。莎士比亞創作的戲劇《麥克白》,描寫了11世紀蘇格蘭的一位戰勝歸來的將軍麥克白,一顆“種子”如何在他心中發芽、成長的故事。當這位將軍被種下這顆種子後,最後成了蘇格蘭國王。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之所以掀起攪動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是因為心中埋下了一顆“聖經在教皇之上”的種子。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變法,是因為康有為心中有一顆模仿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種子,但因儒家不能改造成為“儒教”,儒家經典不能成為基督教經典《聖經》那樣的信仰,康有為和光緒皇帝的戊戌變法,在袁世凱的叛賣下最終夭折。

這幾天因為寫文章談創造歷史的“種子論”,我不僅想起陳一諮,也想起遠在巴黎的老友萬潤南。我擔任全國青聯常委五、六年,也認識熟悉當時任全國青聯主席的胡錦濤。我在全國青聯離任時,我提名推薦王滬寧擔任全國青聯委員。萬潤南是胡錦濤的同學,在清華大學文藝社團,作為集中隊員,他們吃在同一個食堂、住在同一棟宿舍、組織生活在同一個支部。文革中,他們兩人一起從北京,經過西安、成都、重慶,然後一起乘船從重慶沿江而下,胡錦濤在南京下船,回泰州老家;萬潤南在上海下船。一路上,都是胡錦濤安排一切,照顧萬潤南。但當胡錦濤大權在握、身為 中共國家主席時,對他青年時期的好友為看望自己在中國親人的要求置若罔聞時,萬潤南就發現了胡錦濤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無能。一年多前,我對他說,薄熙來想當中國最高領導人,是因為他的岳母對他說,他比習近平強,這是一顆種子,慢慢在薄熙來心中發芽。現在習近平心中也埋下了一顆種子,你知道這顆種子是誰給他埋下的嗎?萬潤南說不知道。我說這個人你絕對知道。萬潤南就是不知道。我最後告訴他,這個人在習近平當上總書記後不久,寫了一篇文章,希望習近平連任二十年。

萬潤南恍然大悟,原來就是他自己。萬潤南在這篇文章中,懷着對“衚衕學”的不滿說:“和面無表情、語言刻板、說話像背書的前任(胡錦濤)相比,習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講話。他不用那種老套的官話,而是用自己的個性化語言。”萬潤南說:“如果不出意外,普京二〇一六年連任成功,他將實際主導俄羅斯政治二十年”。萬潤南是中國第一個公開希望習近平連任二十年的人。萬潤南文章是題目就是《習同學,你其實有機會比普京更偉大》。

萬潤南是鄧胡趙時期成功的私人企業家,是八十年代聞名中國的四通公司的大老闆。萬潤南流亡國外近三十年,始終堅持中國民主化的理想,在對他的老朋友胡錦濤極端失望的情況下,他寄希望於剛上台的習近平。當萬潤南說“習同學有機會比普京更偉大”時,一方面是為了滿足習近平連任的“私慾”,另一方面為了用“低成本”實現中國和平民主轉型。但萬潤南不知道習近平的性格特徵,沒有想到習近平會那麼迫不及待地在十九大剛開過後的十五天內就要拋棄鄧小平1982年憲法的規定,刪除“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條款。萬潤南說:“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選舉制是民主憲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眾自信與自尊的支撐。你說,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據說,小布殊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的籠子四周插着五根柵欄,那就是選票,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和三權分立。中國的事情要慢慢來,這五根柵欄,我們不能一步到位,那就從民選這第一根柵欄開始。離開了一人一票的選舉制,侈談什麼和諧社會、長治久安,都是痴人說夢。蔣經國先生還說過一句很透徹的話,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一黨專制必然要結束,政改是一種體面的結束方式,拒絕政改則會導致極不體面的結束方式,歷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擋的。希望習近平順應潮流,像蔣經國先生一樣,以專制結束專制。這十年,可以為民主憲政鋪路。十年後,不是按家法交班給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來的候選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普選出新的領導人。因為習近平結束專制所得到的民心擁護,他完全有把握當選第一任民選領導人,到時候我都會投習同學一票。五年後再連任一屆。那麼,習近平將和普京一樣,能夠實際主導一個大國的二十年政治。”

帝制的個性與共和的本性

如果按萬潤南做法去做,習近平不需要修憲,而是在十年任期期滿前,在中國制訂一部全新的、有自由選舉制度的新憲法。看來,習近平沒有讀過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這本書敘述了拿破崙的侄兒路易•波拿巴面對法國工業革命中嚴重的兩極分化,在1848年12月選舉中以550萬張選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總統,並於1851年12月發動政變成立了軍事獨裁政權。如果習近平知道一點法國第二共和如何變為第二帝國的歷史,他就會聽取萬潤南的話。這次人大修憲,可以說粉碎了萬潤南的夢想。使人擔心的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會在未來以新的形式出現。2018年憲法容許國家元首無限期在位,中國的國家安危就繫於一人。

當“國家安危就繫於一人”時,遲早會遇到最高權力更迭問題。在世界歷史上,王位、帝位通常由繼承更迭,但也有“選舉君主制”。中國歷史有一個長期的規律,這就是,最高權力的衰敗往往導致分裂割據,強有力的帝王可以統一中國,而當懦弱的帝王繼承或選舉登上帝位後,分裂割據就隨之出現。

袁世凱稱帝,為中國埋下了分裂的種子。如何判斷“大一統”與“分裂”對中國的意義,這裡不談。中華民國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的第一次建立的共和國,但中國歷史中更頑強的力量是大清王朝時期積累了幾百年的分離主義力量。中華民國除了從1912年到袁世凱去世的短暫幾年是“大一統”時期外,實際上與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一樣,是四分五裂時期。袁世凱以後,是軍閥勢力、共產黨蘇區、日本傀儡政府和台海兩岸分裂的時期,直到今天,持續了一個世紀,中國仍然沒有成為真正的“大一統”國家。

如果說,共和的本性是和平與統一,那麼,可以說,帝制的個性就是分裂與割據,因為帝制的最高理想,就是每一個帝皇周邊的人都想自己稱帝稱皇,或者把另一個人扶上帝位皇位。看一看現在風靡中國的電視劇《獨孤天下》吧,看一看沙特阿拉伯的王位爭奪吧。這次廢除1982年憲法國家主席“連任限制”,使中國傳統的“宮廷政治”就像《獨孤天下》那樣,穿着中山裝和西裝在21世紀的中國重演。

習近平習於“蠻幹”,就像他處理東海、南海衝突、用非經濟辦法對付股市、幾天中就把孫政才關進“籠子”一樣,他可能在他任上為實現台海兩岸的統一,而採取“蠻幹”的方式,用“武力威脅不斷升級”實現統一的辦法。但是,當現在刪除了鄧小平憲法中國家元首連任限制後,國家安危繫於一人,一個微不足道的事件,就會使山頂上的球(物理學上的一種穩定態)滑落下來。習近平的後繼者,一旦懦弱無能,中國就會面臨四分五裂的危險,也許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到了全球化的時代,還要身受一次新的“五代十國”的磨練,然後才能最終擺脫中國歷史上的兩大循環,完成中國歷史的第二次大轉型。

(寫於2018-3-7,Washington DC 近郊,原載香港《前哨》月刊2018-4,2018-3-28在網路發表時,個別地方增加了幾句話。)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前哨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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