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中國「兩會」上，養老並不是一個熱門的話題。在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養老」的字數雖然比去年多了一倍多（14:6），但似乎並沒在「兩會」上形成特別的熱門的話題。倒是新華社在「兩會」期間發的一篇「養老不能靠政府」、呼籲「多支柱養老金體系助力破解全球養老難題」的文章，在社會引發眾多議論。甚至有不少人認為，從當初的「計劃生育好，國家來養老」，到「養老不能全靠政府」，政府是不是開始甩包袱了。
這也許多少反映了當今日趨老齡化的中國社會所面臨的養老問題的困境。而筆者提出的大力發展鄉村田園抱團養老的新路徑，恰恰為化解當今日益嚴重的中國養老問題，提供了一種既不需要依賴政府、又不增添子女負擔的新型養老模式。
在以前，筆者闡述過打通城市居民逆向流動到農村的政策體制、政府開闢城市養老退休人群到鄉村田園養老的「陽光大道」後，將會有大量的城裏人到鄉村養老。讀者對這點的疑問不多。但是，真正能去鄉村加入田園抱團養老的人口總量究竟會有多大、能不能佔到城市養老人群的三分之一、鄉村養老的市場潛力及人口總量能不能達到七八千萬，有人對此表示質疑。
確實，在政府打破政策門檻、允許城市養老一族到鄉村「桃花源」實現田園養老的政策大門打開後，究竟有多少人願意「新上山下鄉」，這個基本的總量不釐清，就難以對鄉村養老這個未來第一消費產業的「黃金組合」意義和作用和影響有足夠的重視。
這裏首先應該弄清幾個基本的問題：首先，中國城鎮退休養老的人口總量究竟有多大；其次，能夠到鄉村田園養老的比例有多少；最後，才能算清真正迫切需要到鄉村田園養老的人口總數。
對於第一個問題，中國城鎮現有的退休和養老人群總量究竟有多大，這方面要有全面的認識。
當前中國的退休年齡是從50歲開始（企業的女職工），加上就業方面出現的4050問題（女性40歲以上、男性50歲以上的下崗失業），實際從50歲開始退休的人群比例會更大。
而以60歲為標準的社會老齡化程度和養老問題，在中國的現狀和趨勢又是怎樣？根據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目前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達到16.1%，到2030年佔比將達到25%左右；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2015年7月發佈的《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訂版》報告預測，到2050年，中國人口年齡的中位數（該指數通常也被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將高達49.6歲（2015年為37），這比歐美一些國家將「更顯老態」（屆時瑞典、英國、美國等歐美國家預測數據為40歲出頭）。尤其是60歲以上的人口，到2050年將佔到中國全部人口的36.5%。
而根據民政部發佈的「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已出現加快上上勢頭。2008年至2010年，全國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從12%提高到13.26%，年均增長0.42%個百分點，2011年後，每年增幅都達到0.6%百分點。
2017年下半年公佈的民政部「2016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到2016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3086萬人，佔總人口的16.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5003萬人，佔總人口的10.8%）。
比這個全國平均數」更能反映城市養老問題嚴峻性的，還是在一些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大中城市，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更是高出全國平均數的10個百分點左右，而且還有逐步加快之勢。
上海的相關統計數據，可提供這方面佐證。據上海市統計局和民政局發佈的消息，2015年上海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435.95萬，佔總人口比例已首次突破30%。據預測，到2018年，上海戶籍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數將突破500萬，2020年總數將超過540萬人，且隨着時間推移規模將持續擴大。
上海市老齡化的今天，可以說是全國老齡化的明天。尤其是醫療衛生條件相似的大中城市更將如此。南京某大學師生2003年曾經對南京市原白下區（現已併入秦淮區）做過一次城市社區調研，發現當時該區60歲以上的老人比例，就已高達26.9%。
由此不難看出，在全國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的城市，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快速上漲到城市總人口的25-30%左右。如果再延伸到50歲以後的退休人群，中國城鎮現有的退休養老者的總數，推算已近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國家統計局最近公佈的全國城鎮人口總數（81347萬人），大約有2.7億人。
當然，這還是全國城鎮退休養老人口總數。其中，還有些生活不能自理、離不開醫院或醫療護理的老人，他們參加不了到鄉村以自助服務為主的抱團養老。估算他們的比例為15%略多（4000萬人左右），那麼還將有2.3億人可以參加到田園抱團養老之中。
那麼，在這2.3億的能夠參加鄉村抱團養老的城鎮退休養老人群中，究竟會有多少人有意願真正加入到田園養老的大軍中去呢？筆者認為應該有三分之一，而且這個估算還是偏於保守的。理由如下：
首先，當今中國的養老，已進入「上不能靠政府、下不能靠子女」的極為嚴峻的「新常態」。與城市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形成尖銳對比的是，無論是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還是傳統的養兒防老模式，都已經遠遠不能勝任日益突出和嚴峻的社會養老問題。
從政府方面來說，根據民政部發佈的「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在2015年全國22200萬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能享受到高齡補貼的老年人只有2155.1萬人，連全國60歲以上人口的十分之一還不到；享受護理補貼的老年人更是少到僅有26.5萬人（千分之1.19）；享受養老服務補貼的老年人為257.9萬人（佔比也只有1.16%）。事實說明，依靠政府及公共財政來解決社會的養老問題，只能示範性的救急，根本不能解決整體性最基本的保障問題。
還有一個更為嚴重的現象，從2015年開始，中國的城鄉居民養老基金當期結餘已首次出現縮水。據人社部發佈的《2015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統計快報數據》顯示,2015年在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分項上,,當期結餘共721.4億元,比上年減少了8.8億元。據介紹，這主要是由於領取養老金人數快速增多導致支出規模明顯擴大所致。早在2014年，財政補助已佔養老基金收入規模的64.9%，這意味着在現有公共財政政策的模式下，政府對養老方面的支出的增長空間已相當有限。
而作為中國傳統養老基石的養兒防老模式，到了計劃生育「獨一代父母」，也變得「灰飛煙滅」。這不僅在於獨生子女不可能再像多子女分擔一樣，一個人需要獨自支撐和承擔起父母的養老問題（經濟上的贍養和生活上的幫助），而且日益高漲的城市生活成本（高房價、高學費和高醫藥費等等），反而使這些獨生子女相當一部分成為「啃老族」。此外，異地就業大勢之下，獨生子女和父母工作生活在不同城市現象越來越普遍，空巢老人越來越多。
一般人以為，空巢老人主要是農村的問題，其實遠非如此。根據國家衛計委2015年發佈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年）》，中國目前空巢老人已佔到老年人總數的一半（農村50歲以上的空巢家庭只有40.3%）。以2015年底全國城鎮人口佔總人口56.1%的比重來推算，意味着全國城鎮老人的空巢率接近65%左右，城鎮空巢老人的總數已高達7500萬人上下。換句話說，中國城鎮老人的空巢率不僅比農村還要高出15個百分點左右，而且三分之二屬於空巢化。根據國家衛計委的這份調研報告，在中國的空巢老人中，獨居老人占老年人總數近10%，與配偶居住的老人佔41.9%。
在中國大中城市出現的這種老年人口佔據三分之一的發展趨勢，和近三分之二的老人空巢化的傾向，已經對現在的城市社會的全面小康及和諧發展，構成了重大的社會問題。如何破解這一日益嚴峻突出的社會難題，已經成了社會各界迫切解決的重大課題。
以上，還只是從政府財政養老和傳統養兒防老傳模式，來剖析在當今中國社會在養老問題越來越嚴重的高壓之下，中國城市的退休養老人群必須尋找新養老模式及鄉村抱團養老的強大動力。
在政府不能完全依靠、兒女又指望不上的大背景下，對絕大多數只能靠自我服務為主的養老群體來說，互幫互助型的抱團養老，也就成為他們唯一可依賴和選擇的養老模式。
但對這些抱團養老一族來說，他們怎樣才能找到找到生活最宜居、成本支出更低、老年活動最豐富的「抱團之地」卻成了大問題。無論是現在極少的醫養結合養老中心，還是開發商推出的各種養老地產，都不是抱團養老的最佳之地。坐等式枯燥單調的生活模式，價格高昂的費用支出，使這些養老方式難以被大多數老人問津，更不是抱團養老的擇優之選。
而中國農村大量閒置的空心化鄉村農舍，特別是1.4億畝可以通過整治盤活的空心村宅基地等閒置農村住房等建設用地，正好為中國城市日漸龐大的養老人群，可提供最適宜、成本最低和最可按需建設的抱團養老集聚地。
這還是從城鄉資源重新整合優化配置的宏觀層面來說。對城市退休養老者個體來說，鄉村山水田園的桃花源一般的養老休閒生活，更是為他們創造了高質量低成本的養老生活基礎。
相比於高度緊張、環境污染和空間擁擠的鋼筋混凝土森林般的城市，鄉村無異可以為退休養老者提供更適宜的人居環境。鄉村田園空氣清新、環境優美、生活輕鬆。這樣的養老生活，不僅只是環境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更為生活模式的返璞歸真創造了條件。聞雞而起，晨練養生，養花弄草，種菜飼禽，三五好友，交流趣好，等等。這種回歸自然、隨性本真、擇群宜居、身心放空的養老生活，不僅創新了比其他形式養老模式更有情趣、更人文、更有吸引力的養老模式，而且在打造全新的養老生活方式的同時，更是大大提升了老年生活的品質和含金量。
除了養老生活的品質和含金量大大提升外，上述舉措也使到鄉村抱團養老城市養老者，在經濟上有了可觀的效益。
在家庭經濟和養老支出上，鄉村養老就會使他們有兩筆可觀的收益。首先是生活成本的大幅降低。無論是吃的新鮮蔬菜瓜果，還是居住的生活成本，農村都比城市的支出費用要少得多。城鄉的剪刀差帶來的一大好處，就是在同樣的支出下，鄉村的實際生活水平和養老質量都要高出不少。
其次，更大一筆的經濟賬還是在城市原有住房空閒後出租所帶來的收益。在一般大城市，七八十歲老兩口居住的房屋面積一般在七八十平方米左右；而五六十歲新近退休者，住房面積大都在100平方米以上。他們城裏的住房，月出租的價格在3000-8000元之間。以5000元為平均數，他們拿這筆租金到鄉村養老，不僅可使夫妻倆不再需其他的收入來支付日常費用，實現「零費用養老」，而且還可年結餘2.4萬元左右；如果一對夫婦在鄉村租賃和改造養老住房總共需要30萬，那麼他們就可用12年半結餘抵消這筆鄉村養老的最大支出，這又是「零投入的養老」；如果這種互助抱團養老周期為20年（夫妻平均從57歲到77歲），相當於在剩下的8年左右（40%）的時間裏，又可實現可實現「零成本、有結餘」的養老。老人的退休金和其他積蓄和收入，則可用在國內外旅遊、養生保健和其他興趣愛好上。這不僅極大保障了鄉村養老者的高質量的養老生活，還將大大減少對本身就「底氣不足」的公共財政的依賴，為社會穩定加分。
所以，從養老模式的壓力和動力兩方面來分析，人們就不難發現，把願意到鄉村抱團養老的比例，推算為中國城鎮可以到鄉村生活的退休養老者總數的三分之一，是多麼保守的估計。
同時，人們更可清楚，把城市裏上億的中產階級退休養老者「搬」到鄉村去，絕對不需要什麼行政命令和動員，更和五十年前的「上山下鄉」有着本質的不同。同時，這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早已成為一種慣例。
驅動城市上億中產階級退休養老者回歸農村的「魔杖」，不是什麼最高指示、紅頭文件和行政的命令，而是一種自願嚮往、於己有利、城鄉資源優化融合市場逐利行為。市場，才是顛覆傳統的力量。
實際上，現在人們對下鄉抱團養老，最大的擔心倒不是市民是否自願，而是怕會不會踩到政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紅線，政府的「門檻」拆除了沒有。
其實，只要仔細研讀這一年來的「紅頭文件」、特別是不久前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相關文件就會發現，不僅鄉村養老最受制肘的養老地產的農村用地政策的門檻和障礙基本消除，而且還專門對鄉村養老產業「敞開大門」。
在不久前公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特別強調「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在「嚴格禁止下鄉利用農村宅基地建設別墅大院和私人會館」的同時，為使「農民的閒置住房成為發展鄉村旅遊、養老等產業的載體」，還專門開了一個大大的政策的窗口，即「允許縣級政府通過村土地利用規劃，調整優化村莊用地佈局」，為單獨選址的農業設施和休閒旅遊設施（註：當然包括養老用地）等建設預留規劃用地指標，對「利用收儲農村閒置建設用地」發展新產業新業態的，還明確要「給予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獎勵」。可以說，這些新政策，使大力鄉村養老產業有了最大的「政策護身符」，過去最大的農村土地政策上門檻，已不復存在。
其實，在一月中召開的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議上，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就強調「國土資源工作要在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有更大擔當」。他說，要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切實解決鄉村建設發展的用地制約」，並說可重點結合發展鄉村旅遊和創新創業等先行先試，探索盤活利用農村閒置農房和宅基地的經驗和辦法，並專門提出了要保障「養老服務業發展等民生用地」。正是這次會上，這位部長透露，中國將深化利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推動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此舉標誌着在農村建造租賃型的養老住房不再有政策壁壘。
此外，稍早時候（2017年8月）國土資源部就會同住建部簽發的一份文件，「撕開」了利用農村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的「政策門檻」。只不過當時只是在全國13個城市開展首批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武漢等都在其中）。這份文件提出，在租賃住房建設和運營機制上，既可以由村鎮集體自行開發運營，也可以通過聯營、入股等方式建設運營。當時要求2020年底前，「着力成功運營一批集體租賃住房項目」，「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改革成果，為構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提供支撐」。而今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則一下子在全國提前鋪開，為在全國範圍內大力發展鄉村養老產業，掃除了最後的障礙。
綜上所述，下鄉抱團養老，通過養老模式的創新，不僅可從根本上解決政府「犯難」的養老難題，而且也化解了獨生子女父母退休養老在養兒防老傳統模式難以為繼後所面臨的最大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