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朋友們談了很多移民的話題。我的一個主要觀點是，雖然這幾十年中國社會的移民熱潮一直沒有消退，但其實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的分界點差不多是2008年前後。
當然這個分界點不是一個明確的界限，只是一段模糊的過渡時期。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曾經出現過一次出國熱。那時的中國才剛打開國門沒多久，中國人對世界的一切既感到無知又充滿好奇，移民美國成為了許多人的終極人生夢想。
在這個背景下，誕生了很多相關的文藝作品，連遠在香港的張學友都來湊熱鬧，唱了一首《紐約的司機駕着北京的夢》。
更著名的是那部叫做《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一播出就風靡全中國。
每集片頭都有的那句話——「如果你愛一個人，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那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地獄」，流傳至今仍是用來形容紐約的經典模板。
我是在2006年第一次去紐約的，那時已經是這一波持續了十多年的出國熱即將結束的時候。在我之後，2008年以後，我在紐約再遇到國內來的留學生，竟然有了一種奇異的陌生感。
1985年以後出生、在全新的環境裏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中國人，仿佛突然轉換了DNA，骨子裏有着我和我之前幾代人所沒有的自信與張揚，無論是眼界和心氣都已經完全不一樣。
在2008年以後，雖然出國留學和移民的人數都持續增長，但出國這件事，已經褪去了它本來就不該有的神秘色彩，還原成一種普通的生活方式，只是無數種選擇中的普通一種。去紐約和去北京上海沒有太大的區別，一樣稀鬆平常。
出國呆一段時間，不想呆了，隨時可以瀟灑地回去，就像逃離北上廣一樣。雖然這個過程不會輕鬆，但至少這是一個可以看得到的可能性。
而對2008年之前，尤其是2000年之前、1995年之前出國的人來說，出國往往是一條不歸路，他們需要為此押註上自己全部的青春，所有的人生。也因此，這件事帶上了一種出埃及記式的悲壯和未知的命運感。
電視劇里，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這個模板的反面，是很多原本在國內小有成就的職業人士，到了美國之後只能靠在中餐館刷盤子、或者在百老匯大街幫遊客畫5美元一幅的肖像畫謀生——現在再移民的中國人，應該不會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了，如果真的到了這樣的地步，他們寧願拍拍屁股回國。
而在這世俗意義的成功和失敗的兩極之間，是更多的人過着平淡的生活。原本押注了全部人生想要換回來的成功，最終沒有出現。
下面這篇文章是我的朋友榮筱箐寫的，她是在2000年去的美國。她說，當年整整一代中國人跑到紐約，大概都是中了王啟明的毒；於是真的到了紐約之後，就在平淡里感到了落差。全文如下：
時間倒回2000年的8月，我拿到來美國留學簽證的那天，我和當時的男友坐在他出租屋的沙發上，那間屋子光線昏暗，墨綠色平絨罩面的沙發在陰影里看上去像個深不見底的池塘，我們像沉入水底的魚一樣一言不發。
他沉默着把一張《北京人在紐約》的碟片放到錄像機里，屏幕上打出那句著名的開場白：「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去，因為那裏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去，因為那裏是地獄。」
然後我們沉默地着看王啟明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掙扎，最終從地下室走進了大豪宅，獲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
那時候我們已經確知我們的關係到我出國的時候就算結束了，我很難猜測他心裏希望紐約對我是地獄還是天堂，但我知道他在試圖從劇情里揣測我在紐約跌宕起伏的生活，和這種生活在不久的將來會怎樣把我變成一個腰纏萬貫卻跟親爹媽吃飯都要分賬的怪物。
現在看來，這樣的想法實在小看了紐約。這個變幻莫測的都市能容得下各種活法，安放得了所有情感，給生活準備了無限多的路徑，這種豐富遠遠不是天堂和地獄這兩個概念就能包容，所以人們才說在這裏一切皆有可能。
但這並不是說，人人都能成為王啟明。有耕耘就有收穫從來都不是必然而是幸運，這一點在那兒都一樣，任誰只要肯奮鬥就能如願以償的地方在這個世界上壓根就沒有。
而移民呢，往往又都是帶着不切實際的萬丈豪情來到連生存都成了挑戰的異國他鄉逐夢，如果歷盡艱辛最後功成名就的喜悅和臥薪嘗膽最後一事無成的失望都可以斗量的話，我毫不懷疑在紐約這樣外國出生人口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裏，前者不過是涓涓細流，後者才是汪洋大海。
可惜能夠斗量的只有王啟明式的成功，因為只有「得」可以被物化，可以成為豪宅、跑車、創業論壇上高深莫測的PPT、衣錦還鄉時珠光寶氣的衣裳，這也讓它被不成比例的誇大，顯得好像無處不在。
而「失」是無形的，它是你心上那個永遠都補不起來的洞，何況大部分人都對此諱莫如深，緊緊捂着那個缺口，不讓別人看，也不讓自己看，假裝它根本不存在。有時候你只能像中醫一樣，在望聞問切中揣測一下那裏的痛。
比方我採訪過的一個乒乓球教練，他曾在中國帶過省級專業隊，來紐約開了個小俱樂部收徒教課，餬口不成問題，但美國人打球不過是玩玩，教練也沒了以前國家體制里養兵千日的優沃和賽場上調兵遣將的威風。
我去採訪他時，現場有幾個華人在俱樂部里打球，他毫無必要的把我介紹給他們，還看似漫不經心其實非常刻意對每個人說：「新華社記者來採訪我。」
這令我有點吃驚，但我什麼也沒說，人艱不拆，他知道我不是在新華社供職，我也明白他為什麼要說我是。
還有在時代廣場給遊人畫肖像的畫家，說他本想來到紐約這個藝術之都大展宏圖，花了大半年到博物館裏看名家真跡，興奮過後一蹶不振，覺得自己永遠不可能達到那樣的高度，老老實實買小凳子和畫架當起了只為稻粱謀的街頭匠人。
他千叮嚀萬囑咐要我別把他的全名登在報紙上，說不想讓還在國內的老婆看到。
「你老婆不知道你在紐約靠畫畫謀生嗎？」我問。「知道，但她不知道是在哪兒畫。」他盯着自己的腳尖說。
還有一個曾供職於華爾街大公司的程序猿，業務過硬卻不善言辭，錯過好幾次升遷機會，逼着自己學會看棒球和下班後在酒吧喝酒，就為了能跟上司增加接觸的機會和共同話題，以便下次有升職機會時不會再被忘記。
2008年金融危機中公司瀕臨倒閉，程序猿沒等到升遷，等來了裁員。
他跟我說，拿到粉色裁員通知單，手裏抱着裝了自己家當的紙盒子被公司保安「護送」出門時，他其實心裏並不難過還有點高興，因為華爾街披星戴月的工作節奏，他已經快不記得孩子在不熟睡的時候是什麼樣了。
我在紐約遇到的中國人里，只有一個用了「失敗者」這個詞指代他自己。
有一次我們隨便聊着些雞毛蒜皮卻還算愉快的事，他突然毫無預兆地說了句：「像我這樣的失敗者······」
他說得若無其事，我卻錯愕了很久。他在一家小公司做業務代理，不算大富大貴卻也不愁吃喝，有房有車，夫妻和睦孩子健康，他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所有這些好像都跟他對自己的評價很不搭。
後來我明白了，其實一個人對自己成功或失敗的判斷往往跟他擁有了什麼並不直接相關，而是取決於他離自己當初那個夢想有多遠。
在《北京人在紐約》裏初識紐約的整整一代中國人大概都中了王啟明的毒，很多人來到美國時身上僅有的東西就是簡薄的行囊和華麗的夢想。
一旦生活在地獄和天堂之間為他們另闢蹊徑，饗以平平淡淡的喜樂安康，他們反而會覺得這不是在紐約應該有的活法，從此在對自己的苛責中一生迷失。
說到這兒必須得講講敏姐的故事，她是來自東北的老三屆知青，在中國嫁了部隊裏年長的高官，配警衛員的那種。
90年代末，她在親戚的幫助下來到美國，原本想靠祖傳鑲牙的本事混口飯吃，來了才知道在紐約能拿到執照開業的牙醫個個都讀過牙科博士。
沒辦法，敏姐開始在皇后區的跳蚤市場做起了批發生意，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不說，還怕被熟人認出來傳到中國去沒面子，出攤時總用圍巾把頭臉包的嚴嚴實實，覺得生活沒盼頭了就到公園裏找個沒人的地方大哭一場，有一陣子還想過要跳樓一了百了。
就這麼摸爬滾打着也熬過了幾年，老公跟她協議離婚，但敏姐終於把兒子接來了。
十幾歲的男孩子正在叛逆期，不能適應新環境，曠課逃學，敏姐太忙連家長會也沒時間去。
兒童局官員上門家訪，想要確定家長是否忽視了孩子的利益、政府是否需要把孩子從家裏帶走交給寄養家庭。多虧好心的華人翻譯，在問話開始前用中文悄悄對兒子說：「你媽媽在美國帶着你不容易，等會回答問題時不要亂說。」
敏姐至今感謝那個叫戴安娜的翻譯，相信是翻譯囑咐的那句話才讓她留住了兒子，她也是從那時起明白了即使是在美國，做生意掙錢也遠沒有把兒子養大成人重要。
這已經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敏姐的兒子高中畢業就輟學了，跟朋友開了個小酒吧，生意挺紅火，還找到了心儀的女孩。敏姐現在也就退了休，幫兒子打理生意。
她說現在很多人見到她整天笑呵呵心滿意足的樣子都不相信她曾經有過那麼艱難的掙扎，她說她心滿意足只不過因為她想通了，中國有中國的好，美國有美國的好，她現在跟誰也不比了，只安心過自己的日子。
如果非要用成功和失敗來分類的話，我覺得像敏姐這樣出走半生，最後跟自己和世界達成了和解，至少應該算是成功的一種。
時間切換回2017年的8月，我回國度假，一個久未謀面的老朋友問：你得到當初去美國時想要的東西了嗎？
我想都沒想就回答說是。
十七年來紐約並沒有讓我腰纏萬貫或變成怪物，我在世界中心做着日薄西山的行業，掙着微不足道的工資，過着波瀾不驚的日子。
但我當初來美國的唯一目的就是看看不一樣的世界，這個理想在2000年那個夏天抵達紐約甘迺迪機場的時候就已經實現了。
李宗盛說，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數，這是真的。走得越遠越可能見到稀罕的景致，這也是真的。跟紐約所能提供的絢麗景致比起來，所謂成功或者失敗其實都是次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