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可能「永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消息傳出，輿論還未來得及完全消化，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發言人就確定將「討論」修改憲法，前後不到兩周，可見習近平深諳兵貴神速的道理。此時此刻，筆者翻開香港牛津出版社的《沒有皇帝的中國——辛亥百年訪談錄》，不禁以為這個其實是個偽命題。
中國、台灣近代史仍有「皇帝」
談起皇帝，不能不思考清末民初的歷史。清末的立憲派和革命派其中一個至大分歧，表面是討論「新中國」應否有皇帝，但其內涵其實是兩者思想政權與民權的關係有別。對倡議保皇的人來說，有無皇帝不是重點，皇帝擁有的權力才是重點，因為他們以為中央集權才是亂世穩住中國的藥石，再待時機成熟，就會把權力下放到平民百姓。開明專制，說穿了，就是視政權為施者，而百姓為受者。但如果開明專制的焦點不是有無皇帝的問題，而是期望「新中國」有一段時間具一個集權政體以穩定國家，那麼，1912年後的中華民國，以及1949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上的皇帝是沒有了，但是否成為一個「純開放」的國家？革命派看似勝利了，但立憲派是否完敗，其主義完全淡出歷史的舞台？
在這段敏感時間，除了「不要臉」，「袁世凱」、「張勳」、「復辟」等詞亦「榜上有名」，在中國大陸網絡全數化為「404 not found」。但筆者以為，若怕群眾反對，要封鎖的詞彙遠不應於此。張勳復辟十二日就宣告失敗，袁世凱過了「皇帝癮」八十多天就急急仙去，但隨之以來的軍閥割據年代，每一個軍閥都是自己勢力範疇的一錘定音者。之後，就當我們對民國政府宣稱的北伐統一中國說法照單全收，到後來退守台灣，至1987年7月15日解嚴為止，蔣介石及蔣經國在國內體制也是「一言堂」。另一方面，1949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更加不言而喻。毛澤東不消說，近日被高舉為創立中共和平挑選接班人制度的鄧小平，竟有不少言論都對他關於黨一元化的批評與規定「國家主席不得連續任職超過兩屆」多有表揚，此誠然與清末仍對朝廷抱有期望的知識份子一樣天真。假若我們對中國近代史還有點記憶，六四、趙紫陽被軟禁等令人詬病的歷史，就是在這位「偉人」手執大權期間發生。鄧小平從來無意讓群眾制衡政權，所有才有包括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四個堅持」理論。
余英時教授心水很清，近日受訪時道：「中國自民國以來，其實都是皇帝，都是一兩個人在專政。」清亡後的皇帝外衣沒了，但皇帝的實權尤在。袁世凱死了，但中華帝國仍在。三民主義也好、馬克思主義也好、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好，內涵都是「純專制」。是以，「沒有皇帝的中國」到今天也不是一個具意義的近代史議題，因為不受制衡的利益集團在近百多年根本沒有消失過。
以梁啓超對權力與腐敗關係的無知為鏡
不過，正如上文已有略提，近代中國並非所有人都對專制嗤之以鼻。「一黨政治與民主相背，但發展中社會的一黨政治是否絕對封閉了走向民主之路？」這種論述到今日仍屢見不少。
回首對中國近代史影響深遠的梁啓超，在戊戌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於《新民叢報》連載〈開明專制論〉，保皇意識濃厚，意味他支持一種漸進的改革，而非推反滿清的革命，實為後人之借鑑。梁啓超保皇其中一個理據，就是他主張中國人民慣於專制已多年，無論思想、風俗、文字、器物都與千年前類近，與當下西方以至日本的進度不一，要求人民一蹴而就具議事參政的能力，要實踐民主立憲，誠然強人所難，甚至形容勉強踐行共和制無疑是自殺行為。再綜合其他理由，簡而易言，梁啓超直指中國與當時的歐美、日本的處境有異，不宜即時「還政於民」，而須循序漸進。如此立論，看似理直氣壯。
不過，歷史已證明：專制與開明，兩個只能活一個。1906年9月，清廷派人出洋考察後宣佈預備立憲，未幾，保守派極力反對設立責任內閣，慈禧亦因害怕袁世凱權勢過重而有所提防，使發佈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隔靴搔癢，更甚者則內閣人過的十三名大臣和尚書當中，漢族不足三分一，較之前的滿漢各半更為遜色，國內外批評譏笑者難免不絕。可見，清廷只想以新政為名維護原有的權力。兩年後，朝廷頒佈的《欽定憲法大綱》更出現「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等連保皇的立憲派都震驚的條文。對此，立憲派對朝廷被動改革的態度愈加不滿，楊度等人開展了國會請願運動，要求「還我民權」之聲此起彼落，最終逼使清廷讓步，宣佈提早於1913年召開國會。可惜，1911年所頒佈的新內閣官制，皇室不僅充當國務大臣，更佔去大多數職位，被諷為「皇室內閣」，立憲運動最終以一敗塗地作結。梁啓超對權力的認識顯然過於天真，難怪有人以為他並非做政治的材料。
國民未醒覺乃中國民主路一大阻礙
謂鄧小平與習近平所以無優劣之分，首先不是要全然否定前者嘗試把權力交接制度化的歷史意義，不過深究二人的政治思想，確實都與辛亥革命的原委背道而馳。百多年前，立憲派和革命派雖曾水火不容，但最終目標都一樣，則建立一個異於一治一亂循環，民權得以彰顯的「新中國」。但「人民」這個在1949年後處處可見的概念，從鄧小平再度上場到今日習近平準備「稱帝」，用丁學良教授的說法，有否逐漸從抽象的存在轉為具體？有良心者，答案不辯自明。不進則退。說習近平決意走回頭路根本是舍本求末，因為嚴格來說，1949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向前走過，最差時期可能較滿清更糟，「最好」時期也不過與清廷平分秋色而已——「人民」仍被視為受施捨的一群。
當然，現今中國處境與清末迥然不同，談革命根本不切實際，但假若中國國民還以為習近平下此一着只是對開明鄧式制度的「反動」，而非從中共權力和民權素來不對等的窘境反思，中國真正的民主路確實很難走前一小步。因為這種現象，多少反映了中國國民接納專權開明的包裝。惟有國民認真反省，才會悟出「沒有皇帝的中國」不可能寄望專制政府實現的道理。李澤厚先生在2010年一次訪問說過，中國如果不改革，很可能會慢慢法西斯化。八年已過，此言非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