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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登奎對毛澤東複雜的感情:感激敬佩不解不滿恐懼

作者:

紀登奎

晚年閒話中,紀登奎談論最多的是毛澤東。可以說,談論毛澤東,是紀登奎一種情難自已的永恆話題。茶餘飯後,或街頭散步,他常常自然而然地就把話題轉到了毛澤東身上。他講與毛澤東的交往過程,也談對毛澤東的認識看法。從這些閒談中,能夠看到他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也能顯露他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從我的領悟來說,紀登奎對於毛澤東,感恩之情是深深植根於靈魂深處的。但是,他對毛澤東的看法是複雜的,有感激敬佩,也有不理解,甚至還有難以言表的不滿和恐懼。

1987年初夏,我隨紀登奎到貴州調研。剛到貴陽的時候,紀登奎讓我找地方志來看。我通過省委接待處找來了《貴州省情》、《貴州風物誌》等資料。他翻開書,看見插圖第一頁是周恩來視察貴州的照片,隨口對我說道:「為什麼沒有毛主席?看來,貴州對毛主席的認識早就比較深刻了。」語氣中流露着不滿和悵然,似乎毛澤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見,紀登奎對於毛澤東有很深感情。我對他說:「也許毛澤東就從來沒有來過貴州」。當然,這是一種解釋,我到現在也不知道建國以後毛澤東是否去過貴州。

紀登奎與毛澤東的關係,在當代中國高層政治歷史上,堪稱傳奇一頁。紀登奎自己經常自豪地說,從1950年冬天在火車上第一次見面匯報之後,到1969年夏天紀登奎調任中央之前,十幾年間幾乎毛澤東每次南下路過河南,都要單獨約談他。期間這種見面匯報有十三次之多。毛澤東與紀登奎的這種面談,並非禮節性接見,而是深談,一般情況下都談一兩個小時,有時候甚至一次交談四五個小時。毛澤東曾數次專門把紀登奎叫到北京匯報,或者親自指定他參加某種會議。

從建國初期到1969進入中央領導層,期間紀登奎的工作多次變動,他先後擔任過三個地區的地委書記,擔任過一個大型企業的廠長,並於1963年春擔任河南省委常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按照紀登奎的說法,其中兩次變動,即從地委書記到廠長,從廠長再到地委書記,是毛澤東事前直接給過他打過招呼的,可以說是毛澤東直接介入了他的工作安排,另外兩次工作變動,紀登奎並不知道是否有毛澤東的直接影響。如第一次向毛澤東匯報宣傳工作經驗後,受到毛澤東稱讚,隨後從地委副書記提拔為地委書記,他不清楚是否是毛澤東對省委領導有交待。

紀登奎進入中央領導層以後,被毛澤東委以重任。當時,因為眾多中央領導人被打倒,黨中央領導核心已經變形,領導機關不能正常運轉,毛澤東成立了統管組織人事和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組織宣傳組,深得毛澤東倚重的康生作為組長。紀登奎作為副組長,協助康生分管組織;張春橋作為副組長,協助康生分管宣傳。1970年秋天起,康生以身體原因不再分管中央組織部,也不再常規性參加政治局會議,紀登奎正式分管中央組織部。毛澤東還讓紀登奎具體負責林彪專案的處理、中共「十大」籌備、四屆「人大」籌備等工作;在經濟方面,紀登奎作為國務院副總理,被安排長期主管農業,曾分管國務院值班室(即國務院辦公廳);軍隊工作方面,在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安排紀登奎成為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即中央軍委委員)、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毛澤東安排沒有軍隊經歷的紀登奎擔任重要軍職,在會議上直接說明,是為了給軍隊的領導層「摻沙子」。1975年,毛澤東還讓紀登奎分管政法工作,擔任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組長。一段時間裏,紀登奎負責的工作橫跨黨政軍,可謂位高權重。

紀登奎對於毛澤東感情之深厚,可以讓每一個與他相處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他每每提到毛澤東,從來不直呼其名,總是稱為「主席」,偶爾也稱為「毛主席」。從我當時的接觸來看,一些老幹部往往對毛澤東直呼其名,而且也有的稱為「老毛」。紀登奎在日常閒談中,不論說到國家大事,還是生活小事,往往情不自禁地聯繫到毛澤東,如毛澤東會怎樣說,或者毛澤東會怎麼處理。

紀登奎談論自己對於毛澤東的感情,有一些經常使用的經典性話語。他常常說的話是:「毛主席那麼偉大,也犯了錯誤,我怎麼可能不跟着犯錯誤」;「毛主席犯過的錯誤,我必定也犯;毛主席沒犯的錯誤,我也可能犯」;「我是毛主席的遺少,已經落在了時代後面」,等等。談論到林彪事件,他也忘不了為毛澤東辯解:「林彪這個人確實是主席用錯了,這是主席的問題,但是,不要忘了,林彪的問題也是主席自己識破並解決的」。

紀登奎經常說,林彪系統、「四人幫」系統的所作所為並不是孤立的,他們的所作所為背後都有毛澤東的影子。「毛澤東所以既起用林彪,也起用「四人幫」,是為了利用他們幹掉那些他認為有威脅的人」。

即使說到毛澤東地晚年錯誤,紀登奎在話語間也從並無貶損之意,而是依然用不失恭敬的語氣。閒聊中,我們時常說到社會上對於毛澤東的批評。紀登奎在承認毛澤東犯過錯誤的同時,常常要為毛澤東辯解幾句。他說:「當然,我承認毛主席犯了錯誤,尤其是晚年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但是,在我看來,毛主席在處理國家主權完整、領土問題上,他一筆賬都不欠。在對外關係上,美國也好,蘇聯也好,毛主席從來不買賬,絕不受這些強國的氣。毛主席曾經當面奚落基辛格,嘲笑尼克遜,而且使他們心服口服」。

但是,紀登奎對於毛澤東的感情是複雜的,或者說,他對毛澤東的感情顯然不是一種宗教性質的感情,因為宗教感情不帶有任何分析批評或者質疑,是一種比較純粹的頂禮膜拜。紀登奎談論毛澤東時,常常直接歷陳毛澤東的錯誤,甚至表露出對於毛澤東的不滿或懷疑。他說:「我認為,主席的主要錯誤,是一個又一個地搞政治運動,特別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搞的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傷害了很多人,也耽誤了很多正經事。主席文章寫得好,話也說得好,但他自己往往出爾反爾,違背了自己的思想。特別是林彪事件以後,更是幾乎誰也不相信了。在林彪事件之後,他的身體和精神狀況一日不如一日。最大的缺點是疑心極重,總是疑神疑鬼。他讓毛遠新當聯絡員,我們見他也不那麼容易。我見他時,戰戰兢兢,小心翼翼,說話也很緊張,只怕哪句話錯了。在主席晚年,我見他的時候,那種感覺,與五六十年代見他,真是太不一樣了。這個時候的黨內政治生活太不正常」。

紀登奎經常感慨,從建國初期直到文革開始的十幾年間,他作為地方領導人十幾次單獨向毛澤東匯報,總的感受是,是能講真話的,有時候這種談話還相當暢快。但是,進入政治局以後,紀登奎本人也成了中央領導人,反而不敢向毛澤東講真話了。特別是到了「文革」後期,林彪事件以後,再見毛澤東的時候,就不是能不能講真話的問題了,甚至基本上連話都不能講了,只能唯唯諾諾聽命。談到這種情況時,紀登奎感嘆:「這是我們黨的悲劇,也是毛主席個人的悲劇。」

在閒談中,紀登奎經常說到林彪本人和林彪事件。他說,政治局會議討論林彪問題,大家都只按照毛澤東定的調子說話,從來沒有人說出自己對於林彪事件的看法。在政治局委員之間,包括在直接負責林彪專案的他本人和周恩來之間,會議之外,個人之間從來不議論林彪問題,更不交流個人關於林彪問題的看法。所以,他始終不知道周恩來自己對於林彪事件的個人看法是什麼。如果說,紀登奎在五六十年代作為一個地方幹部,還可以匯報真實情況和想法,說明黨內下層和高層的關係還基本上是正常的,那麼,在紀登奎被吸納進政治高層以後,這種關係就發生了嚴重異化。在黨中央領導集團內部,連起碼的意見表達都沒有,更何談黨內民主。

紀登奎對於毛澤東的感情複雜莫名。一般情況下,他說到毛澤東的時候,常常大講毛澤東對於他本人的知遇提攜之恩,感激與崇敬之情溢於言表。但是,有時候,在說到一些具體事情的時候,對於毛澤東又有質疑和不滿。在「整黨」會議的「對照檢查」中,紀登奎說到,在批林批孔運動和「批鄧」運動中,他兩度遭到江青等人的嚴厲指責,是毛澤東出面保了他,江青等人才算罷手,所以,他對於毛澤東非常感恩。但是在後來的閒談中,他說起這些事情時,又流露出內心的狐疑,認為江青等人指責他,背景不會那麼簡單。他覺得,當時有可能的情況是,毛澤東既支持了江青等人對於他的指責,隨後又出面保了他過關。紀登奎知道,毛澤東對他已經有一些不滿意。江青等人在批周恩來、批鄧小平的時候,也捎帶上指責紀登奎,有可能也是毛澤東在敲打他,讓他注意自己的立場。這些隱秘的東西,似乎永遠無法證實。但這種推斷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因為,不論批周恩來也好,還是後來批鄧小平也好,根本上都是毛澤東發動和主導的,江青等人主要是執行。既然毛澤東能主導評判周、鄧二人,自然,把一些時間裏與周鄧二人過從比較密切的紀登奎敲打一番,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許,毛澤東既通過江青等人斥責紀登奎,又親自出面保了紀登奎,大概有自己的用意,就是讓紀登奎發揮一種特殊的作用,既作為制衡「四人幫」的力量,也作為制衡鄧小平的力量。對紀登奎本人來說,處理得好,兩邊都得到善待,處理得不好,則兩邊都交惡。從後來的結局看,顯然於他而言是一種不理想的情況。

紀登奎對毛澤東的複雜感情中,還有一種深刻的恐懼。現在看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紀登奎這種內心深處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二十七八年以前,我在一次散步時聽到他說這番話的時候,對當時只有二十幾歲的我來說,內心深處是一種巨大震驚。紀登奎說:「有時候,半夜裏游泳池(毛澤東住處)來電話,我馬上就要往那裏趕。這時候的心情是很複雜的,不知道去了還能不能回來。我的夫人在家裏,也緊張得睡不着覺,直到我回到家裏,才算踏實下來」。紀登奎閒談中說到這種巨大的不安全感,是最讓我難以理解的,或者最讓我不可思議。聽到這裏,我情不自禁地插話:「您想得太多了吧,毛主席那麼信任您,您還有什麼擔心的,難道還會突然把您關起來?」他看我一眼,並不回應我,繼續說話。對於這種身在高層的不安全感,紀登奎只是一語帶過,說話時的狀態很像自言自語,從來沒有做任何進一步闡發,全然不理會我的疑慮和驚訝,更不給我的疑問以直接回應。

以我現在的理解,紀登奎在毛澤東身邊的不安全感或者內心的恐懼,其來源可能產生於兩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權力結構因素,即當時的高層權力系統,已經演變為在一個人的極權統治,在這種政治情景之下,幾乎人人都有強烈的不安全感。這其實已經是高層政治生活的恐怖狀態。其次是紀登奎的個人因素,即恐懼產生於紀登奎與毛澤東的特殊個人關係。到「文革」後期,紀登奎經歷了一場又一場高層鬥爭,躲過了一個又一個政治漩渦之後,已經意識到他的有些作為已經引起毛澤東不滿,開始對來自毛澤東的信任缺乏自信。在這種情況下,他有理由連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有所擔憂。這種人人自危的狀態,使人聯想到歐陽修所說古代帝王宮廷,所謂:「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幃闥」。已有研究似乎還不能解釋,一個以公共福祉為基本使命、以民主自由為制度目標的政黨,是怎樣形成這種極端個人集權狀態的。這種情況說明,在意識形態承諾和體制運行現實之間,差距往往是巨大的,更有甚者,不僅是差距問題,而是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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