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芳華》，吹着冷風走在北京的街頭，零下7度的夜晚，即使沒有拉上外衣的拉鏈，也不覺着冷。路過一盞一盞路燈，泳池邊嬉戲怒鬧的少年、練功房揮灑汗水的舞者、草地上清冷舞姿的少女，一張張幻燈片似的在頭腦中播放。馮小剛絕對稱得上中國影壇敢講真話的一號人物，離經叛道如果用來形容他還稍微缺點什麼。
這不僅僅是一部適合70後的電影，每個年代的人都會在影片中看到共鳴。我們這代人雖然沒有經歷年代的動盪、戰爭的洗禮，但那個時代書寫的集體主義卻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
故事的發生地文工團在當年的時代背景下反而是個安樂窩，他們在練功房肆意青春，在靶場練習打靶邊上還有拍照的小哥，去慰問戰士演出才能看到戰爭的殘酷。所以在馮小剛的鏡頭語言下文工團的生活是明亮的，這與現實中我們的安樂窩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安樂的集體生活中，總會有至少那麼一個人顯得不「合群」，他不需要表現出多大的罪惡，也不需要做出些什麼，也許是一個細節，一個眼神，他就成了大家集體中心照不宣的「異類」。
於是在影片中發現大多數我們自己的縮影——蕭穗子。蕭穗子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是集體中的一員，何小萍就是影片中的「異類」，眼看着集體對何小萍的「特別待遇」，偶爾會流露出對她的憐惜，但是卻沒有站出來做什麼，冷冷的旁觀着，這叫「沉默的作惡」。參考海綿襯衣事件，剛從泳池出浴的少男少女看到一件胸前縫着搓澡棉的襯衣，紛紛疑問這是誰的。
蕭穗子：這搓澡巾里的泥，不扎的慌嗎？說完大家轟然大笑。
這是我們生活的寫照；討厭一個人的時候沒有理由，他做什麼都是錯的。在集體裏被排斥的人，當發生任何不好的事，大家會心照不宣的首先想到他，於是出現了何小萍晚上回到宿舍被女生扒衣服的事件。
嚴歌苓的小說中表示這件衣服就是何小萍的，因為何小萍容易出汗，她在衣服裏面縫搓澡棉用來吸汗。但是電影中馮小剛將這一點隱藏了，影片結束也沒有點出這件衣服的主人，這是馮小剛的高明之處，將原著里的戲劇性的殘忍都隱藏了，淡淡的訴說着人物的經歷。
這是集體的殘忍之處，也是這個社會的某種規則，這種規則不好嗎？不見得，我們這些年已經習慣了這種規則，並在這種規則下生活的很滿足。不能融入這種規則不好嗎？不見得，是「特別」罷了。
當我們被單拎出來看這些人物的命運，或許會猜測會惋惜，還會看完悵然若失：這就是他們經歷？這就是他們的結局？
我們就是大多數蕭穗子這般殘忍的看客，錢鍾書在《圍城》裏說：忠厚老實人的惡毒像飯里的沙礫或者出骨魚片裡未淨的刺，會給人一種不期待的傷痛。
除開何小萍，黃軒飾演的劉峰就是集體的另一個異類，他是大家眼裏的活雷鋒，承包了所有隊伍里的髒活累活。這在我們生活中也是常見的例子，如果一個人被貼上大好人的標籤，大家就是以這種標籤去監督他在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一旦他表現得有所出入，大家會理所應當的覺得：他變了。
所以這是個永恆的話題；進入一個集體。
1、是先表現出完美的一面，相處中慢慢發現性格的弊端
2、還是慢熱點，不要把自己的好全盤拖出
這是對生活的延伸，馮小剛鏡頭裏的劉峰是自始自終的老好人，他吃的是食堂里煮壞的餃子、追豬圈裏逃跑的豬、幫班長做沙發、把唯一上大學的機會讓給戰友，但是當他向喜歡的女孩表白心跡的時候，被人解讀為「觸摸事件」，老好人的身份破滅了。
「活雷鋒怎麼能有欲望呢？就這樣還配做活雷鋒呢？」這是大家的想法。
在多倫多電影節展映的版本，文工團針對「觸摸事件」，開展了一場集體批鬥，這在現有的電影中剪掉了。
兩個異類才能心心相惜，嚴歌苓說：一個始終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識得善良，也最能珍視善良。
何小萍在宿舍樓下喊出：劉峰，我明天送你。是我落淚的畫面。
嚴歌苓說：「一旦發現英雄也會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會格外擁擠。」
我們往往對好人苛刻，對壞人寬容。
影視劇中常常傳遞出來的觀點便是如此，好人變壞了，他的結局與否會遭到大家的唾罵，壞人變好了，會得到大家的褒獎，這是否公平？
所以說馮小剛離經叛道還缺點什麼，再加上桀驁不馴剛剛好。
《1942》裏講述河南大饑荒哀而不傷；《我不是潘金蓮》裏，揭露了「官場現形記」；《芳華》裏他將人們內心最深知卻又絕口不提的一層層剝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