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空氣污染治理「達標」，京津冀及相鄰地區強制推行「煤改氣」，但因工程遲遲未能完工和「氣荒」，數以千萬計的民眾已經並將繼續在寒冬里挨凍。國內外輿論稱之為「北方人道主義危機」或「中共管治危機」。
這場危機牽扯極廣，既涉「煤改氣」決策的科學性問題，又涉其執行的合法性、合理性問題；既含中共內鬥、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因素，又含環保部與發改委能源局、「三碗油」「互掐」因素等等。
本文僅論強推「煤改氣」的決策錯誤。扼要而言，「煤改氣」只是治理空氣污染的手段之一，受制於大陸現階段的現實條件，不能強推，更不適合作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手段。
其一，從節能角度上講，在花巨資「禁煤」和「煤改氣」之前，更應先提高農民房屋的節能保溫性。
有研究表明，對農村房屋節能改造可實現節能近40%-50%。陸媒《財新》曾援引了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的觀點，他認為目前對農村散煤整治的措施脫離了發展階段，也本末倒置——在農民房子還四處漏風的時候，他們只能燒得起煤，而要減少取暖耗煤，提高房子保溫性能的性價比要高得多。
其二，從治理空氣污染技術選擇角度上講，「煤改氣」遠非絕佳之選。
例如，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執行主任陶光遠曾對《好奇心日報》表示，換上燃燒效率更高的新型燃煤爐一樣可以達到治污目的，並且不會影響居民生活成本。他舉例說德國也是在燃煤時代治理的大氣，「我們要從煤炭時代跨到可再生能源時代，天然氣只是一個過渡，我們應該用清潔燃煤。」
又如煤粉爐技術。在煤炭產地就把煤脫硫，除雜，打成極細的煤粉；然後用封閉的罐車拉到使用的地方，用管道輸送到鍋爐，吹進爐膛，通過低氮燃燒裝置完全燃燒，全程不露天。最後廢氣經過除塵脫硫，實際排放比燃氣鍋爐都好。核算成本，僅僅是燃氣的60-70%。
環保部門為什麼對此都視而不見、偏愛「煤改氣」呢？有評論者認為是環保部門「懶政」所致。因為燃氣廢氣就算直接排放也不會超標；燃煤鍋爐就不一樣了，脫硫、除塵、低氮燃燒使用到位才能達到標準，這樣監管執行太難，管不過來。
此外，從學術上講，「煤改氣」能否有效治理空氣污染，並未達成共識。一些學者，如王雅珍教授（中華環保聯合會能源環境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兼專家組組長）等還指出，「煤改氣」或將加重空氣污染，帶來新的更難解決的環保難題。
其三，從天然氣供給角度講，「氣荒」數年內都難解決。
2009年，大陸部分地區遭受冰雪災害，曾出現天然氣供給不足的現象。「每年到冬天都會有天然氣缺口」，國家能源局一位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今年夏天就已知道今年天然氣會有很大缺口。
在11月29日召開的第五屆中國天然氣行業市場化發展大會上，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天然氣市場高級經濟師徐博認為，「國內的天然氣『氣荒』在近五年內難以解決。」
他說，按照目前中國天然氣消費量大約2300億立方米計算，有效工作氣量必須增至230億立方米，才可以實現保供。而去年中國地下儲氣庫實際工作量為76億立方米，僅佔去年天然氣消費量的3.7%（全球天然氣地下儲氣庫有效工作氣量佔比在10%-15%之間）。
進口氣短時間之內對解決「氣荒」也無多大作用。陸上方面，中亞天然氣管已正式投產，但要達到300億立方米的供應量，還需要多年時間。而中俄、中緬天然氣管道還未開建。海上方面，儘管簽了近3000萬噸的LNG，但都是長期合同，並大部分集中在幾年之後才能交貨，對短期之內的「氣荒」無能為力。
而天然氣消費量卻在迅速增加。中共發改委數據顯示，今年全國天然氣消費量預計超過2300億方，增量超過330億方（其中六成來自「煤改氣」），同比增幅達到17%。這個增量和增幅，相當前5年年均增量的2倍以上。
第四，從國際經驗角度講，改善能源結構、治理空氣污染絕非一蹴而就。
原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曾對《財新》說，倫敦自1956年《清潔空氣法》頒佈實施（1968年修訂），要求居民、商業和工業部門燃用的煤炭改為天然氣和電力，經過13年才使50%的大倫敦區建成了無煤區，顆粒物濃度由1956年的280微克/立方米降到1969年的50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由320微克/立方米降到125微克/立方米。
事實上，中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決定了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在可以預見的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難以得到根本改變。從污染治理和能源安全等角度來看，煤炭清潔化利用是必由之路。中國傳統化石能源遠未優質化，在開採、轉化、終端消費等過程中，存在着巨大的清潔化空間。
在此宏觀架構中，「煤改氣」只能是選擇之一，而中共竟敢搞「煤改氣大躍進」，一如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煉鋼鐵」、九十年代的三峽工程及南水北調工程，是無知？是瘋狂？是別有用心？
這類決策，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人們還要忍受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