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過去的這個周末，氣溫陡降10幾度，一個老友聚會中，好幾位戴上了口罩。然而，17～19度在這個季節其實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星期4、5的30度高溫。而這幾天的氣溫「劇烈變化」，正是全球氣候變遷的縮影：氣候變化不會是平滑曲線，而是「鋸齒狀」的上行/下行走勢，出現「尖利」震盪，人們就會因為適應不良而受苦——4天的10度變化則受涼、感冒，10年的旱澇交錯則全國受煎熬。
全球暖化是否人為造成？全球暖化是否為劇烈天候的唯一因素？爭議還在繼續，但橫亘在眼前的問題卻是：劇烈天候變遷已經在全球造成災害，而且愈來愈劇烈。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努力當然是有意義的，但是卻顯得緩不濟急（甚至最終證明無力回天），那麼，人類的苦痛要怎麼辦？答案令人無奈：還是得靠各國政府。——從人民角度看，是個人無法對抗天災，必須政府來；從全球角度觀之，是各國「自掃門前雪」，顧不到他國。
以此觀之，美國總統川普反而是先覺者，美國儘可能拋棄原本負擔沉重的國際「包袱」，希望能將資源、力量用在美國。當然，這個策略是否正確還有待驗證。
美國從國際組織抽腿（如巴黎公約、TPP等），令中國大為興奮，媒體莫不認為「中國撿了現成」，但中國是否就「贏了」（如經濟學人所言），也有待驗證。
本專欄曾經提到，習近平一再強調的「中國夢」，裏頭藏着習大大的「天可汗」夢。且看唐太宗李世民當時的氣候挑戰是什麼？
氣象學家根據數目年輪等古代氣候記錄「讀」出：西元8～15世紀是所謂「中世紀溫暖期」，也就是西元700年到1499年之間，全球氣溫平均偏高。易言之，700AD.之前的100年，氣溫平均較低，也就是相對穩定。
600AD.的中國是隋文帝在位，南北朝才結束11年，中國人民正享受「開皇之治」。然而，隋文帝開皇初年還處於分裂狀態，南北朝兵連禍結、民生凋敝，隋朝百廢待舉，隋文帝甚至一度將中央政府從長安移往洛陽「就谷」（遷就糧食供應）。於是他普設義倉，鑿廣通渠（關中地區的運河），到隋煬帝即位時，史載「人口益多，府庫盈溢」。可是隋煬帝雖然繼續開鑿大運河，卻用於個人逸樂，而非民生物資運輸，兩個皇帝做同樣的事，一念之差卻決定了隋朝興亡，人民也因此再陷入苦難。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時（626AD.），唐朝已經統一天下，但李世民面對的是一個戰亂後的中國社會。當然，他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但是貞觀之治的運氣成分也很高：一年又一年連續大豐收，商旅可以「千里不齎糧」，曾經有一年「全國死刑犯29人」，那可是人民安居樂業不願犯法的重要指標。而那才是唐太宗能夠成為「天可汗」的本錢——外國商人可以到長安做生意，外國使節來長安可以慷慨接待，乃至15寸等雨線以外的地方讓各草原民族的可汗自治，大唐軍隊只對付「挑戰天可汗」的部族（叛變或侵略他部族）。
但是，天可汗的國際地位維持了多久？我的算法是110年：641AD.～751AD.
641AD.那年，文成公主去吐蕃和親，之後是大唐帝國的黃金時期，包括貞觀之治最後幾年，以及唐高宗、武則天（其實她的治績很好），然後是唐玄宗「開元之治」。747與749AD.高仙芝的遠征軍兩度擊潰吐蕃，大唐的勢力在中亞達到頂點，於是跟正崛起的阿拉伯帝國（中國稱「大食」）產生衝突。751AD.發生怛羅斯戰役，高仙芝的軍隊深入大草原700餘里，兩軍在怛羅斯河畔展開激戰，唐軍傷亡過半，大食軍付出「慘重代價」，那是唐朝史官的記載（高仙芝的報告），無論如何，結果是阿拉伯帝國統治中亞，大唐帝國從此未再進入大草原，甚至吐蕃從此不斷侵襲中國——天可汗當然也「謝謝收看」了。
一次千里外的戰爭失利就讓大唐帝國一蹶不振了嗎？非也，是因果搞反了：根據氣象學家的研究，中世紀溫暖期的頭上（700AD.開始），不規則的乾旱開始籠罩東亞，導致唐朝由盛轉衰的最大因素，可能是寒冷、乾燥氣候，導致較少夏季降雨，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6AD.）關中發生一連串的乾旱，山東（太行山以東，也就是黃淮平原）每隔一年就有「歉收」記載。那才是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原因，而對外戰爭的失利，應該是其「果」。這個推論的佐證是，南美洲的馬雅文明同樣在8世紀達到鼎盛，然後在9世紀滅亡消失。另一個佐證是，唐亡後的五代，為什麼沒有能力統一「十國」？也是因為旱澇輪流危害達數十年。
回來看今天的中國，國力確實稱得上鼎盛，習近平也稱得上雄才大略（看他前5年任期的成績是雄才，提出一帶一路是大略），可是他因為川普退守而「撿到現成」（如果美國不退出，勢必費力更多），即使一帶一路順利推動，中亞大草原跟西亞大沙漠如何安渡全球劇烈天候，那可是「天可汗」的負擔了。
所以說，川普縮手以後，習近平的超極強敵將是——全球暖化，特別是他一再把這個課題攬在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