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聽東歐人對劇變的認識
會議組織者給我的題目是：「東歐道路」，其實現在既沒有「東歐」的稱呼，也沒有「共同道路」的提法。比蘇聯劇變早兩年的東歐，雖然目前與我們的國家關係還算正常，但是卻顯得比較隔膜。對於他們的經濟轉軌過程，我們一向偏重於負面報道，說東歐受西方「和平演變」的「忽悠」吃了大虧。
劇變後的東歐，被我們形容為：「糟政府、爛社會、議會就像馬戲團；分企業、賣銀行、民族國家全賣光，到處是一派亂糟糟的無序民主」。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我們的報刊使用了「東歐陷落」、「東歐貧血症」、「東歐遭遇滑鐵盧」等聳人聽聞的字眼，甚至有些幸災樂禍的心態，似乎是為了證明我們先經濟改革而後政治體制改革的英明。
20年前我是東歐劇變的「現場觀察者」，20年後我又浮光掠影地感受了金融危機下的東歐，可以說在這方面有一定發言權。對於當下的東歐國家，尤其是波、捷、匈、斯這些已經入盟的國家，凡是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些國家都已經毫無懸念地融入了老歐洲。「身在廬山」之人，與山外之人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有牢騷、也有懷舊，認為新歐洲與老歐洲比仍有差距，但並沒有對「天鵝絨革命」感到後悔。
對於「亂糟糟的民主」，東歐諸國的國民看法與我們很不同，他們承認議會政治有毛病，但一切矛盾可以公開，這本身就是一種「常規化」的表現。比起舊體制「高度一致」、報喜不報憂的傳統，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面無疑是一種進步。而且他們認為，民主從來就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民主最大的貢獻就是讓社會各方面的利益群體在議會這個公共平台上按照一定的規則來博弈，大家都使明的不使暗的。
在這些國家的議會裏，常常可以看見議員們在打架，有人就說民主太亂了，其實這只不過是轉型國家政治發展的必經的過程。更何況公開的博弈形式哪怕再不雅觀，也比任何秘密政治要好，因為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沒有陽光的角落不知道會滋長出什麼東西。朝鮮倒是挺一致的，但是沒有一個東歐人願意選擇這樣無選擇的「一致」，否則極左派早已成為第一大黨了。
至於分企業、賣銀行，只要分得公平、賣得透明，那就是工會和民眾的自我選擇，比過去蘇式計劃經濟的強制性合作要強得多，也比該國共產黨的黑箱操作、權錢交易強得多。賣掉，也許不一定是最佳方案，而且批評聲音一直不斷，但這是全民參與的博弈過程，配合氣氛始終佔主導，沒有出現過倒退與動盪。
東歐的民眾說：「過去那種『領袖們』向『普通老百姓』指導應當如何生活的時代結束了，在20世紀，那些人打着『幫助普通老百姓』的旗號，施行了最惡劣的專政。」這種家長式的管制方式，也許的確帶來過「需要叩謝皇恩」的福利，但是這種福利並沒有阻擋人們對自由的渴望。誰都知道東歐的「天鵝絨革命」是千百萬民眾自發參與的結果，儘管他們對經濟轉軌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儘管「劇變後沒有實現他們的所有夢想」，他們有抱怨，有懷舊，但是鮮有要倒退回去的意願。
總體來講，1989年東歐民眾反體制的四大基石：非蘇化、私有化、非軍事化、親西方化，是有社會共識的，絕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20年的轉軌，左右輪流坐莊，各輪了兩三次，在這一點上沒有動搖。也就是說，東歐人不喜歡被「代表」，他們的選舉文化證明了自己對模式的偏好，這恐怕才是最真實的感受。
我們喜歡說，「蘇聯解體之痛、東歐劇變之苦」。他們卻說，蘇聯霸權是建立在我們小民族痛苦的基礎上的，在他們不痛的時候我們痛，而他們痛的時候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目的，是我們的夢想。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拉科夫斯基談到東歐的劇變時說，「因為這一制度里，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公正」。波蘭前總統華里沙在接受《南方周末》訪問時說，「我不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我反對的僅僅是蘇聯的共產主義，因為它是一種僵化的非人性的社會制度」。
蘇聯模式在東歐是移植過來，從來沒有在本民族紮根，此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的團結工會都體現了這些民族的抗爭。東歐各國內部本來就積蓄著長期的民主化衝動，它的民主化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動的，所以有心理準備。與獨聯體國家「從天而降」的民主化完全不同，那些國家的情況是，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說，隊伍解散了，你們自謀出路吧，於是政府稀里糊塗地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這種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註定了它的空心化，後來出現的問題與此有直接的關係。
社會共識是一種神奇的力量
如果談到經驗，要說有什麼共性的話，那就是除了經濟轉軌適應具體環境要具體考慮外，東歐各國認為有幾點很重要：社會共識，社會建構，人文精神。
具有社會共識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凝聚力的社會共識的重要性怎麼估量都不過分。有一個全民族認可的主流價值，直接影響着轉型國家的社會發展目標和社會穩定。它是需要大智慧、大平台的，有共識國家就不會亂，有共識社會就不會散，有共識就有希望，而沒有了這一點就容易形成社會動盪和黑社會的「叢林化」局面。
東歐國家主流價值基本上有兩個緯度：一個是和1945年以前的傳統對接，一個是與母體的歐洲文化對接。他們提出的口號是建立「共同的歐洲家園」，重返我們的「歐洲的價值」，劇變中提出的口號是「回到1947年以前去！回到1918年的第二共和國時期！回到歐洲陣營中去！」他們不承認1945年是真正的解放，認為那僅僅是更換了佔領者，而1989年才是二戰真正的結束。
1990年12月在華沙貝爾維德宮舉行的新波蘭總統的就職儀式上，二戰期間流亡倫敦總統卡喬羅夫斯基將波蘭第二共和國國旗、憲法原件和總統印信交給了華里沙，表示了劇變後的政府與波蘭民族「歷史正碩」的合法繼承關係，華里沙通過這個方式讓劇變後的波蘭歷史與傳統對接。東歐這些國家認為他們是小民族，而小民族有一種世界性、普適性，現在西歐是穩定的民主社會，在文化上與東歐又有一致性，向西靠的結果一定會強於原來在蘇聯體制下時的狀況，歐盟成員國的身份不僅有安全保障，而且還有經濟援助，促進所在國的議會民主和市場經濟，何樂而不為呢？如果刻意繞開西方已有的經驗，另闢蹊徑的結果可能反而是一種新式的倒退。
其實這個主流文化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共識，有了社會共識，再難的轉軌也能度過，就像波蘭在劇變之前，共產黨執政時期，物價剛上漲兩位數，就罷工不斷；而團結工會時期，物價上漲達到2000%，大家也咬牙頂了過去。這就是社會共識的重要意義。建立社會共識要有一個智慧的團隊，要有民眾認可的本國歷史的核心階段，要有一個道德偶像的關鍵人物，比如馬薩里克、納吉等等。
他們擔心自己被留在這個「已被抹掉的地區」，生存環境毫無保障，東邊的俄羅斯持有「核武器和能源」兩大武器，隨時都可以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於是民眾沿着歷史慣性尋找新的安全保護傘，民眾對加入北約的支持率和積極性之高超過政府。東歐人對這次「回歸歐洲」評價很高，把它並列在歐洲的五大重生之一：基督教使羅馬重生；文藝復興使希臘精神復活；宗教改革使督教重生；新教倫理和工業革命使歐洲重生；歐盟一體化使東歐國家重生，重新回到歐洲大家庭的隊伍中。
從1997年以來，歐盟委員會每年對入盟國家的評估涉及31個範圍，指出他們距離入盟標準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給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國家發出一種明確的信號，通過進行必要的變化，能夠得到更多的回報」。對新歐洲國家來說，銀行業的全球性流動已經形成，借貸方便多了，雖然歐盟對債務的規定有「赤字不超過GDP的3%，債務累計不超過GDP的60%」的政策限制，但是因為缺乏硬性制裁，有規定等於形同虛設，危機對政府造成的衝擊遠遠大於百姓，因此民間感覺與政府不同。
反觀俄羅斯就有很大的不同，混沌的「國家思想」使他們整合難度加大，在傳統的意識形態跨掉以後，這個曾經「憑藉思想聯合起來的共同體」，至今沒有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自從經歷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空場」以後，俄羅斯就面臨國家認同和「國家思想」重建的迫切問題，俄羅斯各派政治力量先後提出過「主權民主、東正教精神、歐亞主義和帝國學說」等作為新的意識形態方案，但是因為缺乏共識，都沒有堅持下來。由於擺脫不掉「前帝國」的慣性，現在俄國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目的性明確的「社會戰略」，整個俄國處在一種焦慮綜合症的狀態下，既有「身份認同」的焦慮，也有「向何處去」的選擇焦慮、安全焦慮、整合焦慮與人口焦慮。
所以俄羅斯處在一種搖擺當中，它直接影響到國家發展的均衡性和持續性。有人把這種狀況歸納為「缺乏主導性特徵」的「俄羅斯猜想」。說白了就是社會共識不足。歸根結底一句話，有了社會共識再大的難關都能渡過，否則就會做成「夾生飯」。（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