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在幾乎所有的歷史問題上，大陸的共產黨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都各執一詞，但對於發生在一九五五年的「克什米爾公主號」慘案，雙方的陳述雖然在用詞上褒貶不同，但在客觀內容上卻少有地保持了一致，那就是，這一樁曾經震驚全球的炸機案是台灣特務以周恩來為暗殺目標所策劃的一起謀殺案。
然而冥冥之中，也許鬼使神差，二○○四年七月二十日中共突然來了個東施效顰，有選擇地按五十年解密國際慣例，解封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機密檔案。未料到，這個早已塵埃落定的陳年舊案竟然死灰復燃，並引發了從遺屬到網民、從竊竊私語到怒吼痛罵的質疑。這其中到底隱藏着怎樣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的一隅有一個墓碑，下面埋葬的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在飛往萬隆會議途中遭炸毀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遇難者。碑的正面是周恩來的題字「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碑的背面刻着遇難者的姓名和簡歷。
提到「克什米爾公主號」慘案，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大陸中國人，幾乎人人熟知。令人們刻骨銘心的印象大致有兩個：一個是對冷血炸機的仇恨;另一個則是慶幸，周總理太忙，正好沒趕上這架死亡飛機。炸機案的次日，中共外交部發表聲明，將其定性為「美蔣特務機關導演的謀殺案」。同年九月二日，港英當局將此案定為台灣涉案的「惡性謀殺」。
四十年後的一九九五年，案發時的台灣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出版了《白色恐怖的秘密檔案》一書，坦然爆出了策劃炸機案的全部細節，令人瞠目。六十多年後，中共自曝的解密文件卻重新引起了人們的思考，那就是，多方面證據顯示，中共在炸機發生之前完全知情，但炸機卻是沒能避免，僅僅是周恩來得以避開。這難道是巧合，還是另有蹊蹺?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錫蘭和巴基斯坦五國總理，正式提出召開亞非二十九國首腦會議，並邀請中共領導人參加。次年二月十日，周恩來了收到印度尼西亞政府的正式邀請，立即復電應邀。
三月份，中共獲悉台灣特務機關緊鑼密鼓地部署「一」號行動，計劃趁亞非會議之機暗殺周恩來。然而此後，周恩來對內部人員做出高調姿態：堅持按原定計劃出席萬隆會議，路線是從香港出境，然後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直飛雅加達。
解封檔案顯示，四月三日，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接到廣東省公安廳密報，稱台灣特務機關已掌握我代表團行蹤，可能採取行動。四月九日晚，更獲悉暗殺計劃的具體細節：特務將用定時炸彈破壞代表團的包機。此後，周恩來發出急令，命中共部門火速與港英當局交涉。四月十日，中共外交部歐非司副司長緊急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要他轉告香港當局，要加強防範。香港新華社更於「克什米爾公主號」起飛前的十幾個小時內，兩次向印航駐港經理髮出警訊，要求嚴加防範，不得讓任何外人接近飛機。外交部的呼籲，新華社的警告，對於粉碎炸級陰謀有多大的作用，尚不得而知，但是這些高調的動作讓世界各方人士都相信，周恩來一定會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
四月十一日十二時四十五分，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和記者八人，加上三名外籍人士，共十一人，乘航空公司的專車直達「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機門，免檢直接登機，航班順利起飛。六小時後，在飛到馬來西亞的沙撈越以北一百海里上空時，飛機爆炸起火，二十分鐘後，機身斷成三截墮海。其中三名機組人員奇蹟生還，另外五名機組人員加上十一名乘客遇難。
慘案發生的第二天，全世界各大報，包括港台報章，頭版頭條無一例外的是「赤色中共總理座機爆炸墮海」、「周恩來葬身無情海」等等。然而就在此時，周恩來竟突然安然無恙的死而復生，讓全世界不得不驚訝他迷惑人的本事是多麼的幹練而徹底!
對於周恩來的復出，中共的解釋是，他三月中旬突然得了闌尾炎，並動了手術。但是這一中共的特級機密，竟被緬甸「獲知」。於是緬甸方面秘密邀請周恩來先赴仰光休息幾天，並參加一個小型會晤，之後再轉程去雅加達。周去仰光的行程也很奇怪，四月八日他就離開北京秘密去了昆明，在那裏秘密停留了六天後，乘坐緬甸派來的專機飛往仰光。
慘案前八天的四月三日，中共就已獲知台灣當局要在香港下手，四月九日更掌握到具體手段——用定時炸彈炸飛機，而周恩來也早就做好了改道的計劃。但是為何周恩來仍然讓自己的貼身司機、其他中共高級幹部和金髮碧眼的記者們按原計劃登機呢?這種冷血部署，營造了周恩來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假像的，目的又何在呢?
所有這些事實只能指向一個結論，那就是「克什米爾公主號」慘案是一個陰謀。而這個陰謀不僅是台灣特務機構謀殺周恩來這樣一個簡單的暗殺，而是周恩來利用台灣特務成功上演的一出苦肉計，藉此破壞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形象，同時激怒港英政府，從而徹底摧毀台灣駐香港的情報系統。
儘管這樣的結論已經揭示出周恩來的冷血本質，但人們對慘案的質疑與考查並沒有到此結束，更多蹊蹺的事實引出一個更為驚人的結論，那就是，這個炸機慘案的苦內計，似乎還不僅僅是周恩來對當時台灣保密局的頭人毛人鳳的將計就計，而是在一切之初，周恩來就已經在扮演導演的角色了。
慘案發生後，全世界都被台灣當局刺殺周恩來的這樣一種聲音所淹沒，但是誰是「克什米爾公主號」慘案的策劃者。事實是，當時的台灣當局乃至其保密局，針對中共要員並沒有具體的暗殺計劃。炸機案的首倡者是台灣當局在香港情報站一個負責人，叫趙斌承。趙斌承積極主動地構思和部署了全部作業計劃，並稟報局長毛人鳳。毛人鳳素來目光短淺，輕信了趙的精心布署，以為志在必得。
趙斌承以六十萬港元的重金收買了機場清潔工周駒，利用他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做清潔工作的時機，輕而易舉地將定時炸彈裝在了飛機上。案發後，周駒最終逃到台灣。但蹊蹺的卻是，與周駒有密切關係的兩個「知情人」卻遭到台諜追殺，最後這二人竟然去了大陸廣州。這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們不禁想到，「克什米爾公主號」慘案的最初計劃真的僅是趙斌承一個人想出來的嗎，或者說，趙也不過是在周恩來指使下扮演的一個前台導演，而真正的幕後導演卻正是周恩來自己。
當年慘案的三名倖存者之一、飛機維修工程師卡尼克回憶道，當飛機爆炸起火後，他看到令他永世難忘的一幕，所有中國人員都正襟危坐，沒有突發性的驚慌與求生的掙扎，似乎對眼前的一切早已知曉，只是坐等死神的來臨。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這些被中共挑來的生祭者們，沒有眷戀，沒有眼淚，甚至都沒能發出一聲人性的呼喚，只有麻木。當我們揭開這段塵封的歷史時，這一幕，也許遠比那烈焰濃煙更令人感到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