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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良慶:我的1989:從反自由化到六四大屠殺的地方性記憶

1989年5月19日,天安門廣場上絕食靜坐的學生(網絡圖片)

(謹以此文紀念八九學潮和那些死去的亡靈)

八九學潮和六四大屠殺對我們這些參與者是刻骨銘心的,它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性格、命運和生活軌跡。每年的這個時刻,都免不了要以某種方式紀念和反思。

1989年學潮發生前後,我這個帶有自由化傾向的潛在顛覆犯尚在安徽省檢察院工作,不可能像有些學生那樣跑到北平去聲援,甚至不能公開參與,好在新婚之後剛分到福利房,能借口裝修房屋遲到、早退甚至請假,以隱蔽方式參與本地學潮,並在鎮壓後的追查中成為漏網之魚。對運動中心發生的事情,除了高潮期間本地高自聯與北平高自聯密切的通訊聯繫,我知道的都是當時和事後的公開報道和當事人回憶。好在這方面資料比較多,地方性記憶則比較少,也不平衡,有些地方記錄者多些,資料豐富些,合肥似乎就比較少,我也只是偶爾在一些文章中提及,作為地方性參與者,希望能從個人視角貢獻一點難免帶有偏見的記憶。大屠殺後出於保護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考慮,我從不寫日記,後來不斷被抓捕、抄家,乾脆把早年日記都銷毀了,甚至刻意選擇性遺忘一些人和事,加上年代久遠,雖然從網上能檢索到一些大事件時間節點,有些記憶在時間上仍然不確定,事件描述應該比較準確。

1986年學潮和反自由化前奏

我的母校安徽大學是一所省屬綜合性大學,在1980年代啟蒙運動氛圍下,青年教職工和學生思想比較活躍。1989年學潮中,安徽大學青年教職工和學生積極分子在本地學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事後受到迫害的也比較多,甚至是1986年學潮的發源地。參加工作後,我仍然跟安大教職工和學生保持密切聯繫,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開始後,還頂着單位壓力,跟一位北大畢業的歷史系教師G君在安大附近合租一套民房居住,每天上下班從學校穿過。即使不方便直接參加學生社團活動,也能及時了解動態。

我一直對跟工作無關的學術思想問題和“非組織”社會活動保持興趣,在單位年輕人中多少有些另類。1986年10月,因為一篇探討經濟轉型時期犯罪問題文章,同時獲得《青年論壇》(後來流亡美國的胡平主持)在武漢主辦的一個研討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與上海市社聯、《社會報》(該報反自由化中被關閉)六家單位聯合主辦的“改革中的社會問題研討會”邀請,因為時間上衝突,我決定去上海。如果分管檢察長知道這個會議不久後會被定性為自由化“黑會”,肯定不會同意我參加。會議地點位於五角場的空軍政治學院禮堂,與會者主要是從事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專業人員,也有少量像我這樣的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邀請來作報告的都是一些帶有自由化色彩的知識界名人,如曹漫之、王若望、劉賓雁、鄧偉志等。聽會務組人員介紹,本來還邀請了於浩成、蘇紹智、方勵之和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時被批判的作家戴厚英等人,可能是這些自由化頭面人物社會活動比較多,未能與會。

社會學家鄧偉志當時在上海是家喻戶曉的人物,究竟講了些什麼已經沒印象了,只記得開幕那天似乎是他主持,中午跟我們坐一桌吃飯。曹漫之因為黨內資歷比較老,很受尊重,大會報告說什麼也記不清了,但至今還記得他在小組會議上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提出異議,介紹他曾跟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的中央政法委書記陳丕顯爭論“憲法是擺設,是寫給外國人看的”。當時家喻戶曉、號稱“劉青天”的人民日報記者和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是會議結束那天匆匆趕來作報告的,他利用手中那支筆到處幫人打官司,至死都對社會主義保持第二種忠誠,追求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他在報告中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談到張志新在獄中被看守輪姦。即使後來被中共平反,追認烈士,官方媒體也從來不敢報道這種慘無人道黑幕。不過三十年後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還是王若望在開幕那天做的報告。滿頭銀髮、精神抖擻的王先生,用一口上海話公然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說他喜歡跟個體戶交朋友,資本主義、自由和自由化都是好東西,認為中共要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與法治,必須開放黨禁,實行多黨制。這句振聾發聵的話讓與會者為之一震,也是後來被人舉報後,中共把這次會議定性為“黑會”的主要罪證。

當時知識界和學生政治參與熱情都非常高,高校各種社團很活躍,有各種講座和學生辦的報刊,我不僅為這些報刊寫過稿,甚至還參與過編輯活動。從上海回來後,安大研究生會請我為他們辦的“反思與超越”系列講座作報告。我說可以當回二道販子,結合自己的看法介紹一下曹漫之、王若望、劉賓雁、陳奎德等人的一些觀點,因為話題比較龐雜,難於定義,我讓他們視需要擬個題目。11月下旬某晚,直到報告前看到貼在教學主樓海報,我才知道自己做的報告是可以海闊天空的“政治問題漫步”,地點在當年上課的西側階梯教室。

趕到後才發現,這個不倫不類話題居然很有吸引力,教室已經坐不下,走廊上都站滿人。因為開夜車通宵趕寫講稿,白天又要上班,我當時滿頭虛汗,主持人很體貼,讓我坐下說。儘管我在上海作完犯罪問題大會報告後,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副主編藍永蔚立即不客氣的說我年紀輕輕思想卻有點保守,這次講演卻非常成功。幾個小時下來,同學們興猶未盡,簇擁着不讓走,結果被幾個年齡比我還大的進修生拉到宿舍繼續懇談、留宿。學潮發生後,聽說當時有個負責軍訓的現役軍官也帶著錄音機聽報告,事後要舉報我思想反動,幸虧當時學校領導比較開明,沒有坐實此事。

稍後,合肥市開始縣區級基層人民代表換屆選舉。

12月初某天上午,安大中文系83級C同學跑到辦公室跟我說:老沈,安大開始鬧事了。鄰桌負責我們這一片的檢察員W警覺地看過來,我心裏叫苦不迭,在桌底下用腳踢他,學生哪知道黨政機關人心險惡,繼續興高采烈的說:昨天食堂工人M跳出來競選人民代表,晚上我們就開始貼大字報支持競選。我只能苦笑。C走後,W問我跟他什麼關係,警告我不要跟學生來往。當天下午,處長安排我這個書記員獨自代表本處去滁州地區檢察分院參加該地區法紀工作會議、會同該院和嘉山縣(今明光市)檢察院法紀科共同調查一起當地警方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案件,會後應分院檢察長要求陪他們去南京市檢察院交流、觀摩開庭,然後再到嘉山進行案件調查。

等我從兩地兜一圈回來,才知道合肥發生學潮並蔓延南京、上海等地。這時,反自由化運動已經開始了。第二天上班時,同事用異樣眼光看我,有人悄悄問我到底幹了什麼,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安大研究生會聽說此事,為了替我開脫,自作主張寫封感謝信交給分管副檢察長L,說我報告如何如何,沒想到好心辦壞事,坐實同事自由化指控。單位召開處級以上幹部會議,檢察長F不點名批評說:有人自由化思想嚴重,還不主動向組織交代。過了很久我才知道,鄰桌思想狹隘、行為怪癖的W檢察員和同年參加工作、思想比我還解放的K書記員分別向處里和機關黨委彙報了我在辦公室和住處流露的自由化問題。一氣之下,我不顧處長警告,以替單位節省開支為借口,搬出與K同住的旅社,在安大附近租房居住。

外界雖然知道1986年學潮與1919年五四運動、1966年紅衛兵運動、1976年四五運動和1989年學潮都是從政治中心北平開始並且以北平為中心不同,是從相對偏僻的安徽合肥開始的,但是都誤以為這次學潮發源地是中國科技大學,跟科大在高校的影響特別是方勵之對學潮的影響密不可分。科大是排名前列的全國重點大學,時任校長管維炎和副校長方勵之都是思想開明、成就斐然的物理學家,後者同時也是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當時到處作報告鼓吹自由民主思想。當年從上海回來後,我還在安大聽過他報告。如果說劉賓雁的影響主要是從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出發反對特權腐敗,帶有“第二種忠誠”的道德化色彩,方勵之則是更徹底的異議,從源自西方的普世價值出發直接鼓吹自由民主思想,中共把他視為兩次學潮罪魁禍首,可謂慧眼識英雄。學潮被安大食堂工人競選人民代表點燃,是偶然擦出的火星,點燃了早已被自由化運動風乾的柴禾。

寫作本文時,我通過谷歌檢索確認1986年學潮第一次遊行發生在12月5日,由此推斷C同學來辦公室告知學生要鬧事應該是此前一日。9日,合肥高校爆發規模更大的遊行示威,兩千多學生衝進市政府大樓。

儘管這次學潮經驗不足,缺乏組織和思想準備,提出的訴求從改善食堂伙食到自由民主五花八門;一哄而起,反自由化後迅即偃旗息鼓,其規模之大和存在的問題,都為1989年學潮做了鋪墊,可以視為後者的前奏。

1989年學潮和大屠殺悲劇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後,一黨專政極權國家性質並未改變,從鎮壓西單牆民主運動到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運動依然像前三十年那樣不斷間歇性發作,但是除了鎮壓西單牆和1983年嚴打(前者表明對政治反對的態度是一貫的,但在當時背景下對整個社會觸動並不大,接踵而來的是改革開放蜜月期;後者針對治安問題,雖然靠砍人頭震懾了一些人,表面上似乎跟意識形態無關,知識界並沒有被觸動,這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麻木不仁也導致智識上的障礙,無視極權國家絞肉機並沒有廢除,甚至從未停擺,隨時可以吞噬任何真實的和想像的敵人),意識形態控制能力和專政手段都有所弱化,清除精神污染固然雷聲大雨點小,在黨內開明派和知識界反對下草草收場。1986年學潮和反自由化運動雖然導致胡耀邦下台,鄧小平欽點開除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三人黨籍,其他一些自由化頭面人物被勸退(比開除黨籍溫和的處罰方式),但對整個知識界和社會打擊並不大,那些開除和勸退的在人們心目中反而成了悲情英雄。印發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自由化言論供全國批判,反而起到宣傳自由化思想的作用,讓原本局限於知識界和高校的自由化分子及其言論變得家喻戶曉,偷雞不著蝕把米。正是這次教訓,後來除了鎮壓法輪功、近兩年打壓異議和維權人士,採取大批判和電視遊街方式,基本上都是暗箱操作,只嚴打不批判,甚至連六四大屠殺都從平息反革命暴亂變成了語焉不詳的風波甚至根本沒有這回事。到1987年夏季,接任胡耀邦的趙紫陽就開始糾偏,反自由化運動偃旗息鼓。中共十三大報告更是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

1980年代是官方主導的國家機會主義改革和民間追求民主化同床異夢的蜜月期,語焉不詳的改革開放讓很多人誤以為官方和民間存在所謂改革共識。秦暉認為這種“共識”僅僅是需要改的共識,至於怎麼改從來沒有共識。撇開少數先知先覺不談,這種說法大體準確。據趙紫陽後來披露,中共實行改革的目的原本就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跟民主化訴求南轅北轍。這個致命誤會,既給體制內外異議提供了一定空間,也製造了虛假希望,制約了反對派獨立發展空間。對中共來講則是既弱化了意識形態和專政手段,也導致1989年圖窮匕首見,最終不得不用坦克碾碎改革迷夢。

無論如何,正像鄧小平在鎮壓得手後接見戒嚴部隊師以上軍官時說的:“這場風波遲早是要來的,早來要比晚來好。”

當時知識界普遍認為,不僅經濟體制需要進一步改革,孤軍突進的經濟改革還遭遇未能配套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瓶頸制約,導致官僚主義、腐敗等社會經濟問題,迫切希望把民主改革提上日程,政治參與熱情高漲。到1989年初,很多人都預感局勢會發生變化。一方面恰逢三個對中國現代史影響重大,很有象徵意義的紀念日: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中共建政四十周年。另一方面是知識精英發起一系列要求釋放政治犯的請願活動:1月6日,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釋放包括魏京生在內的全部政治犯,引發一系列集體上書請願活動。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2月16日,陳軍在北平召開外國記者招待會,公布了方勵之、北島和其他32名知識精英請願信,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甚至連冰心那樣從不給當局添堵的作家都參與聯署。3月份,這些公開信被張貼到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大學校園裡。萬事俱備,只欠一根合適的導火索。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終於在北平點燃1989年學潮並蔓延到全國,最終成為學生主導、全民參與的八九民運並遭到中共血腥鎮壓,釀成六四大屠殺悲劇。

胡耀邦逝世後,安徽大學也開始出現標語和大字報,但是很快被校方剷除,學生沒有像北平和西安等地那樣動起來。到4月19日,按《李鵬日記》的說法:“各大城市(17個)都有學生騷動,已成為全國性事件,矛頭直接對鄧。”我感到有點着急,跟安大校工M君和學生骨幹SH君、Y君等人商量能否鼓勵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我在檢察院工作不能公開出面)。M君認為時機不成熟,要等等再說。人民日報4.26社論(李鵬主持常委會根據鄧小平談話精神決定4月26日發表的《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殺氣騰騰,把學潮定性為“動亂”,導致學潮進一步升級。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成立。這次學潮吸取1986年學潮經驗教訓,組織形式、行動能力和政治訴求都表現的很成熟,能根據形勢變化及時調整行動和訴求。

合肥學生髮動起來比較晚。因為時間太長,我記不清是在4.26社論、趙紫陽五四講話和亞行講話,還是5月13日北平學生開始絕食後,可能是趙紫陽講話或者北平學生絕食後:前者表明中共內部存在分歧,趙紫陽講話充分肯定學生愛國熱情,是對4.26社論的否定,能起到激勵作用;後者則具有強烈震撼力。那天下班經過安大學生食堂時,學生聚集在食堂門口,中文系教師H君、校工M君和SH同學登上人防工程通風口圓台發表演講。SH看到我,招手喊我上去,我正在跟一位老師說話,怕被其他人認出,搖手拒絕。知道當晚學生會上街,我趕忙回去弄吃的。天快黑回到安大時,遊行已經開始。遊行隊伍似乎是分成兩路,一路出北門經安徽農學院直接從長江路進城,一路出東門沿績溪路、金寨路經過安徽醫學院、中國科技大學、安徽教育學院進城,各校學生匯合後,從長江路經過省政府轉到市政府廣場靜坐示威。市府大門緊閉,辦公樓前站了一排武警。學生喊市委書記、市長對話,幸虧沒人理睬。學潮剛開始,尚未成立學生組織,就算現場推出代表,也不知道該談些什麼。

雖然每天都要去安大看看,但是為了防止暴露身份事後遭到清洗,我只是私下跟一些熟悉的教工、學生骨幹打交道,除了大屠殺發生後唯一例外,從未公開發表講話,也不參加學生組織活動,對安大學生自治會和合肥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立細節並不清楚。事後聽說安大新聞系學生S君成為高自聯主席頗有戲劇性,別人發表演講時,他在下邊拍照,被學生當成特務喊打。為了保護照相機,他索性跳上台發表演講,後來被選為高自聯主席。

學生組織成立後,組織、宣傳、聯絡、後勤工作井然有序開展。因為官方內部分歧公開暴露出來,總書記趙紫陽五四講話和亞行講話明顯有同情和支持學潮的味道,很多人對學潮前景非常看好,根本意識不到會遭到鎮壓。李鵬跟學生代表對話後,地方黨委也有樣學樣,安徽省委書記盧榮景跟合肥學生對話時,宣傳部長牛曉梅慌不擇言,稀里糊塗表態支持學生去北平(聲援),被老奸巨猾的盧榮景不客氣糾正,用一些官場上模稜兩可的政治正確話語搪塞學生。校方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基本放任不管,學校廣播站被學生自治會接管,高自聯在市府廣場設立了人民之聲廣播站,站長是合肥工業大學學生楊峰。安大一些青年教師也在兼做大禮堂的一食堂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支持學生。他們究竟說了些什麼,已經沒有印象,只記得風度翩翩、擅長表演的化學系教師N君似乎最受歡迎。自命不凡的中文系教師K君,後來在清查階段靠檢舉他人順利過關。

翌日下午在籃球場東側學生樓看大字報時碰到N君,他得意洋洋告訴我:M這幫人不行,已經被淘汰了,我們組織了一個由高層人士組成的團隊,負責跟官方對話。N說的高層人士,估計就是以科大化學系教師W君為核心的一幫秀才。W是上海人,頭腦靈活,因為鼓吹改革名氣比較大,但是因為太聰明,對本地官方和學生的實際影響都很有限,跟雖未直接出面,卻被學生視為精神導師的前科大副校長方勵之沒法比,徒然帶出一幫投機取巧的青年才俊。N當時已經停薪留職做技術轉讓生意,後來去國失聯,多年後突然聽說成了公知大V,因為抱今上臭腳,被網友戲稱為N舔舔。

我雖然不能預見學潮會以血腥大屠殺收場,也沒有樂觀到認為一場學潮可以改變一切。根據我在機關工作經驗和對中共政權理解,這次學潮比1986年學潮對中共政權衝擊大得多,不僅目的明確、訴求集中,還出現了學生、工人和知識界自治組織,引發黨內鬥爭更加激烈,很可能會遭到更嚴厲的鎮壓和秋後算賬。為了提醒大家做好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我用化名寫了張大字報《怎麼辦》貼到安大校園裡。

5月20日,北平宣布戒嚴後,學校態度大變。翌晨上班經過安大時,校園顯得很安靜,只有一小隊學生準備上街遊行,領隊的生物系Z同學頭上還綁着代表絕食的紅布條。他們剛走到生活區郵政所附近,就被安大黨委副書記夏某攔住,指名道姓喝令Z同學要對此負責。擒賊先擒王,Z同學愣住了,遊行隊伍停下來。我見情況不妙,上前衝著夏書記喝道:學生遊行示威是憲法權利,你憑什麼阻攔?這下輪到夏書記愣住了。學生見狀一下就沖了過去。我推着單車陪他們走出安大北門,才掉頭騎車去單位上班。

大家意識到很快會遭到打壓,儘管都沒想到會以大屠殺結局。一些學生繼續去北平聲援,一些學生主張空校回家發動群眾,更多的人則留在學校繼續罷課、遊行示威。我知道共產黨是可以殺人的,動用野戰軍和重武器戒嚴不是兒戲,看法更悲觀,開始物色沒有沖在一線的學生積極分子和社會人士,準備在學潮被鎮壓後組織抵抗運動。

六四大屠殺發生後,學生開始做抵抗和撤退兩手準備,高自聯主席S君退出,換成學潮發生前就有組織社團經驗、頗孚眾望的Y同學。6月5日晚,我破例決定陪安大校工M君和Y同學、SH同學一道去省教院參加高自聯、工自聯聯席會議,商討如何應變。一路上,我們商量如何支持北平學生市民抗暴、有計劃組織撤退,不把撤退變成潰敗。

當晚聯席會議上,有人主張解散兩大組織,有人主張面對大屠殺要進一步號召工人罷工、商人罷市,支持北平學生市民抗暴。我不是高自聯、工自聯成員,大多數與會者並不認識我,見狀還是發表講話,強調政治鬥爭是利益和實力決定的較量,面對當局暴力鎮壓,我們雖然處於劣勢,但是撤退也要體面撤退,不能是一場潰敗,合肥並沒有實行戒嚴,完全有條件在當局動手鎮壓前打一場阻擊戰,支持北平學生市民抗暴。主持會議的高自聯秘書長、省教院進修生劉芳國激動地鼓勵大家:“是騾子是馬,上場遛遛就知道了”。

高自聯學生代表是各校學生推舉的,能夠代表學生決定行動。工自聯代表雖是積極分子,卻不能代表本單位工人決定罷工,他們提出需要學生幫忙動員,甚至設路障迫使工人罷工。當時社會情況跟後來也不一樣。一方面,因為中共內部有分歧,從趙紫陽亞行講話後,直到戒嚴部隊佔領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等媒體前,媒體一度放開,民眾知道學潮和戒嚴、屠殺真相,對學生很同情,甚至連黨政機關幹部都參與遊行示威支持學生。另一方面,貧富兩極分化、社會不公、腐敗現象也沒有後來那樣嚴重,工廠不僅不存在下崗問題,還能利用貸款發獎金,工人對生活狀況比較滿意,實際上不大可能罷工。

會議多數決定:次日組織學生大規模遊行示威並在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只允許單車和行人通行,呼籲工人罷工、商家罷市。有人提出合肥鋼鐵公司是本地最大企業,如果罷工能帶動其他工廠,建議派人與該公司領導談判,同意工人罷工(回頭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求),也得到採納。次日下午,我和M君一行人帶着貼有北平傳來的大屠殺照片展示牌乘車去合鋼。因為合鋼黨委書記女兒也在省檢察院工作,我擔心他認出來,沒有跟大家一道去會議室談判,獨自留在樓下舉着展示牌向過往行人介紹戒嚴部隊對學生群眾進行大屠殺情況,呼籲罷工。這次談判不僅沒有結果,對方還偷偷做了錄音並提供給警方,成為秋後算賬證據。

遊行示威和堵路持續了好幾天,期間包括中小學教師、新聞界在內,不少市民都帶黑紗、抬着花圈參加遊行,抗議大屠殺暴行。學生設路障雖然造成交通癱瘓,給市民出行造成不便,人們不僅不反感,反而很支持。軍隊轉業的省檢察院監所檢察處老處長T君,買了一箱汽水送給在三孝口堵路示威的學生,並應邀發表演講,譴責軍隊屠殺暴行,後來上級要求開除他的黨籍,監所處黨支部幾次開會都未能通過,被撤銷職務提前退休。

清查追捕行動開始後,當初義正詞嚴的劉芳國主動向警方自首,檢舉揭發他人,M君、安大S同學、工大Y同學陸續被捕判刑。我雖然也被劉芳國檢舉,他只知道我在檢察院工作,並不知道具體姓名和單位,年齡描述也比實際年齡大得多,知道底細的那些人沒有出賣我,得以漏網並迅即組織地下抵抗運動,直到三年後被捕。

儘管歷史事件帶有測不準的偶然性,且無法假設,事後諸葛亮式的檢討對未來政治實踐仍然有很大參考價值。但是這種檢討不僅要對歷史事件和人物有同情的理解,更要充分考慮包括組織發育、思想準備程度在內的群眾運動特性、環境和條件,更要考慮博弈雙方都程度不同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就此而言,我對激進和保守的兩大看法都不贊成。激進者認為,當時政治、知識精英和學生過於保守,如果在上百萬人支持的絕食和戒嚴受阻期間一鼓作氣衝進中南海,就什麼都解決了。問題是,當時的改革派政治、知識精英和學生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政治願望嗎?從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塗污毛澤東畫像被學生扭送公安機關看,即便有少數人衝進中南海,屆時抓捕他們的很可能不是戒嚴部隊,而是廣場上的學生群眾。保守者認為學生太激進,未能見好就收,與黨內改革派實現良性互動,導致以鄧小平為首的老人幫用大屠殺中斷了漸進改革進程。這不僅是對學生的苛求,更是對中共政權和極權國家絞肉機性質的誤判。考慮到這是一篇紀念性文稿,我不想就此展開論述引發不必要的爭議。

2016年5月25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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