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她是繼劉慈欣之後，又一位獲得「雨果獎」的中國作家。在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中，她以科幻作品的恢弘想像表達對現實世界的關切，擊中了當下中國社會的「痛點」。
這位兩歲孩子的媽媽看上去像一個還未走出校園的未經世事的小女生，給人的感覺甚至有點怯怯的。在單向空間拍攝間隙，她披着羽絨服坐在椅子上，一個人安靜地看書。書是她臨時在書店裏挑的，一本是《政治哲學的視野》，另一本是《何謂正義》。
北京摺疊
直到雨果獎頒獎典禮之前，郝景芳女士都沒有對自己能夠獲獎抱有太大的期待，她甚至已經準備好參加由《冰與火之歌》作者喬治·馬丁每年例行舉辦的「雨果獎失敗者派對」。雨果獎是國際範圍內最為權威的科幻文學獎項之一，有「科幻界的諾貝爾獎」之稱，入圍的作者包括美國著名作家斯蒂芬·金。最終，郝景芳在2012年用幾天時間寫完、最早發在清華BBS上的《北京摺疊》獲得了第74屆雨果獎最佳短中篇小說獎。
《北京摺疊》原本是郝景芳構想的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主人公老刀是一位生活在第三空間的垃圾工，為了幫女兒籌措幼兒園學費，冒險幫第二空間一個研究生給他在第一空間實習時認識的上層人家的女孩送信。在這裏，北京是一個分為三個幾乎相互隔絕的空間的摺疊城市，時間被分為一個個48小時的摺疊周期。大地的一面是住着500萬上層精英的第一空間，他們擁有其中完整的24小時；另一面是住着2500萬中產階層的第二空間和容納了5000萬底層人群的第三空間，另外的24小時他們分別使用其中的白天和夜晚。
小說里，三個空間的設定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現實世界的社會分層與階層固化。從某種程度上說，郝景芳為「摺疊」這個普通的詞語賦予了新的現實含義。深圳「傳說中的6平米小戶型」刷屏網絡時，一位去實地考察的網友，看到摺疊在牆壁上的電動床後說，「我看到的是『深圳摺疊』」。有人詳細分析了「上海摺疊」的幾種可能方式——沿着黃浦江摺疊，內環線摺疊，或者，按照房價摺疊。甚至一個北大學生還仿寫了一篇《北大摺疊》，摺疊後的北京大學裏，權貴的孩子和外籍學生住在第一空間，自主招生錄取的學生住在第二空間，高考進來的學生住第三空間。
這是郝景芳寫作生涯的第10年。對她來說，這個獎「就像你買彩票買了10年，總歸中一次，但也僅此而已」。但如今距離獲獎已經過去4個月，《北京摺疊》的輻射依然沒有消失。在這個人們已經接受了階層固化的現實、安於各自的階層、鮮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年代，這個理工科出身的作家依然還在關心社會現實。在她看來，正因為這是一部直接書寫社會問題的小說，觸及到了社會痛點，才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2016年10月底，郝景芳回母校清華大學參加了一場與社會學家李強、作家格非的對談。李強曾經與博士生合寫過一篇論文，文章在研究分析兩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後指出，中國社會日益分裂為城市——農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個世界，「不同世界之間社會分層結構迥異，並且差異有加強的趨勢。」這位社會學家在現場評價郝景芳的《北京摺疊》時說：「我覺得景芳她寫的《北京摺疊》，應該說顯示了目前我們社會現實很強烈的一個東西，就是社會分層現象……她設想如果人類社會真的走到這一步的時候，其實是很可怕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警示。」
格非則認為《北京摺疊》最精妙的地方倒並不是對社會分層的呈現，而是對分層以後不能自由流動、階層固化的形象描述，「我認為她寫的不僅僅是北京，實際上包含了我們整個世界非常多的問題。」
也許正因為這篇小說與現實之間密切的呼應關係，以至於它在國內與國外引發了非常不同的反饋。美國讀者將它視作科幻小說，他們由它想到的是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可能在未來產生的失業問題；中國讀者最多的一個反應是：這是科幻小說嗎？這更像是現實。
遙遠的距離
郝景芳並不否認《北京摺疊》在文學上存在的問題，比如，「其中的很多人物並沒有塑造得完全豐滿和立體」，但她不認同「這不是科幻小說」的質疑。在她的作品裏，這也是她「比較喜歡」並且對她來說「很重要」的作品之一。「我想要呈現的是不同人群相互之間的隔離，在同一個城市生活，但是彼此看不見。這樣的一種感覺發生在未來社會，因為社會發展導致的社會的巨大鴻溝，這樣的感覺我是表達出來的。」郝景芳對《人物》說。
這篇小說的創作靈感來自她的現實生活，小說中的很多細節都是她現實所見的實景描寫。她在北京清河住過一段時間。城中村里住着很多外地民工和北京本地生活困難的底層居民，附近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垃圾處理站，「每天都能看到有很多人騎着三輪車，蹬着一個像山一樣的垃圾車。」她同時身處另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北京辦公室實習時，她每天穿着小裙子和高跟鞋，在室內恆溫、窗明几淨的國貿大樓里參與討論中國的宏觀經濟。
郝景芳1984年生於天津，朋友眼中，她是「資深美女」、「真女神」，喜歡自拍，特別愛美。她現在的身份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一部項目主任，這是一家兼具公益組織和政府智庫功能的機構。她的工作仍然讓她有同時接觸「第一空間」和「第三空間」的機會。她會和同事一起到各地的偏遠農村考察「貧困地區嬰幼兒營養改善計劃」的實施情況，也會組織各種論壇會議與經濟學家們交流討論，給從地方到中央的政府部門做宏觀經濟研究報告和財政制度的政策建議也是她和同事們的工作。
當她身處「第一空間」時，她在「第三空間」接觸的人們——城中村里像老刀一樣的垃圾工，出差下鄉時「黑屋子裏遊蕩的孩子」——都只作為「巨大的數字」出現。「在他們的論述里，幾千萬人，上億人，就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就是這種強烈對比的感覺其實是給我很大的衝擊……就是會讓我思索，我並不是說這個事情就一定是邪惡或者怎樣的，不是從這種道德層面來論述，而是說從這個國家命運的角度而言，能有權力決定命運的人和被決定命運的人相互之間的一個遙遠的距離。」郝景芳說。
郝景芳對現實中「遙遠的距離」的敏銳捕捉並非偶然，她對政治哲學的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0歲的時候。小學四年級她隨父母到英國待了近一年，在曼徹斯特的一個圖書館裏，她第一次讀了《雙城記》。儘管年幼的她還無法懂得這部小說的深層含義，但小說中關於「正義」的爭論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初中到高中期間，她開始讀余杰，讀魯迅，讀喬治·奧威爾，他們相繼為她「打開了一個通往政治哲學的興趣之門」。
《流浪瑪厄斯》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這也是一部探討社會制度的作品。在小說中，郝景芳設置了地球與火星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地球是徹底市場化的「完全交易」，像古典音樂、天體物理這樣註定小眾的事物只能毀滅；火星卻是「一切共享」，完全消除了經濟系統，是一個完全為了創造「公共價值」而存在的烏托邦。「對於我來說什麼題材不重要，那都是一個載體，我想探討的就是什麼是好制度，什麼是好社會，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公平等等這樣的一些問題。」郝景芳說。
李欣是郝景芳2016年新作《生於一九八四》的編輯，在她印象中，郝景芳是「一天到晚都在思考」的人。她與郝景芳有共同的微信群，郝景芳在群里「很活躍，經常同別人討論，或者」發一個連結過來讓大家看「。物理專業的教育背景訓練了郝景芳思維建模的能力和習慣，平時她的腦子裏會隨時隨地」蹦出來一些畫面「，做起思維遊戲，假如牛頓第三定律失效了，兩個人打架會怎麼樣？假如一個社會將撒謊視為美德，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
郝景芳用物理建模的方式關注現實。她在參加雨果獎頒獎典禮之前接受鳳凰文化的採訪時解釋自己為什麼寫起科幻小說：」在科學實驗裡面，總是會需要提純或者是放到一個極端環境裏才能研究出某個因素到底會呈現什麼樣的結果。在小說裏面，我覺得這樣的思維方式很有意思，現實中肯定不可能有那種純粹的情形。但如果我把某一種因素推到極致，換掉現實中的一個因素的話，那麼最後產生出來的結果它是能跟現實形成對比的，這種對比本身，我覺得很可能會讓大家看到現實中平時沒有特別注意到的東西。「
生命的體驗
2016年6月，郝景芳出版了具有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生於一九八四》，小說寫了父女兩代人在1984年之後30年間的」心路歷程和人生選擇「。主人公出生的年份是郝景芳的真實出生年，也暗合了經典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中具有隱喻意義的1984年。」像《北京摺疊》可能會比較關注平等問題，《生於一九八四》關注的是自由問題。自由和平等這兩個主題是探討一個制度發展的最重要的兩個核心維度，然後這兩個維度共同會組成關於什麼是正義的探討。「郝景芳對《人物》說。
制度是郝景芳感興趣的主題之一，但並非她創作的」終極母題「。她的」終極母題「是人的意識和宇宙的本質——」我主要關心的是人的意識是什麼，究竟是從何而來，應該怎樣理解它，以及人和宇宙的關係，就是人怎麼理解這個宇宙，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相當於母題是智慧在宇宙中的意義。「她說，她之所以選擇先寫制度，是因為制度」相對來講更好表現一點，更容易一點「。
她最近在讀的一本書是《大腦的未來——神經科學的願景與隱憂》，腦科學是她的最新興趣點之一。郝景芳的興趣極其廣泛：高中時，她和同學一起討論波爾與愛因斯坦的爭論、薛定諤的貓；在清華物理繫念完天體物理的研究生之後，轉到經管學院讀博，研究宏觀經濟；在個人微信公號里，她每天原創分享的是育兒和心理學知識……但對她來說，這些都是同一的，她曾概括過它們的共通之處：」天體物理是研究『萬物之謎』，經濟學是研究『萬人之謎』，文學是研究『一人之謎』，這三者都是某種程度的解謎遊戲，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分別。「
工作也是她興趣的一部分。」出離世界做觀察「和」介入這個世界做一些事「這兩條路她都想走，但她從不將二者混淆。在她看來，作家從來都不應該通過寫小說改變世界或」喚起某種聲音「，小說就是小說，一件藝術品。工作因此滿足了她寫作之外的願望。她在雨果獎獲獎感言中說：」今天所有人都面對自動化、技術進步、失業、不平等等諸多問題。在我的故事裏，我給出諸多解決方案中很黑暗的一種……我不知道真正的未來會發生什麼，但我希望真正的未來比我故事寫得更光明。「當《人物》記者問起她對未來的態度是樂觀還是悲觀時，她說，這取決於現在我們做什麼，」人類的每一個命運都還是掌握在自己手裏。「
這也是她熱衷於公益的原因。除了工作中參與單位的公益項目，在獲得雨果獎之後，她還和朋友一起合作創立了一個具有社會企業性質的名為」童行書院「的公益項目。書院將選址風景優美的貧困地區，在節假日等旅遊旺季做面向城市家庭的旅遊項目，通過旅遊項目贏利；在平時，書院變為貧困地區兒童免費接受課外教育的基地，旅遊項目的收入用於支付公益項目派駐在當地的工作人員的工資及日常開支。
這是郝景芳2017年最期待的事情，她宣傳它的熱情甚至超過了宣傳新書。王俊一是郝景芳2016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孤獨深處》（其中收錄了《北京摺疊》等作品）的編輯，他不久前邀請郝景芳參與一個宣傳性質的線上交流活動，郝景芳在微信里回：」可以，但是書我能不能少講點？我想講講我的公益。「接受《人物》採訪時，她也解釋了自己2016年底這段時間出來」接受一些採訪「的原因：更多地介紹一下公益項目，讓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看到並且參與進來。
西西是郝景芳這一公益項目的合作夥伴。在她眼中，郝景芳是她認識的人里少有的」不焦慮的、不擰巴的人「。郝景芳每天的時間被太多的事情塞滿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公益創業，各種採訪、直播、演講活動，但陪女兒的時間在其中得到了絕對的保證。每天晚上7點多到家後直到女兒睡覺的時間以及周末都是」家庭時光「。深夜成了郝景芳唯一的寫作時間，要麼是頭天晚上晚睡，要麼第二天清晨早起——四五點甚至三四點。
其實，郝景芳也不是沒有過焦慮的階段，《生於一九八四》中主人公所經歷的迷茫和精神崩潰的痛苦有她個人經歷的影子。女兒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她。郝景芳說，做了母親之後，她更注重此刻的生命體驗，對結果的焦慮漸漸消失了——」如果每一刻做的事情的感覺和我心裏面那種期待的感覺是相符合的，那麼其實我會覺得結果是一個，就是偶然性的、隨機性的，像你撒色子一樣，我不會因為撒色子撒了個6還是1而生氣。」所以，她現在隨時會想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此刻我在做的這個事情是不是符合我的意願？
目前來說，答案都是肯定的。她正在做的——寫作，上班，公益……全是她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