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溫儒敏教授在一次學術報告中表示，近十多年來，中國大陸高校生了「重病」，概括為「五病」。
溫儒敏，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2011年11月25日，溫儒敏在青島大學「浮山學堂」做題為《大學傳統與大學文化》學術報告中總結，從多數中國大學目前的情況看，出現了很多新的問題，甚至是「重病」，溫儒敏把它概括為「五病」：
「一病」是市場化。這種趨向日益嚴重，對大學教育產生致命的傷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嚴重不足，教育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均。每年兩會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加大對教育投入。這些年基礎教育的投入的確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賬很多。這是關鍵問題。國家投入不夠，學校要自己去賺錢，不少大學只好不斷擴招，靠獲取學費來維持運行。還有就是「創收」（這個詞對於學校來說很不好），辦各種班，賺了一些錢，可是風氣壞了，人心野了，老師哪有心思教學？現在學校的商業氣氛越來越濃，越來越世俗、庸俗。市場化對於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的傷害是很大的。北大這些年市場化、商業化衝擊也很嚴重。有幾個院系不辦班創收的？美其名曰服務社會，當然也給學校補貼了一些資金缺口，可是校風搞亂了。你們進校園看看，太熱鬧了，到處都是廣告橫幅，什麼班都可以進來辦，而且很多都是老闆班、賺錢班。誰有錢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講台。結果弄得大學生剛進來就心急火燎，急於找各種賺錢門道。什麼時候能讓北大重新找回「博雅」的氣氛呢？
再說老師的心態也受到影響。許多教授往往都身兼數職，有的很少時間真正放在教學上、放在學生的學習上。中國有這麼多好的年輕人，為什麼培養不了？現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為什麼？全部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學生的程度比以前明顯降低。師資外流現象非常嚴重，更嚴重的是敗壞了校風。北大有些院系教師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礎學科教師的收入高出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如果說要吸引外國教員，報酬高一些是應該的。而且MBA之類辦班收益豐厚，給學校增加了收入，是解決經費不足的途經之一，容許一部分老師「先富起來」，多拿一些錢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不能沒有管理，否則有些教授可能就是為錢上課，而且造成校內貧富不均，兩極嚴重分化，學校成了市場，人心搞得很勢利，既不利於校風建設，也不利於學科建設。
學校爭相辦各種班「創收」，是中國大陸辦大學的一個現象，世界各國如此急功近利辦班創收的，恐怕以中國為最。雖然有些無奈，這也可以為學校籌集一些資金，給老師增加收入，但弊病是很大的。對此必需清醒。學校應當有些平衡，適當抑制，否則學校徹底市場化了，弊害無窮。
如果說，前些年因為辦學經費困難，需要創收來貼補，搞點市場化還情有可原，那麼現在很多大學現在的市場化則不再是貼補，而是主要目標。這應當改一改了。
「二病」是「項目化生存」。所謂「項目化生存」，是對現在沒完沒了爭做各種項目的描述，特別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的項目，不斷對付着做，實在浪費人生，浪費資源。為什麼要這樣？因為現在這種管理體制要求，年輕的老師不申請項目是不可能的，因為現有學術生產管理體制有這種量化要求，特別是理科與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過項目來實行的。還有，就是追逐利益，項目都有錢，有些老師其實就是奔着錢去申請項目的。這其實也是市場化的弊病。現在學術腐敗嚴重，假成果、假學問遍地都是，學術會議、成果鑑定、資格審查、項目審批過程普遍玩手段走過場，吃喝、遊玩、送禮、拉關係、作交易反倒成了實質內容。現在很多人當上教授就整天過「項目化」生活了，很少給本科上課，是不正常的。現在社會以實用技能為標準收羅人才，輿論更被市場的泡沫所左右。人們為謀生而學習，沒有內在的事業衝動，上大學無非是畢業後好在人才市場上找到買主，賣個好價錢。這種短視的觀念嚴重挖空大學文化的基石，腐蝕現代精英的人格品質。
「三病」是平面化。大學越來越失去個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質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大學合併本來也有好處，對50年代以來形成的分工狹窄、體制封閉、低水平重複、小而全的高校辦學模式，尤其對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團化、沼澤化，對於「清淤消腫」。許多大學合併，就是貪大求全，原有一些傳統特點就丟失。吉林大學幾乎把長春的主要幾個大學全都合併了，規模之大，令人感嘆：不是吉林大學在長春，而是長春在吉大了。於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漢原來有個水利學院、還有個測繪學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現在合併到武漢大學了，融合一塊了，文章發表的指標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見了。北大幸虧沒有和清華合併。大學辦學個性與特色的丟失，是個大問題，現在都「平面化」了。
「四病」是官場化。現在是按照官場那一套給學校管理人員套行政級別，學校也有所謂副部級、正廳級等等之分，動機也未必是壞的，可能是為了幫助學校爭取資源吧。但後果很不好，助長學校的官本位風氣。政府部門有些上不去的官員，就去大學做校長書記，還不是促使學校越來越官本位？院系一級的黨委書記有的也高度職業化，都是外派的，不懂業務，就很難進入狀態。現在大學官場化，誰當領導誰就得到更多資源，以致有的教授也爭着去當處長，有點可悲。不是處長不重要，是這種風氣不適合學校。管理對於學校教學科研的運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於領導，而是服務教學科研（不是服務教師）。管理做好了應當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應當是當官。有些院系支部書記的權力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長、系主任，一級一級官階很鮮明，在各種場合會看到人們互稱官銜，就好象在政府機關裏面一樣。許多大學的官本位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職，地位就比教授、老師、學生要高，甚至動輒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在這樣一個體制下面，怎麼可能會有「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學風！更嚴重的是許多大學書記和校長職責分不清，說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可是「兩個一把手」，黨政不分，誰最終負責？往往就是誰強勢誰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還彼此矛盾爭鬥，影響工作。這個問題好像很難解決，但總要想想辦法，有所改進。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識分子喪失獨立的思想和判斷，失去頭腦，失去靈魂。傳統宗法制度和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網的劣根滋長，腐蝕了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大學精神。
「五病」是「多動症」。過去搞運動，反覆折騰，是「多動」。現在也「多動」，是不斷改革、創新，不斷搞什麼「戰略」、「工程」之類，名堂、花樣讓人目不暇接。意圖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懷疑。教育有滯後性，不能老是變動。有些試驗要跟蹤多年才能下結論。比如北大搞實驗班，搞了幾輪，搞不下去了，也沒有總結。接着又搞「元培學院」，也是着急出經驗，弄到現在全國都在摹仿。即使試驗，也要有過過程，有跟蹤。老想改革，就是不願意下功夫。比如大學教師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氣，這才是大問題。上級主管部門往往為了顯示政績，搞「教育的G D P」,所以「多動」。但學校應當有自己主心骨，儘量抑制「多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