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之後，江青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成了名副其實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氣焰更盛，張春橋、姚文元成了她的左右臂膀；而軍委辦事組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同黃永勝都是早年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四人對一些重大政治問題的認識高度一致。一次江青以談工作為名，把黃、吳、李、邱等人召到她在釣魚台的住處，對周恩來大加詆毀，希望黃、吳、李、邱等人站在她這一邊。他們四個下一步該如何打算呢？
毛澤東與藍萍（江青）(圖源：AFP/VCG)
1968年3月23日，周恩來親自打來的一個緊急電話和隨之派來的一架軍用運輸專機，把黃永勝召到北京。周恩來派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把黃直接接到人民大會堂。在車上，吳法憲對滿腹狐疑的黃永勝守口如瓶。當他見到周恩來，接着又見到被押進來的垂頭喪氣的楊成武，得知已決定由他來接替楊成武擔任總參謀長（楊成武還有個「代」字）時，他的心裏真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這位半年前還紅得發紫的老戰友，怎麼說倒就倒而且又由他來接手呢？幾任總參謀長，沒有一個有好下場，像他這樣直來直去的人，這個位子能坐穩嗎……他不假思索地向周恩來提出，自己的水平有限，難以勝任，堅辭不就。周恩來鼓勵他要勇挑重擔，並表示他對黃的請求無能為力。黃永勝又隨葉群去見林彪，林彪拿出了毛澤東的批件，黃永勝看後什麼也說不出來了，再推辭就是向偉大領袖講價錢了。他只能堅決服從命令。
上台工作不久，黃永勝就發現，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不只關心「樣板戲」和文化大革命，他原以為軍事工作與文化大革命是兩條線，卻不料江青對軍隊也很感興趣，黃永勝尤其對她插手北京衛戍區的工作極為反感。北京衛戍區主要擔負中央機關和北京地區的安全警衛任務，名義上它是北京軍區的下屬單位，實則很多工作都由軍委和總部直接領導，其地位極為重要。黃永勝批評、制止了衛戍區個別領導人擅自向江青匯報工作的錯誤行動，江青心中自然不快，於是，不久便發生了江青向黃永勝示威的事件：一份關於文化工作呈報黃永勝、江青的文件，經辦單位先報送黃永勝處，黃看後畫了個圈，再送江青。本來送文程序未必反映官職大小，有時有拍板權的反而排在最後。江青這次主要是心氣不順，借題發揮。她看後怒氣沖沖地寫下批語：竟奪我的權，他已看過，再給他看看！她唯恐黃永勝還看不明白，又畫了個箭頭，直指「永勝」。文件又回到黃永勝手上，他看了一眼，便往桌上一丟，滿不在乎地說：「我不懂文藝，也不管這事兒，奪她什麼權！」
這年11月，江青又向黃永勝發動了一次猛烈進攻。11月28日是阿爾巴尼亞解放34周年紀念日。阿爾巴尼亞是當時中國在東歐的唯一盟友，中方很早便向阿方通報，將派以黃永勝為團長的代表團赴阿參加慶祝活動。江青卻突然發難，說黃永勝沒有資格當這個團長，要求換人。經過周恩來多方奔走勸說，最後又請示了毛澤東，總算維持原定人選不變。江青似乎是白鬧騰了一場，但有心人都會思考：江青為什麼膽敢如此無理取鬧？
中共「九大」之後，江青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成了名副其實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氣焰更盛，張春橋、姚文元成了她的左右臂膀；而軍委辦事組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同黃永勝都是早年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四人對一些重大政治問題的認識高度一致，特別對江青飛揚跋扈的作風極為反感，因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雙方壁壘分明，經常唇槍舌劍。
黃永勝應該明白，反對江青的人都沒好結果。早他兩年從廣州進京的陶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曾是中國政壇第四號人物，但不到半年，就因為不願受江青擺佈，並當面頂撞江青，被江青輕易拉下馬來。黃永勝與陶鑄關係非同一般，陶鑄的倒台，曾讓黃永勝受到很大震動。現在他的處境與當年的陶鑄頗為相似，他理應認真思考一下照此發展下去的後果。
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讓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之間掩蓋已久的矛盾公開化。黃永勝原未參加這次會議，他在軍隊的地位、聲望又在吳、李、邱等人之上，上面仍然對他寄予希望，於是緊急召他上山，個別啟發誘導，卻又不肯點破、交底，而是旁敲側擊，但用意甚明，希望他反戈一擊，站到「革命路線」一邊。黃永勝面臨着個人命運前途的重大抉擇。但是，黃永勝不願意干違心事兒。他沒有像上面希望的那樣表態。他的表現讓上面大失所望，自然將他納入林彪集團。「九一三事件」之後，他受池魚之殃，也就毫不奇怪了。
1971年9月24日，周恩來以開會為名，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召到人民大會堂，然後逮捕關押。這一天距黃永勝奉召進京整三年半，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中國有句名言：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原是古人對諸葛亮、龐統的讚譽之辭，以後逐漸變味。在中國的舊小說中，這是最常用的一句勸降的話。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句話成了一些風派人物朝秦暮楚隨風轉舵出賣靈魂的遮羞布。
有些比較了解北京政壇內幕情況的人曾認為，黃永勝這人過於任性，在人屋檐下，就要能低頭。到了北京，就要適應北京的形勢，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你和她鬥哪門子氣？最後倒霉的還不是你！特別是在廬山，上面的態度已經很明朗了，眼看大禍臨頭，上面給了你最後一次脫身機會，你卻執拗到底，最終鬧個身敗名裂，何苦來哉，實在是不識時務！
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共產黨應當是講民主的，可為什麼在黨內卻會出現反民主的霸氣而且逐漸坐大？就是因為許多人放棄原則、姑息縱容。倘若錯誤的東西剛一露頭，大家就群起抵制、反對，它或可知難而退，反之，則你讓一寸，它進一尺。這種事情，歷史上屢見不鮮。黃永勝同江青所代表的霸氣對抗，從力量對比來講，黃永勝處於絕對劣勢，失敗固在意料之中。但是，第一，評論事物的成敗得失，恐怕不能只看眼前，而要從長遠、全局來看。1976年清明的天安門群眾運動，當時遭到鎮壓，是失敗了。但正是這場運動，成為半年後粉碎「四人幫」的群眾基礎。黃永勝的抗爭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倘若人們日後回顧歷史，發現當江青等人胡作非為之時，偌大一個「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竟然萬馬齊喑，那就太可哀了。第二，當江青一夥施虐之時，民眾動輒以言獲罪，不得不三緘其口，道路以目，而黃永勝說出了一些群眾想說卻不敢說的話，一些得知這一情況的人，是為黃永勝拍手叫好的。第三，黃永勝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性格、為人，倘若他也屈服於江青的淫威而裝聾作啞，他就不是本來的黃永勝了。
受人崇敬的宋代女詞人李清照，曾在一首小詩中讚頌項羽，稱他為人傑、鬼雄，她「至今思項羽」。項羽是一個失敗者，但李清照不以成敗論英雄，她敬重的是項羽的人格。項羽在全軍覆沒之後，無顏見江東父老，選擇了死。李清照認為這種人是有骨氣的，可敬的。黃永勝在面臨絕境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的情況下，卻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不知當時他是怎樣想的？這又是不識時務嗎？
對黃永勝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究竟何是何非？還是讓歷史老人去評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