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以後，人們希望鄧小平能儘快復出，並認為，只有「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後，鄧小平才能復出。無論是「批鄧」還是「天安門事件」，都與華國鋒有直接的聯繫，態度並不完全相同。他雖然支持鄧小平復出，但對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卻左右為難。這是為什麼呢？
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VCG)
1976年10月，華國鋒雖然主持逮捕了「四人幫」，但他短時間內還無法根本改變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對於「文革」後民怨沸騰的國內形勢，華國鋒不是沒有意識。他有限度地為老幹部和知識分子落實政策，實現「安定團結」；以「抓綱治國」的國策，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口號，逐步實行從「階級鬥爭」向經濟建設轉移。這些措施，都是深得人心的。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華國鋒還必須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以求社會的穩定。這就使他陷入了一個兩難境地：一方面要順應民心，結束毛澤東和「四人幫」時代的混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毛澤東的旗幟來維持社會的穩定。
這種兩難境地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處理「天安門事件」這個他繞不過、躲不過的問題的態度。
他是「批鄧」和「天安門事件」定性的主持者
毛澤東將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認為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黑後台」。而且，「天安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後，《人民日報》曾有《鄧小平與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大塊文章，將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聯繫在一起。這樣，在「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從中央到地方，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是連在一起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人們希望鄧小平能儘快復出，並認為，只有「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後，鄧小平才能復出。無論是「批鄧」還是「天安門事件」，都與華國鋒有直接的聯繫。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於1976年2月，華國鋒是前台的主持者。2月25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傳達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2月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言論。華代表黨中央在會上講話，要求「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會後，印發了毛澤東的「指示」和華國鋒的講話，批鄧問題正式在全黨、全國公開。
「天安門事件」從1976年3月底開始，到後來定性，華也同樣脫不了干係。4月5日和6日，兩次政治局會議將「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性質」，華是主持者；毛澤東的定性即來源於此。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是以「英明領袖」的形象昭示於國人的，設想他一執政就立刻讓鄧小平復出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顯然不現實。如果這樣做，華必須同時承認自己有很大的或者說是很主要的錯誤。對此，人們合乎邏輯的想法自然是：華有這樣的錯誤，「英明領袖」怎麼還能「英明」？而將這些錯誤統統推給毛而維持自己的「英明」，也不是敦厚的他所能做的；而上上下下的呼聲，他又不能漠視。華此時心態，怎一個「難」字了得！
把鄧小平復出與「天安門事件」剝離開來
再難也躲不過去，就只好採取先易後難的常態處理方式。就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兩件事來說，解決鄧復出的問題顯然比解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要容易一些。4月7日，毛澤東對鄧儘管說「開除一切職務」，但留下了「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這一條。這一條，也為鄧以後復出留下了伏筆，華可以利用這一伏筆來做文章；而對「天安門事件」，毛的定性是沒有餘地的。據此，華國鋒採取的策略是，有計劃地安排鄧小平復出，淡化「天安門事件」的處理。
對鄧小平的復出，華國鋒一直持積極態度。據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後，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鄧小平，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255頁）
事實上，粉碎「四人幫」之後，鄧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看文件的權利（《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2月14日」條）。12月16日，華國鋒、汪東興批示同意為鄧小平進行手術治療。（《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2月12、13日」條）
恢復閱讀文件，批准實施手術，高規格的集體面晤，對尚是「待罪」之身的鄧小平來說，不只是生活和醫療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鬆動。
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論學習組傳達華國鋒在1月6日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關於鄧小平的問題，在處理『四人幫』問題的過程中反覆考慮過……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在揭批『四人幫』的過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來工作的問題，應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頭腦要清楚。」
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也告訴與會者：中央在決定解決「四人幫」反黨集團問題的時候，認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這些材料表明，至遲到1977年初，鄧小平的重新復出只是時間問題。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決鄧小平的問題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華國鋒說：「現在有人不主張這樣搞，主張打倒『四人幫』後，小平馬上就要出來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就要馬上出來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幫』一個大當……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那麼四號、五號文件，毛主席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不算數？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
華國鋒事後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任何藉口，從而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有利於對『四人幫』鬥爭的全局。」
極力主張恢復鄧小平工作的葉劍英當時也說過：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葉還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主席的能力。現在粉碎「四人幫」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麼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
華的打算是，過一段時間再恢復鄧的工作，而不是馬上讓鄧出來。這恐怕是華和高層（譬如葉劍英等）的一種策略考慮。抓捕「四人幫」之後，海外即有華搞「非毛化」的輿論，國內也有華搞「右派政變」、「宮廷政變」、為鄧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鄧」畢竟是毛澤東的意旨，撤銷鄧的職務也是毛作的決策。華和高層不能不擔心，剛剛抓捕了毛的遺孀，又馬上停止「批鄧」、恢復鄧的工作，極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實「非毛化」和「政變」、「翻案」之類的說法，引發華和高層背離毛澤東遺志的更多非議，威脅新的權力核心的鞏固和國內政局的穩定。
出於策略的考慮，華和高層一方面暗中準備鄧的復出，另一方面則公開維持了「批鄧」的口號。這樣，事實上也維持了「天安門事件」的「反革命」定性。
鑑於中共內外強烈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呼聲，華和高層打算1977年1月召開一次中央黨政軍負責人會議，向高級幹部交底。李鑫後來說：「我記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議要有步驟地解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到1977年1月時，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當時中央準備召開一個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的會議，交一個底，要我們為華國鋒同志起草一個講話提綱。我記得我向參加起草講話提綱的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傳達了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陰差陽錯的是，這次會議後來因故推遲了。不然的話，還在1977年1月份，華就會向黨內高級幹部「交底」，那樣，也許就不會導致後來中共內外的紛紛議論了。
1977年春天，呼籲鄧復出的聲音更加強烈，已經形成一種輿論氛圍。3月份，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向與會者解釋：「現已查明，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
就在這次會議上，華宣佈：「『四人幫』對鄧小平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比如，他們誣衊鄧小平同志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經過調查，鄧小平同志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事實上，鄧正式復出之前已經參與最高層決策。華國鋒後來說過：「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鄧小平的兩封信，實際上是就鄧的復出向全黨「打招呼」。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所有職務，正式復出。
為淡化「天安門事件」，推出「兩個凡是」
與對待鄧小平復出的積極態度相比，對「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華一直想慢慢淡化。
早在在粉碎「四人幫」當月，即10月26日，華國鋒給中央宣傳口負責人指示說：「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凡是毛主席批准過的，講過的，都不能批評」（1976年10月26日，華國鋒、紀登奎聽取中央宣傳口匯報時的講話）。但另一方面，在他的主持下，12月5日中央發出通知：「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立案的，應予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籍團籍處分的，應予撤銷。」悄悄釋放了「天安門事件」的一些被捕的民眾。
面對着1977年「一月抗爭」，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關於「天安門事件」，華承認「此事確實受到『四人幫』壓制」，甚至說「天安門事件是壓出來的」，但也留下了「確有少數反革命」的尾巴。他特別強調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席指示錯了，會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爭論」。對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他表示「悼念周總理，貼大字報，送花圈，讓他送」，還說「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領導這一層要講清楚」
（1977年1月14日，李鑫傳達華國鋒同志的講話）。總體上還是比較溫和的。
第二天，汪東興指示李鑫組織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文件指的是《論十大關係》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大概是汪落實華國鋒「要引導」指示的第一個動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論學習組佈置任務。過了幾天，情況有變化。14日，汪東興佈置新任務，為華主席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範圍內談談鄧小平的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李鑫向理論組作了傳達。李鑫強調要批小道消息，狠駁分裂中央的言論。所謂「小道消息」、「分裂言論」，指的是社會上關於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的輿論。社論稿的起草因此擱置下來，理論組轉而起草華的講話提綱和講話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講了這樣一些意見：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幹部和群眾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主席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裏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東興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還說，汪東興同志要求把講話稿中關於「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里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1979年2月2日，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兩個凡是」的提法就這樣移植到了社論稿里。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後半句話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2月6日晚，經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最後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成為「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為什麼寫了這樣兩句話？李鑫後來說：「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麼說也說不圓滿。由於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1979年2月2日，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不是鄧小平復出，而是當時有關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參見韓鋼：《關於華國鋒的若干史實》，本文的很多才材料來源此文，當然更多的思路來源此文的啟發）
懷柔與大棒並舉
這樣看，華國鋒將鄧小平復出與天安門事件分開的策略，讓他自己很難的同時，也讓起草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的「秀才們」感到不好自圓其說，「一面說廣大群眾內要求平反天安門事件的呼聲，出於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一面又說是反革命事件，說不通嘛」（1979年1月23日，趙福亭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因而，華國鋒面對着黨內外要求平反的呼聲，他只得一遍一遍地作說服的工作。
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前，在討論華國鋒講話稿時，葉劍英副主席對華國鋒的講話稿提出兩條意見：「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評價，應該把提法換一下，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
而李鑫主持的文件起草班子在起草過程中幾經反覆，有一稿已經去掉了「反革命」三個字，但最後李鑫還是堅持寫上了「天安門反革命事件」（1979年1月19日，胡績偉等六人在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情況》），並說，性質不能變。）1979年1月23日趙福亭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文革」前的中央副主席陳雲在書面講話中指出：
我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後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
因為天安門事件是群眾關心的事，而且當時在全國也有類似事件。
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陳雲文選》第3卷，207頁）
王震贊同陳雲的意見，力主重新評價天安門事件：「天安門事件是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然而，會議簡報拒絕刊登陳雲、王震的發言。華國鋒在總結講話中雖然鬆了點口，承認群眾到天安門悼念周恩來「合乎清理」，但堅持不肯改變整個「天安門事件」的定性。華國鋒說：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制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這時候，確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是應當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
他還說：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着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有不少議論。在這樣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這就是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如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因此，他要求人們，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417頁）
而面對着社會上的呼聲，一向寬厚的華國鋒，則舉起了大棒。
1977年「一月抗爭」爆發，華國鋒當即指示「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並親自簽發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沒有出現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大字報、大標語以及政治謠言的情況」，報告中央（《改革開放的歷程》，50頁）。按照這個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謂「謠言製造者」和「反革命分子」。前面提到的「李冬民事件」，就是華國鋒親自在北京市的報告上簽發的。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後發出《關于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即中發1977年五號文件），批轉《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即中發1977年六號文件）。兩個文件認定，「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攻擊和污衊中央領導同志的大標語、大字報。現在社會上還流傳不少政治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一些已經去世的和現在的中央領導同志，妄圖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要求「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這些措施，多半也是對着人們要求「天安門事件」平反呼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