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鐵健是中共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他在其著作《尋真無悔:陳鐵健八十文錄》談及了很多中共黨史中不為人知的和敏感的事件,如陳獨秀、瞿秋白、西路軍等等。汪朝光曾說,陳鐵健的「論西路軍」把研究向前推進一大步,而這篇文章也收錄在此書中。書中講,人們不願意談及西路軍的歷史,因為它是中央軍委戰略指導錯誤釀成的備受屈辱的歷史。西路軍整建制21800人在河西走廊全軍覆滅。其中被俘2000多名女戰士的遭遇尤其悲慘,大部分被姦污後或遭殘殺或轉配他人或流落異鄉,受盡人間苦難。被殺6000多人中,有3267人在張掖死難:2609人被活埋,575人被槍殺,36人被燒死,27人被扒心、挑喉、割舌、斷筋致死。以下為書中相關部分摘錄。
會寧會師後,紅四方面軍前鋒部隊兩萬餘人組成西路軍向青海西征,但因寡不敵眾,最終失敗。剩下的幾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領下,突圍到新疆,經中共方面營救,於1937年3月回到延安,這是他們1940年2月21日在延安的合影(圖源:新華社)
東風劫後幾經秋,
黑水蘆花遍地愁;
廢堡殘垣人何在?
夕陽影里入甘州。
這是1964年——1965年參加張掖(古甘州)「四清」,返回北京後我寫下的一首小詩。在「三面紅旗」的浩蕩東風中,張掖數十萬人死於人為的大饑荒。在同當地幹部接觸中得知大批西路軍將士流落此地,但人們談之色變,欲言又止,心存恐懼。因為西路軍是被算在張國燾「退卻分裂」罪賬上的。這種悽苦蒼涼的印象始終揮之不去,這些詩句自然也是抑鬱不歡了。
歷史何以塵封半個世紀?
河西走廊綿延兩千里,它的荒漠、戈壁、雪山、草原里,湮埋着一段離我們只有60多年但卻令人驚駭的歷史,儘管這些歷史的當事人、見證者不久前都還健在,然而知道或談論這段歷史的人卻不多。原因是人們不願又不敢提起這段慘烈而又傷心的歷史。
人們不願意提起這段歷史,因為它是由中央軍委戰略指導錯誤釀成的備受屈辱的歷史。西路軍整建制21800人在河西走廊全軍覆滅。其中戰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後慘遭殺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鄉者3000多人,經營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內中被俘2000多名女戰士的遭遇尤其悲慘,大部分被姦污後或遭殘殺或轉配他人或流落異鄉,受盡人間苦難。被殺6000多人中,有3267人在張掖死難:2609人被活埋,575人被槍殺,36人被燒死,27人被扒心、挑喉、割舌、斷筋致死。
人們不敢談論西路軍,是因為它長期被視為張國燾路線,備受鞭撻。毛澤東把西路軍的失敗責任完全推到張國燾頭上,說西路軍的行動是張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張國燾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與中央鬧對立;說西路軍是被敵人嚇倒了,西路軍失敗是張國燾右傾逃跑路線造成的惡果,等等。數十年來西路軍倖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受到極不公正對待。川陝省蘇維埃主席、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十一位成員之一的熊國炳,建國十年後於1960年冬凍餓死在酒泉公園門前風雪中,無人理睬。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紅五軍政治委員黃超,隨李先念支隊撤到新疆後慘遭秘密殺害。原因就是李、黃深知西路軍失敗乃中央軍委指揮失誤所致,對批張過火內心不服,並聲言要到共產國際去說理,終招殺身之禍,直到1996年才平反。而在「文革」中,許多西路軍人員備受摧殘,死於非命。1967年,61歲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陳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張國燾忠實走狗」。當年沒有死於敵人的屠刀下,卻死在自己的政權手中。這個教訓之慘痛,絲毫不遜色於西路軍的失敗本身。
西路軍與「張國燾路線」毫不相干
從1935年一、四方面軍第一次會師,到1936年第二次會師,一年多時間,中共中央的既定戰略方針是指揮紅軍北上,打通與蘇聯的聯繫,獲取軍事物資援助,解決戰略依託問題。1935年11月,斯大林關於不反對中央紅軍主力從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蘇聯的意見,由從莫斯科歸國的張浩傳達給陝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張浩、張聞天將此意電告轉戰在川陝的朱德、張國燾。至此中共黨內軍內對此皆無異議。1936年陝北紅軍的東征和擬議中的西征,都與執行打通國際路線密切相關。張國燾前此南下另立中央,則與打通國際路線背道而馳。1936年6月張國燾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以造成西北抗日局面,贊成打通國際路線,是其錯誤路線破產的標誌。故而毛澤東說,陝北方面與張國燾之間已無政治上戰略上的分歧,雙方應以協和團結為目標。此後,雙方雖在軍事部署上有些歧意,但已不屬路線之爭。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組成的中央軍委主席團,以毛澤東為主席,統一軍事決策,其成員包括毛澤東、彭德懷、朱德、張國燾等人。朱德、張國燾以紅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和軍委決定,對全軍作戰進行組織指揮。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佈《十月份作戰計劃》,準備實施打通蘇聯的寧夏戰役。規定紅四方面軍的一個軍造船、選擇渡河點,準備西渡黃河。毛澤東令紅一方面軍收集材料、尋找技工,送往造船部隊。10月24、26日,三十軍、九軍先後奉中央軍委命令渡河。30日,因戰局突變,留守渡口的五軍亦奉朱德,張國燾命令西渡待機。事實證明,三個軍西渡黃河,完全是按軍委和紅軍總部命令行事的。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以陳昌浩為政治委員,徐向前為總指揮,並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征戰近150天,其進退行止,都由中央和軍委及紅軍總部具體指揮部署,每項命令都有既存的電報為依據。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電復西路軍,同意向涼州前進,並告之蘇聯放在新疆的接濟物資正在準備中。20日前後,中央電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永昌、涼州建立根據地,以吸引敵軍西向,掩護面臨困境的河東紅軍準備戰略大轉移(以一、二年為期再來一次長征)。此時,西路軍經古浪、永涼血戰,己減員到一萬五千人。由於不了解河東紅軍正準備轉移,12月上旬,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要求河東主力紅軍西迸與西路軍合兵。這個意見是否可行,姑且不論;西路軍領導人殷切期望與河東紅軍會合,絕非繼續張國燾分裂錯誤,卻是不言而喻的。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西路軍奉命停進以配合事變的和平解決。18日,中央電示西路軍準備西進,限明年1月奪取甘州、肅州。幾天後,西路軍又接中央停進東返命令。27日,中央軍委又電示西路軍繼續西進。剛過十天,1937年1月7日軍委主席團電令正準備開進的西路軍停進,在甘、肅州建立根據地以牽制國軍對西安用兵。西路軍請求派軍西援,中央不允。張國燾隨即來電令西路軍遵照中央指示就此堅持,並威脅說:「如果還有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存着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此語一出,誰也不能堅持自己意見了。結果高台一戰,第五軍全軍戰歿,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等戰死,並被傳首西寧。西路軍僅餘一萬多人,此時,西安危急,中央連電催令西路軍東返。敵軍七萬多人乘勢圍截,雙方在倪家營子一帶展開二十多天血戰。
2月中旬,中央又電令西路軍放棄東進就地堅持待機西進,而不同意西路軍請求東出青海解決部隊補充問題。電令把四方面軍南下錯誤同西路軍當前行動聯在一起,與張國燾上述威脅語言如出一轍,西路軍如不唯命是從,便被視為繼續執行張國燾往日的分裂路線。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經過討論,一致贊成自救東返。部隊從倪家營子突圍,初戰得勝,繳獲軍資甚多。但此次突圍未經中央批准,本來就有顧慮的陳昌浩提議重返倪家營子,建立甘北根據地。中央亦同時電令西路軍固守五十天待援。西路軍重陷敵圍,血戰七晝夜後突圍東移,又在臨澤與敵苦戰,全軍僅餘三千人。為保存骨幹,軍政委員會電請中央批准分散游擊,徐、陳離隊東返。1937年3月15日,陳昌浩在祁連山深處石窩山頂召開幹部會議,宣佈上述決定。隨後,王樹聲率領的右支隊遇敵潰散,左支隊四百人在李先念率領下到達新疆,受到奉中央命令來迎的陳雲的接待。這四百人是西路軍的碩果僅存者。
慘痛的歷史教訓
西路軍成軍之時,全國三大主力紅軍共五萬多人,內中紅四方面軍約四萬人。西路軍兩萬將士約佔紅軍總數2/5,四方面軍的1/2,她是參加兩次長征、三過草地的百戰之師。西征之艱苦不亞於長征,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有這樣的描述「隆冬時節,冰天雪地,墮指裂膚。我軍指戰員,衣衫襤褸,飢腸轆轆,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長夜行軍,真是艱苦至極。」全軍有槍七千支,每槍子彈少則五發,多則不過二十五發。沒有一門迫擊炮。敵軍約十多萬人(正規軍三萬人,余為民團),武器完備,且多騎兵。敵人進攻多先以炮火猛轟,而後集團連續猛衝。子彈每人攜三、五排,射完再補,以免被我繳獲。遇我出兵反擊,即速退誘我遠追,然後快速反擊包抄。倪家營子血戰,我軍全靠近戰肉搏。子彈缺乏,步槍幾乎無用。戰士手持大刀、長矛、木棍,進行拼殺。我軍孤立無援,有耗無補,敵軍則有後備支撐,攻勢不斷加強。西路軍將士身處戈壁,面對強敵,以血肉之軀忠實地執行了中央和軍委的戰略方針和指揮部署,殲敵二萬多人,牽制敵軍十萬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河東主力紅軍和友軍(張學良、楊虎城所部)的作戰。
關於西路軍失敗的教訓,徐向前、陳昌浩、李先念都有精闢分析。概括言之,第一,西路軍孤軍外線作戰,由在陝北的中共中央和軍委遙控指揮,自始至終任務多變,時進時退,欲進又止,曠日持久,遲疑徘徊,卒陷絕境。徐向前指出,西路軍應該配合河東主力紅軍行動,問題在於如何配合?他說,假如西路軍渡河後照直往西打,取得蘇援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東指,結果遠非如此。指導思想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徐向前當時就是這種意見,但不被採納。第二,西路軍受制於任務、地形、作戰形式和騎兵為主的作戰對象,毫無主動地位。自身長期形成的近戰、夜襲、奔襲、伏擊、迂迴、猛打、猛追等戰術特長無法充分發揮,失去戰場主動權。第三,缺乏戰場上的機斷專行。徐向前指出,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末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有些指令(如二次建立根據地的指令)根本行不通卻硬要下面貫徹。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陳昌浩曾追隨張國燾南下,此次真誠執行中央路線,但對上級指示盲目服從,不敢根據實際情況臨機處置,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並且壓制正確意見。徐向前則自云: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過不同意見,但受到指責後便縮手縮腳,無意堅持了。兩位戰場最高指揮官的心態如此,能不影響作戰指揮?
西路軍蒙冤與昭雪
西路軍的行動不僅是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直接遙控指揮,而且是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軍事戰略行動。21800人大軍的命運及其影響,自然關係重大。因此,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必須作出合理的解釋。西路軍面臨絕境時,中共中央及軍委在3月4日、17日兩次電令中,己經毫無道理地把西路軍敗局與過去張國燾擅令四方面軍南下、另立中央的錯誤相提並論,嚴厲卻無根據地譴責西路軍領導人的「機會主義的路線」、「一貫反中央及軍委指示」。3月17日,距西路軍殘部分散游擊僅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對它的失敗責任草率蓋棺論定?更有令人駭異者,20多年後出版的毛澤東寫於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前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在談到西路軍時赫然寫道「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1936年12月,西路軍尚且苦戰河西走廊,並未失敗。而毛在同一時間給西路軍總部的電報中,一再強調西路軍「面前無大敵」,「前途甚佳」。顯然,這段諉過於西路軍的文字是後來才加進去的。
西路軍兵敗不久,清算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在全黨全軍展開。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四方面軍大批幹部被整肅,並發生以許世友(時任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為「主謀」的「抗大反革命暴亂案」,數十名高級將領被捕公審判刑。在批張鬥爭中,從既定邏輯出發,西路軍敗局,自然被判定為「國燾路線造成的惡果」,「國燾路線的犧牲品」。這個彌天大謊,被當作正確的歷史結論,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