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有點歷史感的人，就知道這標題，不是我的原創，而是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人文精神大討論」一個筆戰標題的襲用。評論家王彬彬寫了一篇《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批評王蒙、蕭乾等作家，大意謂很多中國作家真話不敢說一句，卻為自己說假話，找了很多看似漂亮的理由。蕭乾的回應，算是就事論事，中規中矩，並沒有引起多少後續的爭論，但王蒙夾槍帶棒的諷刺能力，此後連續發作，其中尤以《黑馬與黑駒》，名躁當時。
老實說，經過四九年後歷次運動的人，沒有幾個不懼怕不懦弱的，這本來沒有什麼好隱瞞的。但不誠實地面對人性之弱點，卻是我們許多人的通病。要是別人說我軟弱，我得回應說是的，人得面對自己真實的醜陋，就不要裝什麼「偉光正」了。事實上，沒有不軟弱的人，只有剛硬到好像不軟弱，而類似勇敢的人。或者說勇敢的人也許是有的，但絕大部分所謂的勇敢，其實質卻是不承認自己罪性的剛硬。換言之，充滿罪性才是我們人類最深刻且難以擺脫的問題，中國人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問題得分細了說，中國人的罪性這幾十年得以充分表演，不僅止於沒有良善之制度作保障，更在於制度在激發人性惡上——良善制度之建立，其實是人類認識罪性，敬拜上帝的副產品，不然你無法讀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里，對美國彼時敬虔的清教徒精神的讚嘆——使其彰顯得淋漓盡致。對經過幾十年煉獄般生活的人來說，我覺得懦弱、冷漠乃至說假話保命，都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但把懦弱裝扮成無辜，或者說懦弱的又不只是我一個人，不僅自卸其責，而且還從其中崇高起來，那就實在聰明過頭了。很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在中國遍地都是，寫字的中國作家中就更是不少。
貳
在作家中，莫言的聰明與王蒙很接近，這一點請大家學習查建英寫王蒙的文章《國家的僕人》。這兩個人將會成為研究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文人生存樣態的範本。兩年前莫言接受採訪時說過一段話（編輯按：因種種原因無法引用，請自行查閱莫言《不能把腐敗問題完全歸因於體制》原文）。眼鏡是很貴的，不要隨便跌，因為他在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前抄毛延講、說中國寫作者自由等——這兩天作家曹文軒踵武其後：「我認為中國作家相當自由，不知有什麼不能寫」——這就已顯出其來有自。
飢餓與孤獨，是自亞當以後的人類永遠無法擺脫的，這是人類悖逆上帝，不思悔改的標配。這是人類配得的後果，沒有什麼可抱怨的。莫言從自身經歷出發，復以其聰明，敏銳地感受到飢餓與孤獨對人類的抓力之巨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以這兩個主題，作為貫穿其作品的核心，可謂討巧。但觀看莫言與曹文軒在文代會與作代會上的發言，讓我想起著名翻譯家、詩人楊憲益先生的一首舊體詩：「周郎霸業已成灰，沈老蕭翁去不回。好漢最長窩裏鬥，老夫怕吃眼前虧。十年風雨摧喬木，一統江山剩黨魁，告別文聯少開會，閒來無事且乾杯。」（《全國第五次文代會》）可惜如今要找作這麼漂亮舊體詩的人，已經幾乎沒有可能了。
由於六十年來政治對文學的干預，產生了許多令人厭惡的成果，如「三突出」、「高大全」等，使得大家在呼籲政治不要干預文學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識。但這並不表明我們的生活能離得開政治，因為政治事關我們的權利及生活的許多方面。真正清明理性的政治固然不干涉寫作和創作自由，但好的文學作品卻不能不反應我們應該有的權利追求：對愛的渴求，對美的執着，對自由的熱望，對民主的追尋，對人類基本道德價值和人道主義的堅守。換言之，作為一枚硬幣的另一面，那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家無不書寫時代及人內心的黑暗：貪婪和無恥、頹廢與絕望、欺騙與謊言、暴力和骯髒，等等。有一些人說我之所以不贊同莫言獲獎，是因為我在用政治標準評判他。我認為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說得好：「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政治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躲避當下中國政治常常是一種自以為聰明的怯懦，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這樣的現實，文學也不例外。
老實說，從藝術上講，莫言小說的水準也遠沒達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程度。我承認莫言的小說比別的一些中國作家寫得好看一點，但我並不欣賞。葛浩文對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譯之二度創作，對他獲獎所起的作用，大家可以從高爾泰先生關於葛氏翻譯的「創作」里看出來。在我眼中，六十年來的漢語寫作者基本上沒有寫出達到獲得諾獎水準的作品。即便是已經獲獎的高行健，從他出版的中文小說來看，被嚴重高估。當然你可以說他是用法語在寫作，其作品回譯成漢語可能打了折扣，那麼我對此只能無話可說。我認為莫言在中國作家中寫得不算壞，也承認莫言的作品曾反映過計劃生育等現實災難。但很遺憾的是，在我看來，莫言的小說從語言到結構，再到人物塑造，都並不是讚賞者所說的那般出色。比如《蛙》固然展現了一些計生的慘況，但其深層因素並沒有揭示出來，這正是莫言接受採訪時所說的拿捏分寸，而導致的自我內在審查的必然結果。為了給「姑姑」在計生上的「作惡」下台階，作者後來設置了她的懺悔，但這懺悔更像是作者為了提升自己作品境界的生硬「補丁」，根本不像「姑姑」這個人物的自然發展。與同樣受制於高壓政治下的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直面當時蘇維埃現實的勇氣和藝術品格相比，相去甚遠。
我們始終不要忘記諾貝爾是個不懈的現實社會的批評者，同時他在遺言中也要求獲獎作家有相應的道德擔當。一個作家有道德擔當，並不是將他往高線上靠，要他去做聖人，這不現實，我們必須承認人性的不完美，但最起碼一個作家應有做人的底線。如果是在沒有選擇的高壓時代，像抄毛延講這樣的事，當然可以理解。當一個人擁有了對此「說不」的自由後——事實上也有被要求抄寫的作家王安憶和阿來拒絕，當然二者未必在其他喪失原則的事情上能拒絕——還要去抄這樣嚴重違背創作自由的御用文本，就不能用逢場作戲和敷衍應景的私事來搪塞，因為這是事關包括莫言個人在內的所有寫作者之創作自由的公共行為。要寫出自由的作品，必須要有爭取自由的努力和一顆的自由心。有擔當不一定能成為偉大的作家，但偉大的作家沒有相應的社會和道德擔當與做人底線，則是不折不扣的笑話。
我尊重有的讀者與諾獎評審委員會對莫言作品的主觀偏愛，但我個人不認為他配得諾貝爾文學獎。再者，有人把我批評莫言包括反對他得諾獎，視為不寬容，這個說法混淆了關於寬容的基本判斷。在談論公共問題時，寬容只有面對權力之壓制時，才是有效的說法。我們批評莫言，不等於不寬容，只是多元言論的一種，因為沒誰不允許他反駁我們，我們更沒有公權力的背景來壓制他的言論。寬容不等於縱容，把縱容當作寬容是我們這個時代犬儒病泛濫的一個原因。我們這個社會不是聲音過於多元，而是依舊過於一律。如果我們是善於思考的人，為何不想想關於莫言得獎與否基本可以公開談，而曾經得過諾獎的中國人，為何不讓公開談呢？這裏面蘊藏着什麼樣的B門？好好想一想，我們就可以由此真正讀懂中國。
村上春樹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演講道：「通過講述精巧的謊言——也就是說，通過編造看起來是真實的虛構故事——小說家能夠把一種真實帶到新的地方，賦予它新的見解。」（《總是和蛋站在一起》）作家拉什迪也說作家靠「形式化撒謊」，創造另類的現實，讓我們反省當下現實生活中不如意的各個方面，而對社會的進步做出自己的貢獻。可是我們的許多作家，不僅自己所寫的是從不創造另類現實的謊言，而自己就生活在無邊的謊言中，不僅渾然一體，而且還甘之如飴。正是這樣的人生態度，形成了一個類同評論家王彬彬曾經批評過的，龐大的過於聰明的作家群體。不要聰明到以為別人看不出你什麼糖都想吃到、什麼便宜都想佔到的心理，魚與熊掌得兼的「理想」，很多時候是個可怕的陷阱和幻覺。
讓我再引一段村上春樹的話，來說明我們為何要真實地生活，即便你是靠「形式化撒謊」來寫作的小說家。「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蛋。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無法取代的靈魂，被包裹在一個脆弱的殼裏。······而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面對着一堵堅硬的高牆。這堵牆有個名字：它叫體制（The System）。」你即便不時刻與蛋站在一起，也應該與中國的高牆保持一點距離吧，難道這對叫作家的中國人來說，就那麼為難嗎？
叄
但凡讀過點書的人，都知道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裏范進中舉後各色人等之精彩表演那一回，無論是主角范進，還是配角胡屠夫，乃至是龍套張靜齋，還是群眾演員路人甲、路人乙，都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十分了得。范進中舉後，來吃他「唐僧肉」的人也不少，「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仆，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紳家又來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
我們都覺得吳敬梓已經把人性之多面之幽微描繪和諷刺得十分到位了，但我們還是低估中國現實對小說家的極大打擊能力。我只能說再偉大的中國小說，都比中國的現實要遜色千百倍。現在一位比吳敬梓名聲更響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莫言成了這一場熱鬧戲劇的主角，更能映襯出此間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當然莫言不是范進，他要清醒得多，他希望「莫言熱」早點結束，並對此冷眼旁觀，且反對修繕他的舊居。除在小說里做了些相對自由的表述外，獲獎之前的莫言，在現實里常放棄了自由的言說，何況獲獎之後，他更得在放棄基本自由言說的情形下，愈加審慎小心不要冒犯官方。這不僅與他在中國現實生活里錘鍊出的過人平衡能力有關，也與他無法左右的現實處境有涉，更與他的現實利益深有瓜葛。
表面上看，消費莫言的人們，不免有點重演「范進中舉」一回里各色人等的抬舉和奉承。如陳光標要送別墅給莫言，哪怕我們明知陳光標從不放棄任何炒作的機會，但我們不能也無權阻止他這樣做的自由。這只是與張靜齋送屋給范進的舉動差不多而已，當然莫言的財力不是范進能比的，對此他的家人用「無功不受祿」來斷然拒絕。如果事情僅止於此，如有人想趁機加價賣莫言的書，或者多存幾本他的作品賺錢，乃至把莫言的作品名字當作農家樂來利用，只要不損害莫言的利益，這樣的消費完全不足多怪。高密有位詩人李丹甚至認為莫言的出生地高密是「中國文學的高地，國家的聖地」，雖然充溢狹隘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虛驕，只要不是官方如此宣傳，這畢竟只是一家之言。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范進中舉里抬舉和奉承他的人之表演，幾乎與公權力無涉，但在今天「莫言熱」里或明或暗地藏着公權力之手，卻是無法否認的現實。一個人成名後成為被不少人都想利用的「唐僧肉」，在中國這個極其功利、充滿變態成功學的社會裏似乎無法避免，但公權力在背後的張羅，的確值得我們警惕，因為公權力所費都是納稅人的血汗。如果文化宣傳部門只是開動官方媒體為莫言做點宣傳，那也就罷了，但據此說是文化大國的崛起，這就是睜眼說瞎話，是為自己無能做粉飾和貼金。如果旅遊局和當地的管委會只是立幾個「莫言舊居」的牌子，那也罷了，但他們不僅要隆重翻修「莫言舊居」，而且還要在莫言故鄉花六點七億元來大種特種高粱等，哪怕每年賠本一千萬元也在所不惜。難怪《生活新報》的記者梁保寬在一篇名為《消費「諾貝爾文學獎莫言」亂象叢生》一文里用近來在網絡上走紅的「元芳」之口吻調侃道：「所以我認為，如果投資6.7億弘揚豐乳肥臀文化，宣傳效果可能會更好。退一步說，就算《四十一炮》也比《紅高粱家族》有宣傳噱頭啊！」
在116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中，我不知道有哪位獲獎者如莫言一樣獲得官方如此多的讚許和重視。這種重視從最高當軸高調錶彰他獲獎是中國文化大國崛起和中國文學的勝利外，並由此暗證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再到地方官具體操作過程中無盡地花納稅人的血汗錢，撈政績，搞貪腐，無處不在地吃「唐僧肉」。甚至有高密市膠河疏港物流園區管委會主任范琿對莫言的父親說「兒子已經不是你的兒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成為了社會公共資源，「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莫言作為「唐僧肉」在此段文字裏被地方官表述得淋漓盡致。對此，我還是比較認可時評作者石述思所言：「從創作的角度上說，這個國家需要習慣個體的勝利、人文的勝利，而不總是把創作者的成就首先歸功於自己正確的領導和無私的關愛，否則，拿更多諾獎和奧運金牌也無法證明自己的強大。」（《莫言熱是個泡沫》）
你還別以為只在「莫言熱」里才有公權力的有形和無形之手，在其間混水摸魚，就是在追逐諾貝爾文學獎的熱潮里，也不是沒有公權力的影子在其間攪和的。馬悅然曾接受《重慶商報》的採訪說，有位山東很闊的文化幹部給他寄畫及古書，想行賄讓他評其作品得獎，並許諾得獎後獎金全歸馬悅然。後被馬退回，然後他又給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寫信，繼續要求評其獲獎。我們常常輸出的與普世價值相違的價值觀，又何止在一個文學獎的評選上呢？正如系統論創始人貝塔朗菲所說：「一個病態的社會，其特徵是極其簡單的，這就是它為人的生物學需要提供得太多，但同時卻處於精神飢餓狀態。」
莫言諾獎感言「講故事的人」講他與母親的那部分誠實，從他講允許有人不哭和廟子裏八個人故事開始，他用小說筆法掩飾自己害怕說出來的東西。獲獎感言分為訴說生存不易和對怯懦自辯的兩截，可謂用心良苦。有人開玩笑為其辯護說：八個人的故事最後七個人死在廟裏，你看不懂莫言勇敢的政治數學嗎？與王蒙所處時代的險惡相比，現今時代的恐懼也許不會超過吧，故從莫言的利用與利用莫言，如此火熱的雙簧，或許貪婪才是無底線妥協的因由吧。
肆
在九十年代那場筆戰中，王蒙曾寫過一篇《黑馬與黑駒》來影射王彬彬這樣不給人情面的「黑駒」，只不過應該得到「黑馬」一樣下場，那就是被關到監獄裏去。想一想寫《堅硬的稀粥》時的王蒙可能與「黑馬」站在一起，惹得朱學勤兄來一篇《城頭變幻二王旗》，覺得「大王旗」的變幻與王蒙的過於聰明相比，都還要「稍遜風騷」。如果王小山同學將來出文集時，想請王蒙先生寫序的話，可以直接用《黑馬與黑駒》的標題，妥貼無比。因為王小山同學才是「黑馬」教出來的，如假包換的「黑駒」。我想黑駒同學，不會因此拍案而起吧。
2016年12月3日，同日修訂於成都。本文略有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