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日前表示，中國經濟陷入低迷的深層原因中，有一半是人口問題，而造成這一惡果的是中共的計劃生育制度。
據鳳凰財經11月12日報導，周天勇在文章中表示，造成中國經濟自2014年起增長速度下行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人口少子化、老齡化和人口增長速度快速放慢，這占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55%左右；第二，與國民經濟高稅費、高社保、高借貸成本、高房地價格及租金、高運輸費用等有關，這占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15%左右；第三，與對外經濟關係中的教育、旅遊服務貿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資金外流有關，這方面佔15%左右。
周天勇認為，從數據可以看出這次形成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主要內在成因，以人口的急劇變動為主。
人口增速的放慢和加快會導致勞動力資源、消費需求等因素變動，最終帶來經濟增長速度的相應變動；從結構上看，當期勞動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減會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下降，也會造成產品養老金成本的增加和減少，在一個開放經濟中，還會影響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學界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是少子化和老齡化。而20到45歲區間的經濟主力人口在就業創業創新、投資和消費等方面都是最富有能力的人口資源和人力資本。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者減少，也就意味着勞動力供給，住宅、耐用消費品、汽車、奢侈品購買和消費，創業投資，發明專利和技術產業化等方面的增加或者減少變化。因而，這部分人口規模的收縮或者擴張，對國民經濟繁榮和蕭條的影響較大。
周天勇表示，中共實施計劃生育制度只能使人口總量有計劃，但是對人口結構不能通過計劃使其按比例平衡。與對產業運行和發展進行政府集中管理不同的是，對人口計劃生育，只能對新生人口實行計劃，而不能對已經出生各年齡人口進行計劃和再平衡，特別是不能計劃減少老年人口數量，使其與青少年人口數量相平衡。其經濟後果是：勞動力的快速減少導致成本上升，特別是養老金在產品成本中的比例會越來越大，使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發生突然的轉折，並長期可能陷於不利位勢；由於不同年齡人口的邊際消費率不同，對消費增長和需求結構發生較強烈的影響（比如青年人多和老年人少會使房地產業繁榮，而青年人少而老年人多則會使房地產業蕭條——住宅需求增長緩慢甚至停止，因老年人死亡而住宅供應量增加），以至於產業結構也進入快速的轉折期。
而對自然生育的政府干預，如果程度過高和時間太長，還導致了人口男女結構的失衡，以及主體民族比例相對萎縮、規模化的少數民族比例快速擴張，造成一系列的文化、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負面後果。
此外，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和集中是一個國家高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人口流動，特別是城市化，既是流動過程中通過學習形成人力資本的過程，也是剩餘勞動力得到利用、收入提高和相關土地等資源重新配置，推動經濟強勁增長的階段。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經過計算，發現美國20世紀初的經濟增長動力有1/4來自於人口流動。
周天勇認為，中國與其它國家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的不同在於：由於戶籍限制、房地價格太高、無土地等財產收益基礎、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公平，人口向城市的流程是「青出老回」和城鎮中漂泊；農民使用的耕地、宅地和林地等，由於所有權結構的複雜性，其到城市務工後，農村資源的再配置存在障礙，規模經濟和現代農業舉步維艱；政府強制徵用和寡頭壟斷賣地的方式，盲目擴大城區和開發區，項目用地高算多報，使土地的再配置浪費很大；城市中的資金不能通過交易和股份等長期共盈的方式，進入農場、林場和其他農村項目；大部分兒童、婦女和老人留守農村，包括進城農民工及其子女（由於不平等的歧視）在公共和准公共產品方面的消費水平也較低，對教育、醫療、健康和養老等服務的消費能力和支出有限。
所以，中共在戶籍、流程、公共服務制度和土地體制上的巨大差異。城鄉戶籍不統一，教育等公共服務不平等，社會保障不公平，土地體制僵化等等，使得人口流動、消費和投資、農村土地等資源的再配置，這些其它國家可以強勁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因，在中國銳減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