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現在在日本，空氣中的PM2.5一直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但事實上，日本人民也曾長期生活在不見藍天、大氣污染的狀態下。歷史上，日本人與霧霾死磕了近50年。本文摘自微信公眾號「環球志」，原題為《日本戰霾史：法律是治理霧霾的利劍》。
霧霾籠罩北京（圖源：VCG）
2015年12月8日，上午9點多，微風，東京都環境科學研究所，樓頂上PM2.5監測儀的數值是14微克到15微克/立方米，這個數值低於日本國內的PM2.5濃度標準。
在亞洲地區，東京對PM2.5的排放標準要求最嚴格，它要求日平均值不超過35微克，年平均值每立方米不超過15微克。
目前，日本全國800個地方設有PM2.5監測點。東京都環境科學研究所是800個PM2.5監測點之一，也是東京都80個PM2.5監測點之一。
日本法律規定：當每立方米PM2.5濃度超過70微克時就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威脅，要告知市民，中小學要學校停課。
實際上，日本人民也曾長期生活在不見藍天、大氣污染的狀態下，為了能在這樣的藍天下生活，日本人民與霧霾死磕了近50年。
日本空氣污染最為嚴重的時候，是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人松井女士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初來中國留學。她回憶起那段經歷時說：「初到北京，覺得天空十分蔚藍，好像從沒見過這麼藍的天空。」
早在1910年代，日本進入高速發展時期，鋼鐵業和採礦業帶來了滾滾煙塵，一個可見的事實是大阪市民在炎熱夏天裏不敢開窗。有文章說，據大阪市立衛生試驗所調查，1912年至1913年，大阪每年降落的煤塵量為每平方公里452噸。
戰後經濟復興讓一切死灰復燃了，包括工業污染。有媒體報道，人口密集的東京，在1952年至1953年，會因取暖排放黑煙而「白晝難見太陽」。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副產品，就是環境的代價。曾經在日本駐華大使館工作的日本環境省專家岡崎雄太在一篇文章中寫到，那時候日本小學的校歌中以「工廠的煙囪上有七彩的煙」這樣的詞彙來讚嘆日本經濟增長的速度。
空氣污染仿佛是工業發展帶來的職業病，每一個以工業為主導發展起來的國家都有一段這樣黑暗的歷史。日語中有一個詞，叫做公害（こうがい），泛指大氣、水體、土壤等自然環境被污染後帶給人們的傷害。過去的日本，在近代化的道路上，飽受公害之苦。
二戰之後，日本推行優先發展重化工業經濟發展路線，以煤炭為主要能源，大力推動以既有的京濱工業帶、中京工業帶、阪神工業帶、北九州工業帶四大工業帶為核心，以「太平洋條形地帶構想」為基礎的建設「新產業城市」規劃，工廠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
當時的工業城市神奈川，千葉以及大阪，神戶周圍都是黑煙滾滾，大氣污染也從原來的顆粒狀大氣污染轉變為硫磺酸化物污染，並且直至擴展到日本本州的太平洋區域，嚴重的大氣污染使得東京「白晝難見太陽」，城市能見度只有30-50米，汽車你白天打了大燈也開不了，硫化物刺鼻的味道在部分地區都可以清楚聞到。
在這種狀況下，日本四大公害病之一的四日市哮喘病發生了。其他三大公害病是熊本縣第一次水俁病、新潟縣第二次水俁病和神通川痛痛病。
四日市哮喘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由石油化學聯合廠排出硫酸化物為主的大量污染物質引發。當時，在三重縣的四日市，新建了石化工廠。因吸入含有硫化物的廢氣而導致呼吸疾病的人在1964年達到了人口的3%。
從照片就可以看到，煙囪工廠和居民住宅相距甚近。但當時的人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起初，只是有人抱怨空氣有異臭，之後就漸漸有人嘔吐頭疼，最後死亡。
四日市的鹽濱小學就遭受危害，當時學校被煙霧包圍，教室，校園充滿惡臭，學生們被嗆人的煙霧刺得眼淚直流，拿着手絹捂住口鼻在校園避難，「就像遭到空襲一樣的混亂」。當時，患者一個個被送往醫院救治，可在當時的醫學教科書里，甚至連大氣污染這個詞都沒有。
1967年，一些哮喘病患者忍受不了疾病帶來的痛苦而紛紛自殺。到1970年，四日市哮喘病確診患者高達500多人，但其實世紀患病人數超過了2,000人，截止到1972年底，全國確診的患病人數高度6376人，其中11人最終死亡。
高度的經濟增長帶來嚴重環境問題，當時報紙的相關報道「高度成長啊，還我父親！」
當地一個得了四日市咳喘病的六年級小女孩曾寫下一首詩：
「大家仰頭望着天空，
陰沉沉的黑洞洞。
巨大的工廠在噴煙，
放出了有毒的亞硫酸。
今天硫酸也毒死了人，
何時能還我藍藍的天？」
那麼日本是怎麼具體對付霧霾的呢？
按照日本華人學者橋本隆則的說法，日本霧霾之戰，是民眾與政府的博弈：「日本大氣污染的最早發現與提出防治的不是當地政府，而是受到這些大氣污染侵害的當地居民。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各地就發生了關於大氣污染的居民運動。」橋本隆則說，這些居民直接找到當地行政部門，要求關注大氣污染。橫濱就曾有數百居民到橫濱市政府靜坐，要求政府改善大氣污染狀況。
在政府還要擴大四日市石化規模的1963年，當地民眾開始了要求停止建設石化精煉所的環境運動，最後逼迫建設方不得不放棄了建設計劃。
四日市的反對運動成為一個群眾性的全國運動以後，日本政府才開始正視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在1969年第一次制定了硫磺酸化物的環境標準。此後隨着日本國民的環境意識增強，日本對於大氣污染的定義也在發生變化，並且越來越嚴格。具體而言，日本政府採取了兩大措施：詳細分析原因制定規劃，和出台並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法規。
詳細分析原因制定規劃
日本政府調集專家分析大氣污染的原因，得出結論主要是由於光化學煙霧，污染的兩個主要發生源是「固定發生源」工廠和「移動發生源」汽車，並花了近五十年進行治理：前20年主要聚焦在對工廠的治理上，後20年致力於汽車污染治理。
一方面對於固定發生源，採取了安裝脫硫脫氮裝置的辦法；另一方面針對移動發生源，出台法律法規限制車型車輛；第三，藉助信息化手段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
日本政府實行低排放車認定製度，大力推行稅收優惠、補助金以及貸款優惠等制度，截至2011年，日本全國低排放車保有台數達2055萬台，占機動車保有總數的27%。
此外，日本政府還大力修建四通八達的鐵道交通網，東京都大陸鐵總延長達500KM，路面電車1500KM，在世界大城市中居第一。目前東京每平方公里地鐵站密度達到1.06站（北京市內為0.14站），承載着86%的公交運量。
據稱在東京市區任何地點500M範圍內都可找到地鐵口。開車上班的人越來越少，坐電車已成為人們的主要出行方式，家庭汽車的使用也大幅降低，地鐵及電車已成為東京市民出行的第一選擇。
法律是治理霧霾的利劍
1958年《工廠排污規製法》，
1962年《煙塵排放規製法》，
1967年《公害對策基本法》，
1968年《大氣污染防止法》，
1970年的國會，由於集中討論環境公害問題，而被稱為「公害國會」。
1971年，日本增設了環境廳，2001年升格為環境省。目前，已在全國47個都道府縣、12個大市和85個政令市全部設立環境行政機構，基本形成以環境省（廳）為核心的全國性一體化行政管理體系。
1978年，仿效美國推出加強汽車尾氣管制的「日本版馬斯基法」；
1981年，日本開始在主要城市實施氮氧化物（NOx）限排措施；
1992年推出《指定區域機動車排放氮氧化物總量控制特別措施法》；
2000年出台《關於確保居民健康和安全的環境條例》；
2001年出台《關於機動車排放氮氧化物以及顆粒物質的特定地域總量削減等特別措置法》。
此外，日本的《電氣事業法》、《煤氣事業法》、《道路交通法》和《道路運輸車輛法》等法律中也涉及大氣污染防治相關內容。
2009年，日本制定PM2.5環境標準。
當然，這些列法律法規的出台，與日本民眾針對環境問題發起的一系列訴訟有直接關係。
自1960年代起，日本公民開始了要求損害賠償和禁止排污的一系列「公害訴訟」。圖為訴訟者捧着因污染死去的親人遺像進入法庭
上世紀80年代，公害教育出現在日本小學生的教材上。日本文部省還制定了學校環境教育規則，建立了從小學到大學的環境教育體系，強化垃圾分類，減少焚燒污染。
1970年至1980年，日本直接用於治理環境污染的財政預算增長1.3倍，同時，日本工業單位GDP能耗降低了一半以上，現如今其工業單位GDP能耗僅相當於我國的1/7左右，在節能減排和循環經濟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效。
城市綠化是日本治理霧霾的重要手段，東京有關當局就規定，新建大樓必須有綠地，必須搞樓頂綠化。
在東京的綠化很少種草，而是種樹，不但追求綠化面積，更加追求綠化體積。
如今，東京灣已淘汰污染產業，再迎藍天。
三重縣四日市也重現美麗夜景：
通過日本社會數十年的努力，日本社會形成了一股合力對抗空氣污染。如今大家再到日本去旅行，春天賞櫻花夏天賞楓葉，空氣乾淨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