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中國，人們經常會談到一個社會現象，同一個微信群里的中學同學、插隊知青、兵團戰友們，因價值觀不同，對時事的認知差別越來越大，甚至語言對立。基於不同的價值觀傾向，人們對現實和歷史的認知差異導致社會觀念的明顯分化。分化從何而來？這就是我想探討的問題。
自從1978年開始，中國已經走了差不多40年的改革之路，但至今改革這個口號還是政策文件的關鍵詞，這表明，中國仍然徘徊在改革的中途。關心中國前景的人，都非常關注政治改革，卻很少有人考慮過價值觀轉變對政治改革的影響。如果選舉政治一旦建立，左右選舉結果的最關鍵因素是什麼？事實上，是選民的價值觀決定他們喜歡什麼樣的政策口號和政治人物。不久前俄國剛完成了新一輪國會選舉，實行威權統治、打壓反對黨的普金，讓自己扶植的傀儡政黨囊括了大多數國會席位，而厭惡普金的少數選民只能拒絕參選以示不滿。
1991年俄國開始民主化，25年之後卻似乎離真正的民主越來越遠，近日戈爾巴喬夫說，普金正拉着俄國回到過去。然而，普金今天能夠得勢，難道不是俄國選民一步步用選票送上去的嗎？我關於轉型問題的上一篇文章「懷舊與國運」，談到了葉利欽當局20年前拒絕清理紅色價值觀。俄國的宿命所折射的，其實就是紅色價值觀繼續在選民中發揮影響、威權領袖操縱政局、政治進步遙遙無期的困境。社會多數成員價值觀的轉變，是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然而，這個話題在中國至今仍然混沌不清。
一、紅色價值觀：版本常換，灌輸依舊
每個國家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前，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有自己的道德價值觀，雖然經歷了從清朝到民國的政治演變，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也還是相對穩定的。當然，用現代的眼光去看，中國的傳統道德、價值觀念里有很多內容是陳舊落後的，比方講男尊女卑。但除此之外，仍然還有不少內容屬於應當繼續堅持下去的是非標準，比如誠實不欺就很重要；另外，人們之間相互信任、樂於互助這樣的社會關係，也建立在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基礎之上。現在有些80歲以上的老年人回憶說，50年代初那個時候的人多好啊。其實，那個時候之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正常，是因為中國舊的價值觀念還起着作用。
社會主義國家往往被看作是威權主義政權，但它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威權主義政權有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支配人們的思維和認知，即實行思想專制，它不僅全面控制人的行動、言論，而且要支配人的思想，以此達到最徹底地統治人的目的。所以，社會主義國家往往都會實施「思想改造」，一方面，對「階級敵人」發動一輪又一輪的打擊，迫使老百姓學會「站隊」，不再發表「不合時宜」的言論；另一方面，把所有媒體都變成喉舌，同時由當局統一編寫教科書，「從娃娃教起」，把官方意識形態教條灌輸到人們頭腦中。久而久之，老百姓失去了自己獨立思考的機會和能力，反覆灌輸的宣傳教育充斥頭腦，所謂的「受黨教育多年」，其實也就是被灌餵「狼奶」歷經有年。當然，「思想改造」不可能完全徹底，人們多少還存留一些與官方宣傳不一致的想法，但為了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裏生存下去，人們學會了「公眾場合講假話，私下場合講真話」。
在文革初期，青少年多半以為，黨和領袖說什麼都是對的，絕不可質疑；不僅如此，還要為毛主席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獻出一切乃至生命，師生、親屬、同事、朋友之間，則按照「革命」、「反革命」的標準界定親疏。今天，中國人看到北朝鮮老百姓對金家祖孫三代的頂禮膜拜，可能覺得荒唐可笑。其實，文革初期，中國人誰沒有經歷過每天必行的「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至於跳過「忠字舞」的，恐怕也不在少數。我1969年春在安徽農村插隊時，到全椒縣汽車站買票乘車，當時售票員大喊，誰不跳「忠字舞」，就是對毛主席不忠，不許買票。如今，「忠字舞」並未老去，它再度走出歷史，回到了人間，在廣場舞里重現痕跡。
紅色價值觀懂得「與時俱進」，它不是一套亘古不變的機械教條，而是經常隨着當局和領袖的需要不斷變換版本，即便前後矛盾、互相牴觸，也毫不慚愧；而灌輸者則從不承認，它棄用的舊版本曾經誤人子弟，甚至害人終身。比如，50年代前半期中蘇蜜月階段，老百姓被告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凡有人膽敢批評蘇聯或「老毛子」當年佔領東北時的「燥性」，就可能被打入「另冊」，那時誰要是聽「美國之音」的廣播，絕對屬於「偷聽敵台」，可判死罪；等到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地位的企圖因「大躍進」政策的徹底失敗而破產，中蘇從政治對立走向邊界武裝衝突時，蘇聯就成了「社會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又奉命改把「反修防修」當作崇高使命，於是蘇聯的「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變成了「敵台」，「解放全人類」和「打倒美帝國主義」的革命理想改成了中美友好；改革以後「狼奶」又變了版本，「富起來」成了紅色價值觀的主題詞，「實現共產主義」變成了「三個代表」，但是，「富起來」的手法是否正當，這個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話題卻被塞進了故紙堆，連《共產黨宣言》的單行本也停止發行了，以免老百姓讀後有「非分之想」。不管紅色價值觀的版本如何變換，灌餵「狼奶」和禁止獨立思考的體制總是一脈相承的；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早已被拋棄的舊版紅色價值觀，也不得「妄議」。
二、原國企工人懷念文革：舊紅色價值觀拷問新紅色價值觀
50年前毛澤東發動了文革，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在心中默默地懷念文革時代，而下崗再就業或退休養老的原國企職工就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群體。他們是文革時期的受益者，也是被改革拋棄的社會遺產。昔日的國企職工懷念文革時代，不單純是因為他們社會地位的滑落，還源於他們信奉的紅色價值觀與當今中國的轉型現實格格不入，但是，這是國企工人們的原罪嗎？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中，工人階級始終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共產黨建政後都致力於消滅私有制，然後建立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基礎；與此對應的政治教條就是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當然，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都是黨委或廠長管理下的一個社會群體，他們可能受到尊重，其實作不了主。唯獨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治下的國有企業工人被賦予了「領導一切」的「重任」，許多工人造反派骨幹不但在工廠里成為革委會成員，而且被派到教育、文化單位去當「工宣隊」，成為這些單位的「當權派」，可以「作」許多黨員幹部的「主」。對這種工人階級「主人翁」價值觀與政治現實的獨特結合，國企工人們自然是讚賞的。雖然這一短暫的輝煌很快就結束了，「文革」後工人們重新恢復了以往的被管理地位，但當年曾經的「當家作主」卻銘記在心。
國企工人文革記憶的另一側面，則是他們在文革時期相對優越的經濟社會地位。在那個年代，國企工人的工資雖然被長期凍結，但他們有穩定的收入和基本生活品供應，還可以「出勤不出力」，其社會和經濟地位幾乎可與部隊的連以上幹部比肩。當時，北京、上海的國企工人尤其能體驗到優越感。1970年北京的中央黨政機關幹部和高校教工大批遷往各地「五七幹校」之後，北京幾乎成了半空的城市，當這些機關大院的家屬子弟們惶惶然地遺棄家具雜物、離別舊家、移居鄉下時，國企工人成了在首都安居樂業的主要人口。而上海的國企工人則一面享受本地豐富而優質的商品供應，觀賞着全國各地民眾對滬上日用品的傾心嚮往，一面歡送工人造反派骨幹源源不斷地邁進中央。當時，相對於生活艱困的農民和插隊知青，以及在「五七幹校」里長期務農的機關幹部和文化教育單位人士，城市裏國企工人的生活、工作狀況確實要優越得多，似乎前景良好。「師傅」這個工廠里才使用的稱呼，也因此成為社會上對他人的流行尊稱。
80年代的經濟改革並沒有真正觸動國企工人的經濟社會地位。1988年春中國模仿蘇聯，頒佈了《企業法》，規定職工代表大會是企業的最高決策機構，工會為其執行機構。這個法律雖然並未得到真正的貫徹，但進一步肯定了官方意識形態里關於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企業民主監督等理念；雖然工人階級不再「領導一切」，但當時的企業改革仍然堅持社會主義的「廠內民主」理念。從現代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廠內民主」從來就行不通；但是，中、蘇兩國秉承意識形態教條、堅持「廠內民主」這一理念的客觀結果是，它深深地形塑了國企職工的價值觀。在中國，從「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到「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再到「廠內民主」，儘管不同歷史階段的紅色價值觀一變再變，但對這些變化，官方從來只調整宣傳的重點，卻從不清理「陳貨」，在國企工人的頭腦中，舊版紅色價值觀已深深地紮下了根，而他們判斷後來歷史變遷的種種是非曲直，恰恰是從舊版價值觀出發的。
進入90年代之後，國企的制度頑疾明顯暴露，虧損日益嚴重，於是國企工人成了改革對象。當局先是提出「砸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的口號，到了1997年，以「改制」的名義，中國推行了國企全面私有化，國企管理者不費分文便成了企業主，國企員工則被要求「為改革犧牲」，紛紛下崗（詳見我今年6月22日的文章「中國模式：共產黨資本主義」）。國企私有化的冷酷結局，為含義模糊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新版紅色價值觀作了最清晰的注釋。從此，原國企工人們開始懷念文革時代，雖然不過是無奈的表達，但也映射出意識形態宣傳的窘境和他們的價值偏好。這樣的價值偏好，不就是當年灌輸的成果嗎？既然灌輸無錯，紅色價值觀的「與時俱進」也不錯，那麼，被灌輸者用舊版紅色價值觀拷問新版紅色價值觀，不正是灌輸體制為自己栽種的苦果嗎？莫謂原國企職工垂垂老矣，他們的社會認知會影響其下一代，在將來的選舉政治中開花發芽。
三、「拒絕遺忘」VS「拒絕否定」：少數與多數的價值觀對立
紅色價值觀伴隨着幾代人的人生歷程，但具有一段相同人生經歷的人，現今卻未必抱持相同的價值觀。這樣的社會分化，看上去像是造化弄人，實質上卻是紅色價值觀印痕淺深的表現。這些年來，在經歷過文革的人群里，有「拒絕遺忘」和「青春無悔」這兩個流行說法。《拒絕遺忘》——錢理群關於反右運動的書名，代表了一代知識分子對現代史中種種磨難的獨立思考；「青春無悔」，則是昔日上山下鄉知青的一種自我謳歌。「拒絕遺忘」和「青春無悔」反映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思歷史的態度。「拒絕遺忘」是警醒國人，勿忘國難，從中總結歷史教訓；而「青春無悔」之說，聽起來有點奇怪，似乎與常情相悖。文革期間1,600多萬城市中學生被迫上山下鄉，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在「組織」的壓力下，不得不離城別家，遠赴鄉村邊疆，其中自願者為數寥寥。他們在農村歷經艱辛之後，難道就幡然醒悟，從被迫上山下鄉變為自願「紮根農村一輩子」，因此而「無悔」了？其實，少數因婚嫁而真留在鄉村直到今天的當年知青，現在並不唱「無悔」的高調；而倡導「青春無悔」的，早就返城30年了，他們幾乎都是「上山下鄉一陣子」，絕無「紮根農村一輩子」的想頭，所謂「無悔」，不過是一種矯情而已。然而，從這個現象卻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行為模式，即「拒絕否定」，這絕不限於知青，也不是只有成功者才總想肯定人生歷程的過往步痕。
敢於面對歷史、反思歷史的，始終是少數。他們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具備獨立思考能力以及豐富社會歷史知識的知識分子（即intelligentsia當中的一部分人，原詞借自黑格爾），但他們的公眾影響力時常被壓縮；另一類是人生當中經歷過磨難的人，典型者如文革時期受過迫害的老幹部和教育、文化界人士，不過，他們的眼光因人而異，許多人的反思只是訴苦，對事對人不對制，恐懼猶在。而社會上的成功者，比如我在這組系列文章里的第一篇「懷舊與國運」里提到的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對他自己以及上一輩的社會地位和人生經歷，自然不願否定。中國的紅二代當中，能像羅瑞卿家的羅宇和羅點點那樣反思歷史的，實屬鳳毛麟角。即便是人生當中僅得一度風光者，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大學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蒯大富，文革時期的上海紅人徐景賢、朱永嘉，他們落難後撰寫的回憶，雖不免留下落寞的筆觸，但都不肯否定自己的當年，更不曾因弄潮落水而生濃濃悔意。文革時期的國企工人如今懷念文革和毛澤東，其行為亦屬「拒絕否定」，不過他們當時的經濟社會地位與紅色價值觀相互匹配，對舊日留戀，不為無因；相比之下，倒是脫離了鄉村的當年知青，如今若唱着「青春無悔」，反而有幾分荒唐。他們在農村的生活勞作，無論如何不會是自己人生當中的得意時光；他們上山下鄉時的經濟社會地位落到了社會底層，亦難支撐紅色價值觀那「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紮根農村一輩子」的主旋律；而他們現今用「青春無悔」去迎合舊版紅色價值觀，其實是拒絕否定自己的人生低谷，也因此客觀上為當年的紅色價值觀作了背書。這樣的思維定式，其實與今日的憤青有相似之處。
在紅色價值觀占支配地位的社會，能夠主動自覺地反思歷史、告別紅色價值觀的人群只是少數，而相當多的社會成員卻出於種種原因，默認了新舊各種版本的紅色價值觀。當下在時事認知方面的社會分化，實源於人們的價值觀差異，中俄兩國皆受制於此。下一篇我再進一步分析，為什麼價值觀變遷會決定轉型國家的國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