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溫家寶接受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專訪，大談政治體制改革。當年第11期《炎黃春秋》文章《上下互動：溫總理談話解讀》刊登了訪談譯文。文章同時指出，溫家寶接受採訪所談，以及此前多次講話中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回應的是民間的訴求。《炎黃春秋》刊發這篇文章後，曾給溫家寶匯去800元稿費。以下是《上下互動：溫總理談話解讀》全文。
溫家寶在任中共總理期間，曾創下40天6次提政改的記錄(圖源：Reuters/VCG)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最引國人關注的一件大事，是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慶典。為什麼關注？原因大概有兩條：一、在中國30多年的改革歷程中，深圳特區的成立，無疑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而她的發展歷程，則是中國改革的一個縮影。借30周年的慶典，梳理深圳發展的歷史，可以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參照。二、改革走到今天，已經處於無共識狀態，人們期待慶典儀式上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會對改革向何處去，有一個解讀。
慶典儀式隆重，人們的期待也沒有落空。慶典儀式前，溫家寶在深圳的講話，慶典儀式上胡錦濤的講話，雖然側重點不同，但強調堅定不移地進行改革是共同的。尤其是溫家寶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更是引起人們的熱議。為什麼會熱議？是因為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心是相通的，那就是，堅定不移的改革的目標，應該落在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上。
溫家寶的講話，使人振奮，但也有人感到困惑。困惑的理由是：在中央領導人當中，只有溫家寶多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這是集體領導的共識，還是個人主張？按照國人對現行領導體制的理解，溫家寶提出的政改，應是中共高層的共識。可是，又給人們留下「怎麼看不到行動」的困惑。所以，關注的人們在熱議講話的同時，不免也在猜測講話的背後，有人甚至猜測更多一些。
猜測畢竟是猜測，無論怎麼猜測，都不如講話者本人的解釋來得實在。讓人振奮的是，溫家寶竟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正面回應了這種猜測。
溫家寶接受CNN採訪
2010年9月23日，溫家寶接受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扎卡里亞全球掃描」（FAREEDZAKARIAGPS）節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亞的訪問，此節目於美國東部時間2010年10月3日播出，隨即引起熱烈的關注和議論。在接受採訪時，溫家寶回應人們的猜測，另外也談到不少人們所關注的問題。這裏，把媒體登載的訪談譯文轉引如下：
Zakaria（以下稱為Z）：你認為當前全球經濟形勢是穩定，而且充滿活力的嗎？你是否擔心出現所謂的「二次探底」，導致美國經濟再一次進入衰退？
溫家寶（以下簡稱溫）：客觀地說，我認為當前全球經濟正在復甦，儘管這個復甦的過程有些漫長，充滿曲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現實給我們好好上了一課。我希望美國經濟能夠快速地恢復，因為美國經濟實力畢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
奧巴馬總統最近的一些經濟政策，包括美國出口倍增以及對基礎設施大量投資的計劃，是解決問題的正確之道。儘管這些政策來得稍晚了一些，但總算及時。
這讓我想起了我決定4萬億投資刺激中國經濟的時候。當時人們對這一政策有着各式各樣的看法，但是現在的經濟態勢顯示我們一攬子刺激計劃是有效的，成功的。
Z：你的經濟刺激計劃，從占GDP的百分比來說，是美國計劃的10倍，真是一個異乎尋常的舉動。是否存在這樣的擔心，如此巨量的投資將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產生泡沫？政府投資了這麼多錢，是否會帶來通貨膨脹呢？現在投資計劃減弱了，有沒有什麼影響？政府的錢會不會不夠？
溫：從你的問題來看，我認為你並沒有對我們的刺激計劃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我們的經濟刺激計劃有四個重要的組成部分：1.大規模的公共投資、結構性的減稅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2.調整和升級產業結構；3.科技創新以及發展有戰略意義的新興產業；4.改進社會保障體系。整個4萬億人民幣的投資計劃並不是都來自於公共財政，政府只提供其中1.18萬億人民幣，餘下的會從非公有市場以及金融市場中籌措。刺激計劃的實行，保證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和快速發展。它幫助中國經濟能夠保持30年來快速發展的好勢頭，同時也讓我們避免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由於外部條件劇烈變化而產生大的波動。同時，經濟刺激計劃為將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對在你問題中提到的那些挑戰保持着高度的警覺。
我從三個方面回答你：第一，中國確實存在通貨膨脹的風險，這也是我們提出要小心調整好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結構調整和管理通脹預期這一重要任務的原因。這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核心。我對中國管理通脹預期確實存在擔憂，這也是一直以來我着重要妥善管理的地方，因為我認為腐敗以及通貨膨脹會對我國政權的穩定造成負面的影響。這兩個問題都需要廣大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這是我對中國通脹問題的看法。
第二，隨着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地方政府會有一定財政金融上的風險。地方政府有融資工具，也有一定的債務。但這並不是一個經濟危機之後才存在的新問題，其實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就已經存在。現在地方政府通過各種融資渠道，累計了7.6萬億人民幣的債務。地方一級的這些債務，仍然在我們可以管控的範圍內。但是在地方政府層面妥善地管理這些債務是很重要的，以免對公共財政和金融部門帶來風險。預算赤字佔中國GDP的比例為3%，而中國所有債務佔GDP的比例是20%。也就是說，目前仍然在我們可控的範圍之內。
第三方面，當前所有的投資必須要有利於我們經濟結構的調整，而不是阻礙。這一點關係到我們長期的發展前景，因此顯得尤為重要。
Z：冒昧地問一句，你從金融危機中學習到了什麼？你是否對美國宏觀經濟的管理失去了信心？一個中國朋友這樣對我說：「我們就像課堂上的學生，聽美國的教導，但是現在看看，可能這個老師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溫：在金融危機面前，任何對國家，對全體人類有責任感的人都會從中學習。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是，在管理國家事務時，關注經濟結構非常重要。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贏得了世界的讚譽。然而，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很早就表明我們的經濟發展仍然缺少平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金融危機加強了我的這一觀點。一方面，我們必須要防止金融危機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仍然要強調我們自己的問題。這兩個方面的工作要同時做好是很難的。
中國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內需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仍然處於加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階段。刺激國內需求可以鞏固並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抓住機會，提高發展速度，穩定中國經濟。在這一基礎上，我們必須着眼長遠，清楚地意識到在經濟結構中的各種挑戰。至於美國的經濟，我始終認為它有牢固的基礎，不僅僅是在物質上，更重要的，是在科技和管理人才這兩方面都有着強大的力量。200年來美國在經濟發展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儘管其中有曲折往復，但是我相信，美國會克服各種困難，度過這一次金融危機，要對美國經濟的前景充滿信心。
Z：你曾經撰文紀念過你曾經的領導——胡耀邦。這篇文章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其中你高度讚揚了他。回顧過去，你認為胡耀邦是一個傑出的中共領導人嗎？
溫：是的。我想我給他的歷史做出了一個公允的評價。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貢獻。第一，他大力推動了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通過這一討論，他為中國解放思想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第二，面對眾多阻力，他毫不畏懼，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廣大黨政幹部平反冤假錯案。第三，他採取行動，切實推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
Z：在你的演講中，你提到，從經濟上看，中國依然不是一個強大的創新型國家。有着如此多的言論自由限制以及互聯網管制怎麼可以成為一個強大的創新型國家呢？難道不應該取消這些限制嗎？
溫：我認為言論自由對每一個國家，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國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我認為在這一點上你並不了解中國。在中國，有4億左右的互聯網用戶和8億左右的流動電話用戶。他們可以接入網絡，表達他們的觀點，包括批評意見。我在網上經常能看到對政府工作的尖銳批評和建設性意見。我經常說，不但要讓人們享有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創造條件讓他們能夠對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評。只有人民能夠監督和批評，政府才會做得更好，公務員才會真正地為人民服務。當然，監督和批評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這樣國家才會有秩序，秩序對於一個有13億人口的國家來說是更為重要的。
Z：溫總理，說實話，我去中國的時候，發現很多我要上的網站都被屏蔽掉了，非常難以獲得資訊，似乎任何挑戰共產黨政治地位的言論都是不允許的。比如胡耀邦，直到您寫的文章出版，在《人民日報》上從未被提起。給我的感覺就是這些限制——對互聯網監控的這些設備，讓你的人民很難真正有創造性，去做那些你想讓他們做的事。
溫：我相信，我和所有的中國人民都有這樣的信念，那就是中國會有持續的進步，人民對民主和自由的嚮往和追求是無法阻擋的。我希望你能慢慢看到中國正在持續的進步。
Z：在過去幾周，你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演講，在深圳的講話真的把我鎮住了，你說「不僅要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也是在我們上一次專訪中你的觀點。但是很多中國人說過去六七年間，經濟體制倒是在不斷改革，但是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多少。那些聽你的演講的人，他們說「我喜歡溫總理的講話，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行動啊」，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溫：其實，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多年以前由鄧小平提出並推動的，我想任何一個對國家有責任感的人都應該對這一點深入思考並付諸行動。上次見面之後我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更深入的思考，我的想法是，一個政黨在取得政權之後，應該要和在取得政權的過程中不一樣才對。最大的區別就是，政黨的活動應該要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政黨的政策和主張可以通過合法途徑上升到憲法和法律的高度。任何黨派、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過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我認為這是現代政治體系中的重要特徵。我將我的政治理念歸納為四句話：讓人有尊嚴地幸福生活，讓人感到安全可靠，讓社會充滿公正，讓人對未來充滿信心。
儘管社會上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儘管存在各種各樣的阻撓，我仍然要堅定不移地在我的能力範圍內，貫徹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
我想用兩個詞來表達我的決心：風雨無阻，至死方休。
Z：貨幣問題最近又成了熱點，讓我這樣提這個問題：在得到中國的保證後，人民幣在過去兩年只升值了1.8%。中國對人民幣再多升值一些難道不感興趣嗎？
最近，中國通過壓榨普通工人，對出口進行了隱形的補貼。這樣就會有通脹的風險，造成你剛剛提到的缺乏平衡性。因此，人民幣匯率要再提高難道不是一件好事情嗎？
溫：我想你的觀點仍然是美國的觀點，或者說，美國國會中一小撮人的觀點。中美兩國經濟聯繫緊密，雙邊貿易已經超過3000億美元，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已經超過600億美元，中國已經購買了超過9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
沒有人會相信中國的領導人沒有緊跟美國經濟的發展。然而，一些美國人，特別是美國國會裏面的一些人，對中國缺乏全面的了解。他們將中美關係中的問題政治化，特別是兩國貿易不平衡這一問題。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好事。
我感謝你給我這個專訪的機會，因為你讓我能夠更進一步地解釋實際的情況。有關匯率和中國貿易順差，有三個要點往往是大家都不了解的：1.中國並沒有主動追求順差。我們外貿的目標是在各國交易中維持平衡和可持續貿易，我們希望在我們的支付科目中能夠達到基本的平衡。這是我們一直在強調和行動的。在2008年，中國的貿易順差佔GDP的比重是9.9%，2009年這一比例下降到5.8%，2010年的上半年的數字是2.2%。2.一個國家貿易順差的增長和它的貨幣政策並沒有直接的聯繫。從1994年開始，人民幣啟動了改革匯率的進程，從那時算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升了55個百分點，同時，主要經濟體和中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幅度地貶值。中國對外貿易的急速提高也是在這一時段。實際上，在美國歷史上也有這麼一段時間，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國家。這一現象，是國家發展的必經階段。第三點，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你恐怕也知道，中美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中國在加工貿易上有順差，但在一般貿易上存在逆差。交易物品上中國有順差，但是在交易服務上有逆差。中國在和美國以及歐盟的國際貿易中有順差，但是在和日本、韓國以及東盟國家的交易中存在逆差。很多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在美國已經是不生產我想也不可能再重新生產了的——那些附加值比較低的產品。即便美國人不從中國買這些產品，你們也會從印度、斯里蘭卡或者孟買購買。這並不能解決兩國之間貿易不平衡的問題。
我回憶起你曾經舉過有關iPad的例子。在美國一個iPad售價是299美元，但是加工iPad的中國工廠只能從中獲得4美元的加工費。
還有一點可能你和國會中諸君都不太了解，在華的5萬美國公司中，2萬2千家是出口公司，制裁中國的出口公司無異於制裁美國的公司。
Z：上次我們談話的時候，我問你當時你在讀什麼書以及什麼書比較有趣。那在過去幾個月有沒有什麼事、有沒有什麼書讓你印象深刻呢？
溫：我的書架上經常擺着的是有關歷史的書，因為我相信「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中外的歷史書我都很愛讀。在我出差的時候，我一般會隨身攜帶兩本書，一本是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另一本是《沉思錄》。我並不是同意這兩本書中的所有觀點，但是我相信古人的理想和思考會為今人提供思考的食糧。現在有太多自誇自賣的回憶錄，我並不喜歡讀。我相信一個人應該留給世界的是真相——那些真實的東西，但即使是真實的東西也終將消散。
Z：最後一個問題，溫總理，你的坦誠讓我感動。你剛才提到你不管國內黨內的阻礙有多大你都要繼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你對於腐敗和通脹會動搖社會穩定的憂慮，以及對胡耀邦領導能力的讚揚，即使他是一個危險的「自由化」領袖。你相信中國即將上台的新一代領導人，會和你有共同的願景嗎？他們會不斷努力深化你正在力推的事業嗎？
溫：你可能認為這是今天最難回答的問題，但在我看來這很容易。我從兩點回答你有關未來的問題。1.正如中國老話說的「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對中國未來領導人超過他們的前任我深有信心。2.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決定了國家的前途和歷史。人民的希望和意願不會止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謝謝你的專訪！
Z：這是我的榮幸，謝謝你溫總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