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前5個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3.9%，幾乎相當於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1/3。和去年年底民間固定資產投資10.1%的增速比，可謂真正的懸崖式暴跌。民間投資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62.0%，比去年同期降低3.4個百分點。
其中，經濟處在困難中的東北地區，前5個月民間投資的增速暴跌幅度達到驚人的29.3%。高層對於民間投資的下滑極為重視，5月9日「權威人士」在談中國經濟大勢時將「民營企業投資下滑」列為當前中國經濟的第一風險。
對於民間投資的下滑，國務院在5月份派出督查組調查民間投資下滑的情況。最近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專題會上，李克強總理也專門聽取了督查組的報告。7月4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對遏制民間投資的下滑，提振民間投資的信心做了進一步的部署。
筆者注意到，無論是國務院督查組的調查，還是《關於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談及民間投資今年上半年下滑的原因，不外乎這幾點：
鼓勵民間投資的法規政策不配套、不協調、落實不到位；
民營企業在市場准入、資源配置和政府服務等方面難以享受與國企同等待遇；
融資難融資貴、繳費負擔重；
一些幹部不作為、不會為、亂作為，少數地方政府失信等。
必須承認，這些的確是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下滑的原因，但我們也疑惑，其實這些原因多年來一直存在，為什麼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卻出現了如此劇烈下滑的態勢呢？這是我們必須深入思考並尋求正確答案的。
在筆者看來，今年民間投資的下滑，除了從長期的體制、機制、觀念等進行分析外，還需立足於當前中國經濟在新常態周期的背景。站在這個角度，我認為，民間投資當前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國經濟進入「無人區」的情況下，依靠過去的模式投資實業，投資一些領域，根本不賺錢了。不賺錢了，所以民間投資不再去追加投資。
民間投資所處的行業，大多為製造業領域，而這些領域目前處在很困難的調整期，加上民營企業家對未來的不確定，從而自動會減少投資。再加上，在實業困難的情況下，今年房地產上半年的火熱又使得民間投資大量進入房地產領域「避險」，一部分民間投資出海，到海外尋求投資機會，這都是導致民間投資下滑的具體原因。
基於以上邏輯，筆者認為，民間投資當下的下滑具有合理性。我比較擔心的是，一看到數據的下滑，不是從根本上解決，而是着急，一着急，就會通過行政命令等方式人為把民間投資的數據拉起來。
從另一個層面看，民間投資這次出現明顯下滑，未必全是壞事。一方面再次提醒我們，按照過去的邏輯和思維，不創新，很多產業已經沒有太大的潛力可挖；另一方面，這次數據的下滑，也讓我們再一次認識到民間投資的重要性，為徹底解決民間投資的各種困境提供了一個足以聚集最大公約數的共識。
筆者認為，要真正解決民間投資的下滑問題，既要出台臨時的措施遏制民間投資下滑的態勢，又要從長期的觀念、體制、機制等層面進行一次徹底的解決。從長期來看，在民民間投資上，我們需要重構「三重門」：
要在觀念上真正貫徹中央的「兩個毫不動搖」。過去多年，儘管在政策層面高層多次強調：
要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凡是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應允許各類市場主體進入；
凡是已向外資開放或承諾開放的領域，都應向國內民間資本放開；
凡是影響民間資本公平進入和競爭的各種障礙，都要通通打掉。
但由於在觀念層面，有些人仍然沒有真正落實「非公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論斷，從而導致在產業政策、融資以及市場准入方面，總是有意無意地設置一些障礙。比如說，融資難的問題，我認為根子在觀念，把錢給國企不擔心犯錯誤，但要給民營企業，總會擔心犯錯誤。
從2005年「非公36條」到2010年的「民間投資36條」，關於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並不少，有些政策本身的含金量很高，但為什麼民間投資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在鼓勵民間投資的思路上有問題。
筆者過去多年一直呼籲，落實民間投資的平等待遇，必須通過負面清單的立法思維，而不是當下的正面清單。對於限制或者民間投資暫時不能進入的領域，列一個負面清單；剩下的領域，對所有的主體同等對待，不許設置任何歧視規定。所謂的「彈簧門」、「玻璃門」、「旋轉門」自然破解。
當前，民間投資在實業領域沒有信心，不願意投資，除了製造業整體處在困難周期外，房地產以及虛擬投資領域的虛火也是重要原因。房地產和金融投資領域如果賺錢很容易，企業就不會選擇堅持做實業和創新。這兩年，除了房地產，一些股權投資領域的泡沫，動輒暴富的模式和故事，讓民間投資沒有心思在實業領域堅持耕耘。這是一種嚴重的資源錯配，最終的結果就是民間投資在實業的萎縮。
遏制民間投資下滑，提升民間投資的信心，必須重構這「三重門」。特別是，不要每次在民間投資下滑時才出台政策，而要將民間投資的穩定放到中國經濟長治久安的高度來對待，來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