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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金融亂象:中國式「釣愚」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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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的潮水還沒退卻,已經有人開始裸泳。e租寶之後,顯然還會有更多「寶寶」「財富」陷入風險,涉案金額也從幾億到上百億。從媒體報道來看,從快鹿系平台收存資金風險,到北京天恆泰財富涉嫌非法吸存,再到上海中晉資產被立案調查,中國互聯網金融在剛剛過去的春天爆出更多麻煩。即使陸金所之類業界領頭公司,也放慢了IPO步伐。

去年是小甜甜,今年是牛夫人,說的不是過氣網紅,而是當下互聯網金融亂象,新一輪整治正在開始,也註定未來各類跑路以及調查新聞還會繼續。根據銀率網統計,截至2016年3月底,中國全國正常運營平台共2572家,連續四個月負增長,2016年3月全國新成立P2P平台僅4家,環比上月減少66.7%。截止5月下旬,累計新增問題平台已達137家,其中跑路/失聯17家/82家。

昔日作為創新典範的互聯網金融,為何如今有淪為騙子集中營的嫌疑?和中國多數行業一樣,互聯網金融也不幸走上了「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治亂循環;其發展路徑也遵循資本邏輯,走上了最便利套現的一條路。在互聯網金融方興未艾時候,部分業界人士將其視為放鬆監管的不二途徑,為互聯網金融站台喊話更是屢見不鮮,當時如果對於互聯網金融提出質疑,近乎走在金融創新對面。放眼當下,即使最為領先的互聯網金融公司,多數在某種程度上也只是銀行信託的變體,昔日創立之初改革金融系統解放金融抑制等華麗許諾不過爾爾。

對於監管機構而言,對已有金融機構分類監管已經相當完善,當互聯網金融出現之際,更多以觀望態度觀察,這一態勢其實提供了互聯網金融行業集體爆發的時間窗口,成為不少人藉機掘金的機會,無論是合法途徑還是灰色途徑,監管空白也成就了業內業外闖入者公認的黃金機會。

從更大的圖景來看,不少互聯網金融產品的野蠻生長,本身源自企業與居民被壓抑的需求。在金融抑制之下,從企業端看,由於不少信貸資源被投放給回報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導致不少民營企業存在未能被滿足的融資需求;從居民端看,現實之中的資產價格暴漲使得民眾對於投資回報有了更高期待,這導致銀行存款利息甚至銀行理財產品難以滿足居民投資需求,於是各類回報率高於10%的信託產品甚至回報率更高的P2P產品成為近些年的熱門之選。

企業與居民兩端,雙方以往未能被充分滿足的金融需求一拍即可,各類互聯網金融產品應運而生,甚至部分互聯網金融本身就是作為其股東企業的融資平台之一,隱性肩負着為集團融資解困的目的。存在即合理,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勃興繁茂,源自社會自身的需求,然而不可否認,不少產品的本質並非產品創新,而只不過是監管規避,以各種非金融身份享受金融業務之便而已。在資本推波助瀾之下,互聯網金融公司規模不斷壯大,門市從熱門商圈開到居民小區,從郵件營銷到電話營銷再到各類名人站台,其活躍程度甚至超過銀行。

以創新之名,我們已經看到太多騙局,然而防騙的第一要訣就是,過分美好就不太可能是真的。為什麼在中國許諾越高人氣越旺,其背後揭示了什麼潛規則?經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席勒在新著《釣愚》一書中就發現,即使在自由市場之下,也每每存在各種欺騙行為,如果一門欺騙生意甲騙子不做,乙騙子也會上,所以真實世界存在所謂的「欺騙均衡」。

具體到中國互聯網金融騙局,則更具有傻子不夠用的特點。一種說法即是目前各類騙局已經有地方特點,比如上海主要騙老頭老太,在北京主要是騙線上吊絲,不一而足。互聯網金融亂象,實際上也陷入一個中國式「釣愚困境」,聰明的傻子比比皆是。除了自詡精明的各類互聯網金融薅羊毛族,有的投資者專注於高回報而忽視風險,甚至在平台公司醜聞爆發後,還希望媒體不要報道,以便拿回投資全身退出。

高得離奇的投資回報率吸引了對風險估計過低的投資人,多數人都以為自己不是最後接盤者,能夠在信用崩塌之前及時撤出,甚至在風險爆發之後也寄託於政府出面解決——即使是民企創辦的互聯網金融企業,在不少投資者眼中其實也隱性擔負了政府信用。無論所謂互聯網金融創業者,還是這些機構的投資方,其實對於這一點也都心照不宣。

投資者的中國式邏輯看起來難以理解,卻明顯不缺乏民間智慧。現實的狀況就是當產品購買者人數過多時,處於金融維穩考慮,地方政府有時候真的不得不出手相助。在這一過程之中,事發之前,現存監管條款顯然滯後;事發之後,如果政府信用介入,則無疑助長了道德風險。

重新審視各類跑路新聞,其中可見監管與市場的雙重失敗。合法經營互聯網金融自然應該與各類騙局切割,但中間仍舊存在太多灰色地帶,尤其過去的監管真空之中,如何監管互聯網金融,其實關係到如何理解當前金融系統的剛性兌付。

金融就是金融,互聯網金融的本質仍舊是金融,互聯網只是其形式拓展,也正因此,風險管理始終應該放在首位,即使換上更為高大上的Fintech(金融科技)之類詞語也無法掩蓋其本質。在國外,IT行業顛覆金融業這天不僅沒有到來,相反伴隨着各類問題行業自律與監管風聲開始收緊,互聯網金融先驅Lending Club行政總裁近期去職也正是因此。

對於中國而言,「雙創」夢想點燃了互聯網金融的無數造富願景,不可否認,流動支付等金融創新確實在改變人們的生活,但另有不少公司實際行走在灰色地帶,以金融創新之名行監管規避之實。我曾經說過,2013年被稱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元年,2014是各類互聯網金融遍地開花的一年,2015年則隨着央行發佈《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標誌新一輪跑馬圈地時代的來臨,如今看來,2016註定是互聯網金融的行業整治之年。金融業的外部性意味着,金融行業本身具備一定公共性,值得謹慎對待。

以各類跑路新聞為鑑,目前正在熱議的一行三會金融改革,其方向是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結合,那麼後者尤其應該重視消費者金融監管。與此同時,除了上對下的監管,媒體與行業協會等平行監督,更應該得到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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