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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黨媒:手抄黨章100天淪笑柄 北京緊急糾偏!組圖

在大陸主要官媒與地方黨媒還在不斷報道某地某某單位加入「手抄黨章100天」的活動時,活動最初的發起者卻已經在8天前悄然停止發佈關於活動的一切內容,頗有「猜中了開頭,卻猜不中結局」的意味。

事情要從三個月前說起。2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佈「兩學一做」文件,號召所有黨員「學黨章黨規、學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做合格黨員」。新華網、人民網等主要黨媒以及大陸各大門戶網站紛紛開設專題,以文論、圖解、數說等方式向人們講解「兩學一做」的內容與內涵,再一次開啟中共標誌性的「集體學習教育模式」。

一片說教聲中,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一抹亮色。2月29日夜裏,《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微信公號「學習小組」套用網絡打卡的傳播潮流,發起「手抄黨章100天」活動。活動鼓勵中共黨員從3月1日開始,用100天時間,抄寫15,000多字的黨章全文,每天平均150字左右。「學習小組」每天發佈當天要抄寫的內容,第二天則選登網友發來的抄寫黨章的照片。至於照片被選中的標準,「學習小組」提示,「歡迎更多有創意的書寫方式」,「讓我們重溫書寫的美好」。

於是,在「學習小組」曬出的照片中,出現了各種花樣裝飾的手抄黨章,插圖版、動漫版、篆字版、毛筆書法版,以及人們聚集在一起誦讀或抄寫黨章的場景,還有很多單位部門為抄寫黨章專門設計的筆記本。不同於主流黨媒的「單向度傳播」,這個充滿社交性、互動性與互聯網屬性的活動很快在網絡上火了起來。按「學習小組」自己的統計,活動開始後,每天微信後台會收到超過2,000張照片,至少有25個省份數百個單位一起參與了抄黨章活動,「可能直接帶動了上百萬人參與」。

天時與人和

國際媒體對如此火爆的局面顯然有些霧裏看花,一家英國媒體將手抄黨章與中共整頓拖欠黨費放在一起報道,通篇是極盡克制的事實描述,除了說「中共對不那麼忠誠的黨員實施越來越嚴格的管束」之外,再沒有任何評論性的語句。其他國際媒體的報道大都也是同一種風格。

而在大陸一些觀察人士看來,活動的火爆首先離不開「學習小組」自身的影響力。「學習小組」以善於用年輕時尚的方式發佈與習近平有關的新聞而出名,「尤其是一些非貼身追訪不可獲得的消息」。公開資料顯示,「學習小組」成立一周年時,已經在微信平台收穫40萬訂閱者,其中三分之一是大陸公務員,包括大量廳處科級幹部和一定數量的部級幹部,據稱還有少數在任和退休的高層。公號下屬的微社區,單日頁面瀏覽量峰值達到150多萬,接近中國一個中等網站的規模。

不過,真正讓活動上升為「網紅」級別的主因,還是趕上了一個特別的時間節點。有大陸評論者指出,「『兩學一做』這件事情,地方上很多也不知道通過什麼方式形式搞會比較好」,「在當前的政治環境和氣氛下,地方都想通過一些創新的手段和新的所謂的黨建方式,來做組織上的邀功」。於是,焦急探索風向的基層黨組織,一遇「權威公號」推送到指尖上的動員「星火」,即響應出燎原之勢。

後50天的荒誕

中國老百姓有句話叫「不管什麼事,領導重視了就好辦」。隨着各地機關事業單位紛紛開始以「組團」的方式參與「手抄黨章100天」,「學習小組」每天的推送內容也在活動第50天和51天(4月19和20日)之間出現分水嶺。前50天的展示方式基本就是將零散的照片放在一起曬出來,從4月20日開始,「學習小組」推出了以各地基層黨組織為單位的「手抄黨章專場展示」。也正是從這時起,抄黨章場景照片、專場視頻、乃至一些引起爭議的表態,開始密集出現。

「學習小組」5月8日推送的視頻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六師芳草湖農場子女學校,兩名女老師帶着四名學生在課室里問答:「我們的幸福生活是誰創造的?」「中國共產黨!」「我們要像愛媽媽一樣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黨!」

5月14日推送的視頻內容: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三位懷孕女員工,站成一排,右手撫着隆起的腹部,左手將紅色的黨章舉在身前,齊聲說:「學習黨章是最好的胎教」。

5月17日推送了這樣的視頻:河北邯鄲復興區石化街道辦機關支部四名年輕黨員在小公園裏圍坐讀黨章,齊聲說:「抄黨章,學黨章,我們最時尚」。

至此,輿論風向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網絡上開始出現「政治投機」的質疑聲,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則開始將手抄黨章與文革時期背誦《毛主席語錄》、背誦「老三篇」聯繫起來。

真正掀起輿論風暴的,是微博上曝出的「新婚之夜抄黨章」——江西南昌鐵路局的一對兒新婚夫婦,在新婚夜穿着結婚禮服抄寫黨章,並留下了「擺拍痕跡明顯」的照片。此事經南昌鐵路局官方微博宣傳,迅速傳遍網絡,也引發了巨大爭議。巧合的是,事發的5月16日,正好是文革爆發50周年的日子,讓一些網友驚呼「我還以為是文革時期的新聞」。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23日,江西工人「抄黨章討薪」的消息在網上大面積流傳。圖片顯示,20多名頭戴安全帽的工人,圍坐在江西省高級法院門口,每人案頭放一本中共黨章,並低頭認真抄寫。當地官方隨即表示,這場「行為藝術」的組織者屬於為了逃避債務而僱人進行的非法鬧訪,已經將兩名當事人治安拘留。

南昌鐵路局員工李雲鵬、陳宣池在新婚之夜鋪開紙張抄下黨章。

訪民江西省高院門口「抄黨章」討薪,2016年5月23日。

既然活動從正面宣傳跌入譁眾取寵的泥潭,網友們零星的反感也在一瞬間被集中點燃。有人諷刺道,「新婚之夜新郎不跟新娘敦一敦偉大的友誼,做一做愛做的事,反而選擇手抄黨章,實在令人敬佩。新郎的黨性在那一刻戰勝了男人的本性,二十四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淨化了空氣里瀰漫的荷爾蒙。」一些西方媒體也總算找到了發言的機會,認為那對新婚夫婦「值得同情」,因為「在人生最為私密的時刻,他們被用作了宣傳道具」,並引述了大陸網友「要黨性不要人性」的說法;對於用抄黨章的方式抗議示威,西方媒體認為這是「底層智慧適應形勢變化的委婉做法」。一些相對冷靜的大陸評論者認為新婚夜抄黨章未必就一定「反人性」,但也指出政府機構中的很多人「幾乎完全不懂傳播學,他們光是看到了『抄黨章』和新婚夜碰撞出來的火花,卻沒想到這一簇火花存在的合理性,可能會有點超越人性,甚至冒犯看客」。網絡上的段子手們更是借兩件事發起狂歡:「抄黨章只能用來鬧洞房,絕不允許用來鬧訪!」

終於被發現的形式主義錯誤

也許是看到了事態發展方向不妙,大陸官媒開始出手。《解放軍報》5月24日發表文章稱,抄寫黨章的形式有助於重溫黨章,加深對黨章的理解,促進黨員加強黨性修養,值得鼓勵。然而作者筆鋒一轉寫道,如果抄寫只動筆而不「走心」,「朋友圈」里只為了「曬字」而不見行動的「真章」,不觸及思想和靈魂,就會把這一初衷很好的活動搞變味,淪為「精緻的形式主義」,這是需要注意和防止的。

《人民日報》5月26日發表評論員文章,稱「一些自我感覺不錯的創新之舉,可能招來網民集體批評……形式主義是最大政治不正確。」《光明日報》也在同一天刊文,警告「當心被形式主義帶跑題」。國家行政學院的竹立家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更直接:抄黨章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門的不正當行為,搞一些形式主義,這種做法是不提倡的」,「民眾反感很正常」。

在另一邊,「學習小組」5月23日「手抄黨章100天」的新專場悄然隱匿,取而代之的是中規中矩的《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節選,只是在文字最後提及第二天抄寫黨章的內容。從24日開始,有關「手抄黨章100天」活動的一切信息從「學習小組」的推送內容中徹底消失。

至此,一場官方社交媒體賬號發起的新媒體黨建實驗進行了84天後,在略顯尷尬的氣氛中草草收尾。

網絡上一開始的熱捧何以成為後來的嘲諷?有香港評論員分析,從「三個代表」、「八榮八恥」到「反四風」、「三嚴三實」,中共官方過去做過很多政治動員,但在民間的效果並不好,「所以近年他們開始懂得『轉彎動員』──我想講,但不從我的口講,讓別人去講。但這些東西無論形式怎麼變化,在中國都會成為一種上行下效、互相跟風……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變成一種政治自我保護的形式」。

更有分析人士認為,跟風「手抄黨章」恰恰出自「趨利基因」,「不是為學習黨章,或認同黨章,而恰恰是一個形式主義、自我升值的目的」,其中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反應出「中共現在的思想凝聚力不佳」。

應該說,這種情況有一定的歷史原因。新中國成立的前三十年,意識形態幾乎是衡量一切的標準,並於文革期間走向極致,這也導致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一直處於「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中。然而,在有意迴避以及錯誤理解意識形態(一說意識形態就是「極左」)的狀態下,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與「轉型學」(即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制度最終都將美國化),以及「金錢拜物教」趁虛而入,成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事實上的主流。且不說「信仰」,現在中共8,800萬黨員中,真正有多少人信任馬列主義、信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這條路徑,恐怕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對此,中共也做了很多再塑意識形態的努力,但多年來創造的一個個理論基本淪為概念,「沒能內化為信念」。

在怎麼做的問題上,也許新加坡籍學者鄭永年的主張是一種可參考的意見。在他看來,政黨意識形態是一種精英意識形態,國家意識形態則是大眾意識形態;中共目前意識形態處於弱勢的困局在於「沒有把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與國家意識形態區分開來,並且簡單的想把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加於整個社會之上」。中共要解決「思想凝聚力不佳」的問題,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將兩種意識形態區分開來,「兩條腿走路」;第二步是中共逐步接受國家意識形態為自己的意識形態,以此來統合二者;第三步是在前兩步的基礎上造就中共意識形態的超前性。

以這樣的視角來觀察,中共的黨建很可能也需要經歷一個同樣的過程。此番推出的「兩學一做」是政黨意識形態(精英意識形態),可眾多黨員的現狀卻還停留在大眾意識形態層面;「手抄黨章100天」恰恰是要把精英意識形態的帽子硬扣在大眾意識形態之上,「第一步」沒走好就直接跳到了「第三步」,期間因為「排異反應」而產生的扭曲與不倫不類,自然讓活動落得個慘澹收場。在國家意識形態尚未樹立之前,再有類似的活動想要只強調政黨意識形態,恐怕依然會變質為政治跟風。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新媒體黨建實驗淪為形式主義的「低級紅」,似乎並不是一個「猜不中的結局」。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編輯部在北京的多維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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