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日，江蘇省無錫市錢鍾書故居。圖為楊絳夫妻照片（圖源：VCG）
讀羅銀勝著的《楊絳傳》，讓我最為感動的是楊絳先生「文革」時期那段人生經歷：自己長年挨批受鬥，受盡屈辱，仍始終不忘對同處逆境的同事的關愛，表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患難真情。
1966年「文革」爆發後，楊絳是最早受衝擊的學者之一。在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出台的第二天，她就被揪出來，比丈夫錢鍾書還早三天成為「反動學術權威」。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中，向來和顏悅色、慢條斯理、溫文爾雅的她，很快被罰掃廁所，而且不時還要接受各種各樣的批鬥，如戴「高帽子」，掛「黑牌子」……最令她尷尬的是剪「陰陽頭」，頭髮剃去一邊留一邊，成為魔鬼似的半邊發。她只好把女兒剪下的舊發找來，自編一頂假髮，用來外出遮遮醜。1970年7月，她被下放到河南信陽的「五七幹校」。這雖說能與先期下放的丈夫錢鍾書團聚，但在一個窮鄉僻壤，燒磚建房、打井引水、種糧為生，也是夠她難受的了，於是不多久就被累病了。在這裏，她兩口子一直呆到1972年，才被「特赦」回京。
「文革」期間，無疑是楊絳人生中最為艱難的時期，但她始終不忘同處逆境中的同事。在「五一六分子」大清查中，楊絳所在的學部造成10多人受迫害致死。青年研究員鄭土生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無情打擊，使他想到了自殺。在自殺前，他想到自己還欠楊絳75元錢，便走進辦公室將剩50元的存摺和25元現金塞進了楊絳的辦公桌內。第二天，楊絳發現後，感到鄭土生此時還錢不正常，連忙趕回辦公室，正好遇上鄭土生。他低頭不語，楊絳也沒多說什麼，只是上前遞給他一個小紙包。紙包里是鄭土生前天還來的錢和存摺，還有一張小紙條；紙條上寫着：「來日方長，要保重身體；要耐心、冷靜、堅強。這些錢，我不需要，你拿去買些生活必需品吧！」楊絳此時也是一個批鬥對象，但她的舉動，給了鄭土生力量，使他活了下來。鄭土生後來成為著名的莎士比亞研究專家，主編了中國最完備的《莎士比亞全集》。
「文革」中，不僅物資匱乏，幹部職工又多年未漲工資，尤其是單職工家庭，普遍感到生活困難。楊絳總是自己省吃儉用，盡力為他們提供接濟。學部有一位從部隊轉業來的同事叫侯自明，家裏子女較多，經濟相當拮据。然而，「屋漏偏遭連夜雨」，從「五七幹校」回京後，他久病不愈。按照醫生的囑咐，需長期服用糖漿滋補調養身體。這對他家來說，顯然是雪上加霜。楊絳知道後，每月在給丈夫錢鍾書買糖漿的時候，就幫侯自明也買一份，按時在每月的25日為他送上門。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調理，侯自明得以康復。楊絳又想到他家人多、口糧少，便繼續想辦法對侯自明給予接濟，堅持為他家寄錢寄糧票。特別是在逢年過節，她更是要寄上一筆錢，讓他家也能過上一個像樣的節。據說，這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一直到90年代，從未間斷。
楊絳對同事的關心與幫助，最為感人的是對那些曾經批鬥過她的同事的支持。隨着「文革」的發展變化，他們當中不少的人也身處逆境，成為批鬥對象。但她卻不計前嫌，總是伸出友誼之手。學部的年輕同事冀元璋曾是一位紅衛兵小將。「文革」開始時，他參與過對楊絳的批鬥，但後來自己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被抓了起來，身陷囹圄。他妻子在家務農，父親長期臥病不起，儘管自己長年省吃儉用，仍需四處借錢補貼家用。冀元璋成為「五一六分子」受到迫害後，一家的生活更是陷入絕境。楊絳卻堅持每月從工資中拿出錢，給他家予以資助，幫助冀元璋度過難關。「扶人要扶志」。根據冀元璋的心理狀況，楊絳還特別注意從精神上給予他安慰，鼓勵他堅持原則，相信清白總有一天會到來。
楊絳對同事的關心與幫助，無疑源於她人格的修煉，形成一種慈悲為懷的人生態度。因此，在關心與幫助他人的同時，自己也贏得了尊敬與愛戴。「文革」開始不久，一位同事奉命帶隊到楊絳家「抄家」，貫徹江青所謂「把反動學術權威私藏的槍支彈藥搜出來」的指示。出於對楊絳夫婦的敬仰，他只是到她家轉了一圈，應付了事。楊絳成為「反動學術權威」後，一度無人敢為她家提供生活服務。家裏的生活用煤，只能靠自己利用下班時間多次背回家。一位熟識的工人師傅看到後，頂着「敵我不分」的壓力，主動為她送煤上門。這讓楊絳一直難忘。特別是，錢鍾書下放後，楊絳在北京被攤派了300塊地道用磚。憑她的體力，顯然無法完成。當她提出與人換工時，學部的一位年輕人便悄悄地為她做磚上交，不幾日把任務完成了。更讓楊絳感激的是，她的譯稿《堂·吉訶德》遭到紅衛兵的收繳，成了「黑材料」。她廢盡周折才找到它的下落，但對方總是不肯奉還。一位同事掌握監管「大權」後，深知楊絳的心事，冒着風險，充當「扶危濟困的騎士」，把譯稿還給了她。
一個人給別人一點關心與幫助並不難，難的是在自己身處逆境的情況下，仍然堅持關心與幫助別人。這一點楊絳先生做到了，無疑令人敬佩。人活在世界上，關心、幫助別人，其實也是關心、幫助自己。在幫助別人走出困境的同時，往往自己也走出了困境。這大概就是楊絳先生應對「文革」的法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