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紐約市中心的地鐵上，丹尼·格羅納(Danny Groner)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他是整個車廂里唯一一個沒有盯着手機屏幕的人。
儘管已經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擁有智能手機，但他卻為自己沒有成為其中的一員而深感自豪。
翻蓋手機的崛起是因為我們感覺自己對智能手機過於順從。
與股神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和黑石集團行政總裁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tzman)這樣的商業大亨一樣，格羅納唯一能通過流動網絡與外界取得聯繫的工具就是一部只能打電話、發短訊的老式翻蓋手機。
但他並不是個「老頑固」。32歲的格羅納是智能手機的核心目標用戶。他年輕有為，在市值12億美元的Shutterstock擔任管理人員，這家圖片素材庫是矽谷的一家著名企業。該公司在紐約帝國大廈租下了整整兩層樓，他的辦公室就坐落於此。這家公司處處充滿着創業氛圍，裏面有鞦韆、遊戲室和瑜伽室。
儘管被各種各樣的高科技包圍，但格羅納卻完全清楚他可以通過放棄智能手機來收穫很多好處。
「我擔心筋疲力盡。」他說，「我每天都要盯着屏幕看十三、四個小時，這已經足夠了，我可不想看17個小時。」
儘管他對復古設備充滿熱情，但他也承認，我們不能完全拋棄智能手機：「如果所有人都像我一樣，那工作就沒法完成了。」他說。但即便如此，格羅納還是認為放棄智能手機可以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有的人特意放棄智能手機是為了彰顯權力和自由
當相關的研究涵蓋了更多職業，並了解了電視機和筆記本的使用情況後，這種結果便得到確認。「在各種設備中，智能手機產生的影響最大。」這些研究報告寫道。
哈佛大學心理學講師霍利·帕克(Holly Parker)博士認為，使用翻蓋手機可以幫助人們定義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界限。
「人們不必非要強迫自己面對錯誤的選擇：要麼不能在外出辦事時工作，要麼就要不停工作。」她說。她認為，如果企業允許員工營造一片空間，使之可以從工作中恢復過來，便可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從而令企業受益。
老式手機成癮
「翻蓋手機的崛起是因為人們感覺自己對智能手機太過順從。使用翻蓋手機是一種大膽而奢侈的聲明，目的是彰顯自己的控制權。」律師兼「科技倫理學家」大衛·瑞恩·珀爾加(David Ryan Polgar)說。但他認為，還有一些更好的辦法展示我們對侵入性技術的控制權。只要別總把智能手機帶在身邊即可。
「無論是精通技術卻選擇翻蓋手機的人，還是特意放棄智能手機的人，都是為了彰顯權力和自由。」他說，「這是一種身份象徵。」
當然，對很多人來說，放棄智能手機顯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有人甚至認為，有必要通過立法來讓人們可以毫無顧忌地關閉智能手機。法國是第一個考慮將「斷網權」寫進法律的國家。
人們對我說，直接關機之後放到口袋裏就行。但我不相信自己。
不僅工會提出了這種倡議，連法國跨國電信公司Orange副行政總裁布魯諾·梅特靈(Bruno Mettling)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去年9月向法國勞工部提交了一份關於數字工作的報告。此後，他還在接受Europe1電台採訪時表示，儘管員工沒有隨時在線的法律義務，但如果真的這麼做了，就難以在現實生活中處理好與管理者的關係。
然而，即便是受到法律保護，多數人也幾乎不可能抗拒屏幕的吸引力，迫使我們總會在上床睡覺前查看最新的郵件和消息。
這正是跨國諮詢公司埃森哲首席人力資源官艾琳·舒克(Ellyn Shook)選擇低科技產品的原因。雖然她之前曾經嘗試不在床上使用智能手機，但最終卻以失敗而告終，於是，她在去年夏天購買了一部翻蓋手機。她並不是想用這部手機徹底代替智能手機，只是希望在自己想要從工作中抽離出來的時候，暫時把這部手機當做替代品。
這確實起到了效果。採用這種方法後，她得以在周末安心享受寧靜的海灘，而不必頻繁查看手機。
至于格羅納，他至今仍然不想升級成智能手機。「人們對我說，直接關機後放到口袋裏就行了。但我不相信自己。」他說，「如果我能使用智能手機，最終肯定會像他們一樣上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