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至23日，中國全國性的宗教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總理李克強主持會議，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參加會議的還有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劉雲山、王岐山、俞正聲等人。
中國突然提高宗教工作會議的規格，這引起了外界的關注。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宗教工作會議大多由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主持。像2011年至2015年的宗教工作會議，都是由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主持召開。
中共上一次召開如此高級別的宗教工作會議還是在2001年，那時候天安門剛剛發生了自焚事件，宗教問題成為中國各階層關注的焦點。2001年12月，江澤民主持召開宗教工作會議，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等政治局常委出席會議。
時隔15年之後，習近平為何再次召開如此高級別的宗教工作會議？外界認為，這可能和中國宗教事業面臨的內外環境有關。在國際上，宗教問題成為許多國家對中國政策持有異議的藉口；在中國國內，宗教事務亂象紛呈，宗教管理機關面臨着可能失去民眾信任的風險。
有觀點認為，近年來國際宗教勢力對中國的干涉正在增多。2016年3月29日，在習近平訪問捷克的時候，捷克的天主教大主教杜卡（Dominik Duka）向習近平提交親筆信，信中呼籲中國對宗教自由鬆綁。某些西方國家還指責浙江省拆除教堂的行為，認為這破壞了宗教信仰自由。
而在中國國內，宗教事務的亂象削弱了宗教領導機構的公信力。2015年關於少林寺方丈釋永信的私生子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假活佛白瑪奧色事件更是引起社會的廣泛質疑，以至於中共對此建立了專門的活佛查詢系統。寺廟宮觀「被承包」、「被上市」等商業化亂象早已引發信眾的不滿，宗教事務的功利化削弱了宗教機構的公信力。
也許正是因為國際宗教勢力的干涉和國內宗教的亂象，讓中共高層選擇在現在召開如此高級別的宗教工作會議。習近平在本次會議上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宗教的觀點，這些觀點可能將長期的影響中國宗教政策的制定。
在本次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了「兩個目的」和「一個手段」。所謂「兩個目的」，一是保證中共對宗教事業的絕對領導，二是保證宗教的中國化方向，拒絕國際勢力的干涉；而「一個手段」，則是宗教管理的法制化手段。
在習近平的講話中，宗教事業要維護中共統治的觀念貫穿始終。他說，做好宗教工作，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處理宗教關係，必須把握堅持中共的領導、鞏固中共的執政地位這個根本。習近平認為，能否團結宗教信眾擁護中共的領導，這是判斷宗教事業成敗的標準。
習近平還說，宗教事業發展的重要任務，是支持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他說，中國做好宗教工作，必須中國獨立自主自辦，要堅決的抵禦國際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習近平認為，現在應重視互聯網在宗教傳播中的作用，防範國際宗教機構利用互聯網不受監督的傳教。
無論是維護中共的統治，還是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這都是中共的一貫政策，並不出乎外界的預料。有人將中國的宗教狀況，類比於英國崛起時期的國教獨立。在16世紀末，崛起的英國不甘心羅馬教廷借宗教掌控英國，因此宣佈英國國教獨立。英國國教獨立增強了英國的力量，促進了英國的崛起。
習近平所說的「一個手段」，則是指政府管理宗教事務要採取法律的手段。習近平說，要利用法律規範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關係。在中國，宗教信仰極有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的引發點，而政府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可能會激發宗教信徒與政府的矛盾。習近平要求政府採取法律的手段管理宗教信徒，可能側重的是對政府管理宗教信徒方式的約束。
法制化的手段，也包含利用法律管束宗教信徒。習近平說，要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教育引導廣大信教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和教規的關係,提高法治觀念。在中國的法律中，未經過行政部門許可的聚集是非法行為。習近平所說的法治化手段，預防宗教信徒的非法聚集也許是意圖之一。
2001年江澤民主持召開的宗教工作會議，對中國的宗教事業發展影響深遠，間接的促使了《宗教事務條例》的出台。時隔15年之後，中共再次召開如此高級別的宗教工作會議，這也許為未來中國的宗教政策制定定下了基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