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據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48年底，「似是陽曆除夕」，胡適與傅斯年在南京共度歲末，一邊喝酒，一邊背誦陶淵明的《擬古》第九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蕭條異代不同時。「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云云，穿越千載，仿佛為現實而作。師徒二人感時傷懷，潸然淚下。
半個月前，胡適已經哭過一次。1948年12月15日，他從北平飛到南京。兩天後，到中央研究院禮堂參加由南京北大同學會舉辦的「北大五十校慶大會」，發表致辭云：「我是一不名譽之逃兵」，「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危」，「實在沒有面子再在這裏說話」。時任教育部政務次長的陳雪屏在會後致電北大同人：「今日校慶，此間校友集會，校長講話，痛哭失聲，會場悽然斷絕。」「校長」即胡適。
傅斯年在胡適之後致辭，悲歌慷慨，鬥志昂揚，一掃胡適的悲情：「以北大五十年歷史創造自由主義成為新的精神基礎，過去雖未能獲得現政府之扶助，但未來共產主義如有所成就，對自由主義將更摧殘。」他「確信共產黨決不至支持長久，在共產黨後必有一偉大之『朝代』，能就吾五十年來培養之自由主義種子，予以發揚」。
這是強顏歡笑，故作樂觀。事實上，相比胡適，傅斯年的心境更加悲愴。胡適只是痛哭流涕，傅斯年則萌生自殺之意。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一書有言：「得知南京也很快將陷入中共之手，傅斯年攜帶了大量安眠藥。聽到他的兩個老朋友陳布雷和段錫朋自殺的消息後，傅斯年決定為『舊朝』獻身。據說，多虧他妻子的干預，他才免於自殺。」這三句話，關係三節史事，姑且一一道來。
第一句，可參考陶希聖回憶傅斯年的文章《傅孟真先生》：「在徐蚌戰事失利之後，我到雞鳴寺去看孟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圖書都在裝箱，他的辦公房裏也是箱篋縱橫。他告訴我說：『現在沒有話說，準備一死。』他隨手的小篋裏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藥片。」
第二句，可參考陳槃的回憶。陳槃這個名字，我們可能不太熟悉，有必要介紹兩句。此人是傅斯年的學生兼屬下，追隨傅斯年達數十年之久。他在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國文系讀書期間，傅斯年任文學院長兼國文、歷史二系主任。畢業之後，他先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是創辦者和所長；後到台灣大學，傅斯年是校長，他能進這兩個單位，皆受傅斯年青眼提攜，故終身感佩師恩。傅斯年死後，他依舊念念不忘，有一次，他的學生登門拜謁，他正在吃粥，餐桌之上，供傅斯年遺照一幀，後來偶入他的寢室，再次見此遺照。生死相依，可見深情。
據陳槃《師門識錄》：「當首都倉皇之日，同時有陳佈雷、段錫朋二氏之沒，師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觀至極，頓萌自殺念頭。」「師」即傅斯年。
這是原始史料，王著引述有誤。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於南京。1948年12月26日，段錫朋病逝於上海，並非自盡。傅斯年與段錫朋曾一同發起新潮社，都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加上羅家倫，號稱「三駕馬車」。
陳佈雷、段錫朋之死尤其是前者之死，對傅斯年到底有多大刺激，已經無法考證。需要注意的是，陳、段二氏都是國民黨員，他們為國民黨政權盡忠，屬於本分；傅斯年則系黨外人士，1947年6月，他赴美養病，翌年8月回國，其實他完全有理由留在美國，他的病並未痊癒，醫生「堅囑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復發」，然而，以他的激情，以他的幹才，一旦回國，如何能隔絕於行政工作呢。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回國，便有與國民黨政權患難與共，以至殉國之意，如陳槃所云：「1948年傅斯年自美返國前夕，有人勸他，中國形勢不利，誠非所歸，不如留在美國。傅誓言絕不託庇異國，也不作共黨順民，首都不保，乃適他省；他省不保，退居窮鄉；窮鄉不保，則蹈海而死矣。」
傅斯年與國民黨政權的感情，似乎比胡適要深一些。對於國民黨與共產黨，胡適哪個都不認同，他視之為兩害，「兩害相權取其輕，我願留在蔣的一邊」。不過，他可以為國民黨和蔣介石站台，卻不會為其陪葬，他可以犧牲名譽，卻不會犧牲性命。傅斯年則不然，從1948年8月回國，到1950年12月猝死，他的殉國之志昭然若揭。這一面基於其耿直、剛烈的性情（以胡適的性格，則與自殺無緣），另一面，則關乎其政治理念與情懷（這裏說一點題外話，傅斯年是山東聊城人，山東人忠君觀念極強，同為山東人的王人博有一名言：湖南人造反是為了當皇帝，山東人造反是為了受招安。傅斯年雖不認同國民黨，對蔣介石卻表示完全信任，忠心耿耿。對合法性的忠誠，可謂一種情懷）。
可以確證，傅斯年的自殺之念，起於1948年底。
第三句，可參考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回憶：「那時我的母親患嚴重心臟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決奉母先飛廣州，轉香港就醫，她要我同行，與她共同隨機照顧病母。我慮及孟真舊病復發，加以他感時憂國，情緒極劣。母親重病在身，長途飛行，極感憂慮，左右為難，不知何所適從。商之於孟真，他毫不遲疑地說：『你母親病情嚴重，此行如有不測，你未能盡孝，將遺恨終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顧慮我。』我略整行裝，準備隔日啟程，當夜孟博趕來痛哭流涕，責備我不該離開孟真。他說：『你難道不知道哥哥隨身帶着一大瓶安眠藥，一旦匪軍攻入，他便服毒自盡麼？那時，你將何以自處？』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們相對涕泣，我便放棄了廣州之行。」
在俞大綵的監護之下，傅斯年未能自殺。不過，此後兩年，他一直躑躅於死神的魔影之下，他的餘生，變成了一場與死亡競逐的衝刺。
1948年12月22日，傅斯年被任命為台灣大學校長。1949年1月5日，與傅斯年素有交情的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陳誠，同日致電傅斯年，催其赴台履任：「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巨艱。」有一情節，不知可信與否，稱傅斯年接到陳誠的電報，把自己鎖在一個房間，三日三夜未出房門，反覆吟詠、書寫陶淵明《擬古》第九首。這三天的天人交戰，終於使他做出了赴台執掌台灣大學的決定。
1月19日，傅斯年飛往台灣，次日，正式就任台灣大學校長。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他題字留念，他揮毫寫道：「歸骨于田橫之島」。不論無意偶得還是有意為之，這無比悽愴的七字，足見傅斯年心志之堅。他最重士人之節，自比田橫，守義不辱，「蓋久有蹈海之意矣」。正如後來他對陶希聖說：「希聖！你以為我是來做校長，我死在這裏。」
據陳槃記述，史語所遷往台灣，由傅斯年提出，「或言台灣民情隔閡，二二八事件可為前鑒。師決然曰：選擇台灣即準備蹈海，何慮有之！」
由此可知，為什麼傅斯年做出赴台的決定，竟需繞屋三日。這關乎死志的確立。一旦去往台灣，再無退路。他不是沒有生路可選，譬如像胡適那樣流亡美國。
我對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最感興趣。譬如陳寅恪、儲安平、胡思杜等留在大陸，是何心理；胡適赴美，是何心理；傅斯年赴台，是何心理。綜合我所見的史料，傅斯年赴台，心理十分決絕，視死如歸，絕無苟活、倖存之理，這正應了古人寫田橫的詩：「窮島至今多義骨，漢廷未許有降王。」
傅斯年最令人欽佩的地方在於，赴死的決心，無損於他工作的激情；死志已明，反而有助於他在激盪的局勢之中安心定志。
彼時之台灣，形同孤島，朝不保夕。在共和國的壓力與美國的猶疑之下，沒有多少人相信台灣能守住，其命運早已脫韁，不由自主，而取決於冷戰形勢的風雲變幻。島內一面是恐怖，一面是苦悶和絕望，人心喪亂，惶惶不可終日。不要說知識分子，就連胡宗南這樣的百戰驍將，都感覺「這裏真沒有意思」，問隨從「我們應該在什麼地方自殺」。
傅斯年曾談及時勢：「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會動盪之下，不特『高調』無從談起，即此『低調』，若努力擔負起來，也是極其吃力的。……究竟大局與環境能允許我們做到幾成，總在未知之數」，然而他的行事，一貫堅毅果敢，做一成，便是一成，借用胡適之言，可謂「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傅斯年在台大不足兩年，其工作並非盡如人意，譬如他自己便不滿意，認為來台大「真正上當」，感慨「辦一新大學容易，改革一個舊大學難」。但是，他對台大的貢獻，怎麼高估都不過分。這其中，相對制度，他對台大風氣與風骨的改造，意義更為重大。
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冷戰時代，他治下的台大，依然具有「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依然享受北大自由學風的餘韻。如拒絕三民主義、聯保制度進校園，「學校不兼警察任務」等。今人最為津津樂道的一例，則是1949年「四六事件」前夜，傅斯年橫眉冷對前往台大搜捕匪諜的警總副司令彭孟緝：「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這句話，如今常常出現在社會運動的海報之上，歷經數十年時光磨洗，卻未褪色一分，字字如血，歷歷在目。
傅斯年在台灣的最後歲月，宵衣旰食，夙夜憂勤，誠可謂用「拼命」形容。他不是被氣死，而是被活活累死。當時陳雪屏擔任台灣省教育廳長，據其回憶：「這時候他的健康情形已頗可慮，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台大建設成一個夠世界水平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
傅斯年死於1950年12月20日。這一天，他列席省參議會第五次會議，答覆參議員郭國基提出的「台大招生放寬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處理問題」。陳雪屏說，本來五分鐘便可了事，傅斯年足足回答了三十分鐘，「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態度，婉為解釋大學的入學考試必須保持公平，杜絕情面，因而不便輕易降低標準，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了此點，故不惜費辭」。待他走下發言台，一頭倒在陳雪屏身上，立即昏迷，搶救無效，當晚十一時二十分以腦溢血病逝。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稱傅斯年被郭國基氣死，傅斯年綽號「傅大炮」，郭國基綽號「郭大炮」，二炮相爭，必有一失。這麼說，非但沒有抬高傅斯年，而且醜化了郭國基。郭國基是台灣屏東人，生於1900年，無論在日本人統治期間，還是國民黨統治期間，他都是著名的異議者，直言無忌，不避斧鉞，故而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受過國民黨的迫害。質言之，此人絕非鼠輩，而是一條鐵骨錚錚的好漢。傅斯年之死，雖與他有關，卻無甚罪責可言。此後不久，他對媒體說：
「傅先生為一代學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許身謀國，死在議壇，應無遺憾。這正如戰士馬革裹屍，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榮的事。我念願傅校長的英靈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導我，賜我光榮死在議壇。」
這番話沉鬱頓挫，擲地有聲，堪比傅斯年警告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1970年，郭國基死在立法委員任上，正應了「賜我光榮死在議壇」。
傅斯年死於議壇，而非蹈海，對比自刎的田橫，堪稱善終，死得其所。曾任傅斯年秘書的屈萬里，建議將「歸骨于田橫之島」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之上。不過這七個字，雖見傅斯年的凜凜氣節，卻無以匹配他的志向和才具。朱家驊稱傅斯年「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執筆為文，雄辭閎辯，如駿馬之奔馳，箕踞放談，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絕非過譽之詞。我常說，近世人物，學問與事功，皆能達到一流者，唯丁文江和傅斯年二人。對此一代霸才，更合適的碑銘，應是陳寅恪《寄傅斯年》的詩句：天下英雄獨使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