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7號，山西霍州。玉梅結婚十五年，育有兩子。一次她偶然翻閱丈夫手機聊天記錄，發現了丈夫的同志身份。在得知丈夫曾把同性戀人帶回家後，她近乎崩潰。為了不讓外人到訪，玉梅故意將家裏弄得亂七八糟。
關於丈夫的性取向，玉梅告知過親友，對外卻諱莫如深。在家中，夫妻兩人形同陌路，幾乎沒有任何交流。根據青島大學醫學院張北川教授的研究，中國80%的男同性戀者會迫於傳統婚姻，或者是傳宗接代的壓力而選擇結婚，並且大部分在婚前不會告知自己的性取向。
玉梅個性強悍，曾抓起切面的刀子與丈夫爭吵，丈夫力氣更大些，奪刀，拽着玉梅的頭便往牆上撞去，兩人廝打在一起。「我孩子當時還在家，都看見了。」玉梅回憶。為了孩子的名聲，她選擇不離婚。
玉梅同兒子站在窗前，用窗簾遮蓋着面部，她不希望別人知道她的身份。她說自己曾無數次想過離婚，但是因為要維護孩子的名聲，她始終沒下定決心，只能在漫長的同妻生活里掙扎。但是她說，等孩子上高中或者上大學之後，她一定要離開這個地方。
2016年1月31日，山西太原，每到深夜，姚青便經常因微小的聲音從床上驚醒，醒了之後便在房間裏踱步到天亮。這樣的失眠狀態是她在2013年發現丈夫的同志身份後開始的。17年的婚姻，姚青覺得「一切都是一場空」。丈夫跟她出櫃後，明目張胆地出去跟其他男同性戀者幽會，有時甚至把人帶到家裏，使得她痛苦不堪。
「他就是脾氣好，不管我說他什麼他從來不做聲。有次我實在受不了了，要跟他離婚。他就跪下來求我，還給我寫了一份保證書，承諾以後再不出去鬼混。」但寫完沒多久以後，姚青發現丈夫還是經常出去，有次還笑嘻嘻地說，他就是喜歡男人的那個東西。姚青打算等孩子考上大學後，徹底同丈夫斷絕婚姻關係。
2014年7月14日，北京，下班後張萍站在自己公司的走廊里。2013年張萍認識了丈夫，婚後不久便有了孩子。一次偶然間，張萍看到丈夫的微信聊天記錄，懷疑丈夫是同性戀者。在追問中，兩人發生爭吵，張萍被丈夫推倒，腹中胎兒流產，目前張萍正在向法院起訴丈夫。
2014年9月24日，張麗莉在醫院裏取自己的體檢報告，在網上查出同妻這個群體的相關資料後，她擔心自己會感染疾病，便到醫院做了愛滋病體檢。婚後兩年，張麗莉發現丈夫的同志身份，此後經常與丈夫爭吵，並受到嚴重的家庭暴力。丈夫稱同她結婚的目的就是傳宗接代。孩子斷奶後，張麗莉就被丈夫趕出家門。因為丈夫的軍人身份，加上取證困難，她始終無法離婚。
丈夫威脅張麗莉不能和孩子見面，長期受制於丈夫的毆打，她已經徹底害怕了。張麗莉有的時候會在孩子的幼兒園外面躲着，放學時丈夫的父親來接孩子，她就跟在後面偷偷看孩子一眼。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婚姻法尚未出台對同性戀者進入異性婚姻及其離婚的相關規定。同妻不能受到法律保護。
張麗莉曾經遭受家暴的傷痕記錄。她的遭遇並不是個例，同妻中不少人曾被丈夫毆打。據2015年最新調查報告：中國1600萬以上的同妻，超過九成受過家庭暴力，其中38.7%遭受肢體暴力，15%遭受嚴重家庭暴力，37.6%遭受家庭冷暴力。
2014年6月27日，河北保定，胭脂（網名）在深夜夢遊似的走到家門口，喃喃自語，她說自己好像聽到孩子在門外呼喚自己。同丈夫結婚四年，有了孩子後，胭脂發現丈夫的同性戀身份。受到家暴後，胭脂回到娘家。但她跟父母如實傾訴丈夫的情況後，父母並不支持她離婚，反而認為她是因為跟丈夫經常吵架所以變得瘋瘋癲癲。
胭脂曾想過服藥自殺。在發現丈夫的聊天記錄後，她歇斯底里地摔碎了丈夫的電腦和手機。同妻身份所帶來的情感傷害是對其造成的最直接、最猛烈的衝擊。據統計，90%的同妻出現了抑鬱症的症狀。
2015年10月31日，湖北武漢，張秀麗和丈夫車建宇在家中幾乎沒有交流，在發現丈夫同志身份的時候，張秀麗已經同丈夫經歷了十五年的婚姻並有了孩子。這期間她想過離婚，想過輕生，但迫於孩子和生活的壓力，只能認命。兩個人在家中已經分床睡了多年，車建宇下班後回到家便坐在床上盯着手機。維持家庭的唯一出發點是孩子。中國的性別文化要求女性成為賢妻良母，社會還缺少讓女性成為性的敘事主體的空間，這使同妻成為轉移性向歧視壓力的「完美受害人」。
車建宇下班後躲在家樓下撥通了一個陌生的號碼，通話方是他在網上認識的一名男同性戀者。他稱自己婚前並不知道什麼是同性戀。2013年，他在互聯網上了解到同志的信息，並與一名同志發生了關係，從那以後他才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是同性。「如果早知道自己是同志，就不會跟她結婚，現在有孩子了她也沒工作，離婚了她和孩子怎麼辦？」在兩個人的婚姻中，車同樣覺得痛苦。在同妻婚姻中，存在着相當一部分「性盲」問題，婚前女方或者男方並不了解自己的性取向就走進婚姻，也是導致出現同妻現象的一個問題所在。
「有次我帶孩子外出，回來以後在家裏發現避孕套和潤滑劑，我就問他是不是帶人來家裏了，他不說話。」張秀麗拿着從家裏翻出來的性用品。儘管她經常發現丈夫的行為，但也拿他沒辦法。
一個雨夜，車建宇約到了一個「圈子裏」的朋友，他找藉口出了家門，在賓館開好房間。在等對方前來的時候，他進浴室洗了個澡，手機放在床上時不時彈出消息，都來自於同志聊天群。大部分同志通過社交網絡約會見面，很多群在網上便能搜到。
在房間等待了很久，來的是一個40左右的中年男人，兩人剛見面有些尷尬，便坐在一起攀談起來。來的人和車建宇一樣，都結婚有了家庭。不同的是對方已經離了婚，原因是妻子受不了他的冷漠，但並不知道他的同志身份。「像我們這種人就不應該結婚。」車建宇說。
車在激情過後顯得很沮喪。他不想回家，覺得這樣的事情雖然不是第一次，但每次經歷過後都會覺得很空虛，覺得對不起家人，甚至覺得懊惱。「同志的圈子是很現實的，很多人都喜歡年輕的小伙子，這個圈子裏也沒有什麼感情，都是為了追求刺激和身體上的快感。」在發現自己是同志後，車幾乎沒有跟妻子發生過關係，但又控制不住自己同性生理方面的需要。
2014年7月12日，重慶市，26歲的朱蘭在家中獨坐。婚後半年，朱蘭發現丈夫的同志身份，感覺自己被欺騙，並向法院提起訴訟。離婚期間丈夫不知去向。受社會及傳統觀念的影響，大多同妻會選擇沉默，但小部分同妻也會勇敢對同性戀配偶說「不」，並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權益。
朱蘭曾經利用聊天工具冒充同性戀者在網上與丈夫聊天，儘管已經確信丈夫的身份，但對方卻拒不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他家就是想要他趕緊結婚生個孩子，聽說要離婚，他還忙着去跟別人相親。」朱蘭慶幸自己跟丈夫沒有孩子，可以果斷離婚。
2014年7月21日，重慶市江北法院，朱蘭聘請了律師，在朋友和家人陪伴下向丈夫提出起訴，要求賠償。儘管拿出許多錄音和聊天記錄的證據，但丈夫矢口否認自己的身份，很多證據不構成直接證據存在，雖然法院判兩人離婚，但朱蘭並未拿到自己預期的賠償。同妻在訴諸離婚時存在着諸多的制度阻礙，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不足以構成婚外戀的事實，此外，還存在無重大過錯、軍婚、婚姻賠償、孩子撫養權等法律方面的阻礙。
2015年12月16日，浙江杭州，深夜曼青陪着丈夫文迪在家中作畫，文迪是個畫家，正在進行一組同志題材的繪畫創作。32歲的曼青因沒有找到合適的婚姻對象，便在2013年和曾經認識的朋友文迪結婚。婚前曼青知道丈夫的同志身份，兩人協商結婚，婚後生活互不干涉，目的是給雙方家裏一個交代。某種程度上屬於形式婚姻的結合。
後來兩年的婚姻生活，兩個人慢慢產生了情感，對文迪來說，「我覺得是親情。」曼青覺得自己把丈夫「掰直了」，因為文迪跟她承諾以後不會跟別的男同性戀者發生關係。在同妻群體中有少部分同妻存在着自身原因，她們在婚前就知曉丈夫的性取向，但是出於僥倖心理和對愛情的嚮往，她們認為男同在婚後可能會轉變性取向，抱着這樣的希望走進婚姻。
杭州的街頭，兩個人穿着情侶裝逛街。在婚姻生活里，兩個人的關係很多時候都小心翼翼，在生活里很少發生摩擦，很多家裏的事情達成一致就一起去辦。
剛結婚的時候文迪會帶曼青去自己以前經常玩的同志酒吧，曼青和丈夫很多同志朋友都認識。後來隨着兩人關係的變化，文迪很少再去gay圈裏玩。儘管是同志身份，但他曾說過自己很愛老婆，因為有了孩子。
2016年2月2日，福建泉州，32歲的小德蘭（網名）曾經因家裏壓力，在父母介紹下跟前夫結婚，婚後兩人從沒發生過性關係。半年後，丈夫對她出櫃，小德蘭才意識到自己跟一名同志結了婚。後來，她提出離婚。
2016年2月3日，泉州一家愛滋病疾控中心，同妻的身份和經歷改變了小德蘭的人生軌跡。小德蘭離婚後從武漢辭去全職工作，來到泉州投奔了一個做公益項目的朋友，呼籲社會關注同妻。同妻屬於愛滋病感染高危人群，小德蘭在朋友的幫助下一起從事同妻和同性戀者愛滋病干預方面的工作。
小德蘭建了很多同妻群，通過社交網絡結識了很多同妻，並建立聯繫和溝通。開始的時候，她每天在群里不停地講述自己的故事，因為同妻的身份她也接受過媒體採訪。
2016年2月5日，泉州一家同志酒吧。趕在過年前，小德蘭帶着上百盒安全套來到這裏。她每個月都會到泉州當地同志聚集的場所發放安全套和做愛滋病干預。在這些地方，有很多同志都走進了異性婚姻，小德蘭覺得同性戀者也有自己的苦衷，但導致同妻群體產生的原因主要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傳統觀念。她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幫助，而不是成為敵人，她不想再看到「同志」走進異性婚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