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6年2月29日。36年前的今天，是中共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的最後一天。這次會議上，通過了兩項重要決定。第一個是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次人事調整直接影響了中國整個80年代的歷史走向。另一件事情，徹底為劉少奇平反。
因為是2月29日，每四年才能有一次。借這「來之不易」的時機，反思劉少奇作為中共和中國重要的領導人，是什麼讓其慘遭如此悲慘的結局。
劉少奇與毛澤東
帝王權術與黨內鬥爭
中共歷史上從來不缺乏黨內鬥爭。劉少奇從毛澤東的同盟到被打倒，處處體現着帝王權術與黨內鬥爭的痕跡。
劉少奇與毛澤東的首次合作是「劉洛之爭」。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和洛甫（即張聞天）的政治同盟，他們是建立在反對由博古、李德等組成的原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三人團」和挫敗了張國燾「另立山頭」的分裂活動的基礎之上。此後中共確立的毛澤東主軍、洛甫管黨的格局。
然而毛澤東心裏有個砍兒，這便是對過去黨內路線的評價。毛澤東對之前的路線持否定態度，此時已無法繼續違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對的意見，而和盤托出會使自己處於和洛甫及一大批黨的高級幹部發生正面衝突的境地，從而影響到黨的團結和個人威信。
劉少奇此時打破僵局。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少奇就中共歷史問題向洛甫陳述自己綱領性意見的兩封各長達萬言的信，信中全盤否定了大革命十年政治路線，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是「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面的錯誤——『左傾』錯誤」。
劉少奇清楚，當時的中共並未形成唯一的絕對權威。他了解自己與毛澤東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共同語言，所以認為這封信不但不會遭遇到黨的歷史上屢屢發生的黨員因向中央陳述意見而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厄運，相反，卻有可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此時的毛澤東表現出歷史上常見的帝王權術。起初他置身於爭論之外，看到劉的有關看法遭到普遍反對，毛澤東雖表示同情但決定從長計議。又由於洛甫受到了強烈震動，毛澤東為防止洛甫和將要回國的王明重新結合，於是仍維持和加強與洛甫的合作，所以沒有將劉少奇立即在中央提拔，而是分配到地方工作。表面上是劉少奇受挫，而事實上劉少奇從此名聲大震，毛劉同盟形成。
然而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在這裏也好用。劉少奇靠黨內鬥爭和帝王權術上位，就肯定能夠想到自己如果有一天站錯了隊，也將葬身於被黨內鬥爭和帝王權術。他們只是歷史的悲劇，不完全是他們的責任。造成如此的是黨內根深蒂固的派系思維和帝王權術。
個人崇拜與人治毒瘤
劉少奇悲劇人生的第二條原因是個人崇拜與人治。
在個人崇拜的輿論鼓譟下，劉少奇與毛澤東都屬於神話般的人物，在「毛主席萬歲」之後必定會有「劉主席萬歲」的口號。而這個「劉太陽」卻是毛澤東欽點的。
1961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元帥二戰英雄蒙哥馬利時第一次談到他的接班人問題。當時蒙老帥問他：「你的接班人是誰？」毛澤東回答：「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可是這個「劉太陽」越來越威脅到了毛澤東。劉少奇認為三年困難時期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在包產到戶和四清運動中與毛澤東意見不合，兩人的裂痕逐漸加深。
文革成為毛澤東「清黨」的武器，而將此「武器」磨光磨亮的便是之前無休止的造神運動。以至於全國根本不存在法律，只靠毛澤東的一張嘴。
劉少奇被批鬥後，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嚴正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麼對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扞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
這是劉少奇幼稚嗎？並不是。這是劉少奇在絕望中的無奈選擇。他知道這本憲法在當時根本沒有價值，然而這卻是他最後一條求生之路，好比掉進河裏的人會努力抓住任何可以抓到的東西，哪怕是毒蛇或者鱷魚尾巴。
好在1980年2月29日，中共給予劉少奇以平反，歷史給予劉少奇以平反。
錯誤不可避免，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關鍵是中共需要深刻了解錯誤的根源所在，不讓歷史再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