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先生以99歲高齡辭世，是善終，也可謂喜喪；然而自六四以來這二十多年，袁庚失去了施展身手的舞台，壯志未酬，又不能不令人惆悵。
說來我和袁庚還有過一段交往。
1981年5月，我完成碩士論文答辯。由於我先前參加了北京大學的競選活動，選上了海淀區人民代表，畢業後，「有關方面」給我「穿小鞋」，遲遲不給我分配工作。不少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熱心幫我聯繫工作單位。那時我已經在北京安了家。我的專業是西方哲學史。北京市的相關單位，但凡和專業扯得上邊的，都有人幫我聯繫過。
一日，收到同屆研究生、西語系的韓邦凱從深圳蛇口寄來的信。他那時就在蛇口工業區就職，問我想不想去蛇口。我當即回信表示感謝，表示願意。不過這事後來也沒成，後來韓邦凱告訴我，蛇口方面確實想把我調去工作，但以我的專業，找不着合適的工作可以安排。這倒也是實情，不過也可能是託詞。我估計多半是因為「有關方面」通不過。聽說，民主牆時期的民間刊物《北京之春》的主編周為民就被袁庚要到蛇口並委以重任，但不久就有人向中央打小報告，說周為民仍然堅持西單民主牆的觀點，不宜在靠近邊境的地方工作；於是中央有人發話，要求袁庚把周為民遣送出蛇口。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袁庚「願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擲」，堅持向中央陳情，這才把周為民保了下來。我的問題比周為民還嚴重，自然就更不行了。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好意讓我感動。由於這次交往，我對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尤其是對它的掌門人袁庚有了較多的了解。
大約是84年的一天，韓邦凱領着一位個子高高的年輕人來到我家。這位年輕人就是袁庚的兒子袁中印。先是噓寒問暖，繼而海闊天空。我們聊得很愉快。我原先就知道一點袁庚的傳奇經歷，從袁中印口裏我才得知，原來袁庚就是深圳人，1949年他是炮兵團團長，率領解放軍佔領深圳。袁中印告訴我，1979年年初，袁庚奉命去深圳蛇口創辦第一個經濟特區。臨行前，父子間有過這樣一番問答。袁中印問袁庚：30年前你帶兵佔領深圳，把那裏的私有制變成公有制；30年後你又到那裏去創辦特區，要把那裏的公有制再變回私有制。那你這輩子是在幹什麼呢？袁中印說，他父親沉吟半天無語，然後說：唉！總不能讓中國人老是這麼窮嘛！
這段父子問答太精彩了。兒子的提問深刻、尖銳，一針見血，一語破的。父親的沉吟無語透露出內心的沉重與糾結，而那句簡單的回答表明了他的痛定思痛，大徹大悟。
1985年春天，我應邀去廣州參加由武漢《青年論壇》雜誌社和華南師大聯合主辦的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會議結束後，主辦單位安排與會者一道參觀附近的珠海、中山和深圳。期間，有人帶話給我，說袁庚想見見我。我自然也很樂意去拜望他。於是，周為民就開着他的車帶我到了蛇口。在袁庚的住所，我見到了袁庚，在座的還有幾位蛇口工業區的同事。當時，蛇口正在籌備管委會的民主選舉，他們讓我講講北大競選的情況，也談談對他們的選舉的看法和建議。
這次見面給我的深刻印象是，袁庚不但在經濟改革上大刀闊斧，而且在政治改革上也勇於進取。這對他來說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既然他清楚地認識到原來的共產革命搞錯了，那麼，建立在共產革命之上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再加上他們自己在毛時代被專政的慘痛經歷，自然會產生改掉一黨專政、實行自由民主的強烈願望。蛇口本來只是經濟特區，可是袁庚使它也成為了政治特區。在八九民運中，袁庚的立場可想而知；六四後被免去所有官職，成了他所戲稱的「無業游民」。袁庚的晚年過的很不順心。但是相比之下，袁庚還是最幸運的，因為他一度得以在他主政的地方，相當全面地去施展他的抱負，實踐他的理念，在一個小舞台上演出了一場精彩的大戲，從而給後人、給歷史留下了豐滿的形象和無盡的懷想。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