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審組提審張春橋約10次，但張春橋始終沒有開口，乃至把王洪文押來面質，把徐景賢押來，分別當堂認罪指證，他還是緊緊封住嘴巴，不吭一聲。據說，後來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從開庭公訴到宣判閉庭，兩個多月時間，張春橋還是耷拉着腦袋坐着，緊閉嘴，不吭一聲，甚至沒有在判決書上簽字。本文摘自2005年1月《海上文壇》，作者文楚，原題為《秦城，預審張春橋》。
法庭上的張春橋
記者採訪了原公安部林、江集團預審組浙江組副組長黃榮波同志（返浙後，先後任省國家安全廳廳長，省人大常委、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6月2日，浙江組在「秦城」某區的一間預審室，第一次提審了張春橋。
這是一間再普通不過的預審室。上首坐着王芳、黃榮波等公安部預審人員；下面放着一張木椅，落座者正是那個逮捕前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委主任的63歲的張春橋。張上穿中式黑色棉襖，頷領的一鈕葡葡扣沒有扣上，下穿西裝褲，腳着棉布鞋。他既不垂首，也不昂頭，面色灰暗，漠無表情，一聲不吭地坐着。審訊必具的錄音設備，卻錄不到此人的聲音。錄像倒是攝下了「軍師」狡詐、陰鷙的眼睛。法警肅立在門口值崗。
第一次提審，以形勢教育開始。預審人員告訴張春橋，「文革」已在1976年10月逮捕他們時起結束了。新的黨中央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撥亂反正，醫治「文革」創傷，開始「新長征」。現在全國政局穩定，人心思安，致力經濟建沒……張春橋坐着，紋絲不動，就是不開口。不知他有沒有聽進去，抑或鄙夷這是「說教」、「吹牛」：抑或心中掀起軒然大波，用沉默來掩蓋面臨滅頂之災的恐懼；抑或是銘心刻骨地仇恨，然而毒焰不能張嘴噴出，無可奈何，只能三緘其口了。
王芳、黃榮波這一組提審張春橋約10次，但張春橋始終沒有開口，乃至把王洪文押來面質，把徐景賢押來，分別當堂認罪指證，他還是緊緊封住嘴巴，不吭一聲。據說，後來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從開庭公訴到宣判閉庭，兩個多月時間，張春橋還是耷拉着腦袋坐着，緊閉嘴，不吭一聲，甚至沒有在判決書上簽字。
與張春橋相反的是江青，她身穿黑色棉襖棉褲，褲管緊紮腳踝，一上場就喋喋不休，胡謅亂纏，講個沒完沒了，為自己的罪行百般狡辯；同時繼續誣衊黨和國家領導人，攻擊預審人員。江蘇組的同志實在忍無可忍，有一次乾脆撤了錄音機，和她對辯了起來。
然而悶也罷，鬧也罷，「四人幫」作惡多端，犯下的罪責是推翻不了、掩蓋不了的事實，無論他們過去多麼顯赫，如今都是階下囚。
回首面質陰鷙眼
預審張春橋確實有十分艱辛的一面。此人犯罪隱蔽，「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而且狡詐無比。浙江預審組立足於「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辦案原則，一步-個腳印地開展細緻縝密的調查取證工作。證人證言，要一人一證、一事一證；有兩人以上共同作證的，另行補取。原始證據，一律不作技術處理。有的原始書證、筆記還要經過法律鑑定，以證明確鑿無疑。張春橋既然拒不回答所有提問，那麼就將他的犯罪事實，通過有關證據，以及證人證言，必要時再傳來證人面質，錄像、錄音和文字記錄在案，依然形成法律證據。
張罪擢髮難數，且舉「倒劉、鄧」和「上海武裝叛亂」兩案件，浙江組是如何開展偵查預審工作的。
迫害黨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致死，是共和國最大的冤案，而始作俑者就是張春橋。
浙江組副組長黃榮波說：「張春橋尚在『文革』伊始，就單獨召見清華大學紅衛兵頭頭蒯大富（他是來自江蘇農村的清華化工系學生），授意『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並推向社會，形成全國大亂局面。我們獲知這一線索，並看了蒯的交代，認為十分重要，但缺乏旁證，一度打算放棄使用。後來我們查到了蒯在清查『五·一六』時受審查交代的原始記錄：又提審了蒯本人；再去勘查張、蒯密談的現場，核對時間：同時又取得了有關旁證——終於使張春橋授意蒯大富『倒劉』、『倒鄧』的人證、物證、時間、地點、背景，以及事態發展等等證據一應俱全了，我們才對張春橋誣陷、迫害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罪狀列入起訴意見書。」
蒯大富在1970年清查「五·一六」受審時交代提綱上寫道：「1966年12月：18日春橋在中南海小屋子見（號召反劉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劉少奇大行動。」
蒯大富在1980年受公安部預審時交代了這樣的事實：1966年12月18日下午1時30分，蒯應召乘派來的-輛黑色小轎車，出清華大學西門，直駛中南海西門。2時許，張春橋在西門一間傳達室里單獨接見這位清華「井岡山造反兵團」司令，聽了他串連上海匯報後，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然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二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蒯大富心領神會，當即說：「請首長放心，我保證照辦。」接見約兩小時。
19日，蒯大富以「大聯合」為名併吞清華各造反兵團，這位當年「首都紅三司」頭頭召開全校「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擊誓師大會」，提出「徹底砸爛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司令部」口號。接着他就策劃了所謂「一二·二五」大行動。12月25日，他帶領五千多名紅衛兵，以廣播車開道，分五路進入天安門廣場，高呼口號，打出「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和「與劉鄧血戰到底」等巨幅標語。
翌年1月6日，蒯將王光美劫持到清華大學批鬥。
蒯大富當時的原始記錄，在清查「五·一六」時，蒯大富的交待——當時張春橋居高位，在蒯大富傳達並號召：「首長把如此重大的任務親自交給我們，這是中央文革對我老蒯，也是對我們大家的極大的信任！」「咱們井岡山兵團成立之後的第一仗，就是打倒劉少奇，把打倒劉少奇的運動推向社會」，旁證——他人的記錄，在把這些鐵的事實攤放在張春橋面前，但這個老奸巨滑的「軍師」還是不吭一聲，泛着死魚般眼白，把頭偏了過去。
那麼讓證人到他面前對質呢？王洪文來了——
王洪文是江青集團主犯之一，此人靠赤裸裸地打砸搶起家。「文革」伊始，組織造反派衝擊解放日報社，奪取輿論工具，立刻成了張春橋的心腹骨幹武將。1966年12月28日，由張春橋直接指揮，王洪文把他的「上海工總司」隊伍拉出來，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康平路事件」（立案偵查時，將此事件從「二月奪權」事件中剝離出來），為「四人幫」上海奪權鋪平道路。
接着王洪文策劃並親自上陣指揮鎮壓「上柴聯司」的大規模武鬥，傷殘工人650人，把上海變成一個恐怖世界。張春橋由此悟出要組建不許人民解放軍過問的「第二武裝」的歪道。他在總結「上柴聯司事件」時，提出「槍桿子捍衛筆桿子」口號和建立造反派民兵十萬武裝計劃。很快這支武裝形成了，它擁有一三〇火箭炮、一二二榴彈炮、八五加農炮等重武器，還有234輛水陸兩用坦克、438輛摩托車；還擬組建高炮營、高射機槍連、摩托團、工兵、防化等兵種。這支「第二武裝」在張春橋、王洪文授意下，曾在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之後，在上海以「反擊一、二、三」為代號進行過演習，王秀珍視察時揚言：「部隊靠不住，」「要準備打仗，內戰外戰一起打！」
7、8月間，毛主席病重，王洪文到上海，向「第二武裝」「交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準備上山打游擊。」
9月，張春橋在北京密見徐景賢，聽取有關南京部隊丁盛到上海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的密謀，馬天水突擊向「第二武裝」發放槍支七百四十多件等匯報，張春橋指示；「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
果然，10月6日「四人幫」在北京就擒後，上海喊出了「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等口號，張春橋、王洪文預先策劃的上海反革命武裝叛亂箭在弦上……
預審組通過大量工作，掌握了這些事實。王洪文在受審過程中也逐步認罪，表示願意揭發江、張罪行，爭取立功贖罪。
王洪文來了。一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一個以前一直掛在口上的「我們的司令」直立在預審席下，張春橋坐椅側畔。張春橋似乎陡然一驚，頭一偏，掃去陰鷙、凶毒一眼，但很快恢復原狀，還是不吭一聲。
「文將」徐景賢，也來面質。張春橋面色鐵青，回首一瞥，卻仍不吭一聲。
黃榮波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在預審張春橋過程中，使用了5名證人，7次當場作證。他手下的文（徐景賢）武（王洪文）兩主將都當面揭露了張春橋，如螃蟹的兩隻鉗子，都給摘了下來了。」
就連「四人幫」主犯，一直堅持「路線錯誤」防線的姚文元，為了「要爭取有個好結果」，也交代了一些事實。「他願意寫，就讓他儘量地寫吧，最大限度地孤立江青、張春橋兩個死頑分子。」
罄竹南山罪未窮
黃榮波告訴記者，從6月2日到9月22日，浙江組的偵查預審工作結束，完成了對張春橋的起訴意見書。黃榮波在預審案卷（內含起訴意見書）及證據材料上簽署後，送交最高人民檢察院，個人應邀參加最高人民檢察院討論及審定「兩案」起訴書工作。12月16日全部預審組撤離秦城監獄。1981年1月4日，浙江組離京返杭——在京工作8個半月，勝利結束。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開始對林彪、江青集團兩案10名主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公開審判。張春橋案，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公訴後，檢察員王芳等也作了發言，經特別法庭審判後，判定：
——張春橋犯有策動武裝叛亂罪；
——張春橋犯有組織領導集團罪；
——張春橋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張春橋犯有誣告、陷害罪。
張春橋在濟南支持王效禹製造武鬥事件拘捕關押388人（1966年12月）；張春橋在上海「一月奪權」後；製造誣陷上海市委領導幹部16人為「叛徒」、「特務」、「反革命」的火冤案，市長曹荻秋、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1967年）；張春橋多次誣陷朱德委員長為「大軍閥」、「老機會主義者」（1967-1968年）：張春橋指使徐景賢等編造《陳毅反動言論小集》（1968年）；張春橋借「天安門事件」誣陷鄧小平是（匈牙利事件中的）「納吉」（1976年4月）；張春橋要徐景賢收集葉劍英、陳毅、李先念、李富春、譚震林、聶榮臻等「黑幹將」材料；「文革」時上海有個代號叫「244」真名為「游雪濤小組」的特務組織，製造了「老人串連會」、「東方學會」、「華東局黑線人物關係圖」等等26起冤案、假案，實行盯梢、綁架、抄家、監禁、秘密刑訊、拷打逼供、搜集情報等非法活動，受迫害、遭關押、致傷殘、屈死者達一百八十多人——這個特務組織的直接操縱者、幕後指揮就是張春橋……張春橋無法無天，所乾的壞事，條條件件都觸犯刑律。罹難者、受害者上自共和國主席、開國元勛、無產階級革命家，下至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黎民百姓，何止成千上萬！真乃「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不吭一聲也是張春橋對抗審判的手段之一。天網恢恢，張春橋最終落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可恥下場，正應了他自己的「要準備殺頭」的讖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