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起案件引發醫學界和法律界的關注和爭論。一個女孩在醫院婚檢時，疑似感染了愛滋病毒，醫生沒有告知其男友。婚後男人感染了愛滋病，將醫院和疾控中心告上了法院。
某網站發起投票，七萬多人中，有八九成認為醫生應當告知。我的第一感覺，也是如此。
基於一個法律工作者的慣性思維，我查找了相關的法律規定。因為這個問題非常專業和複雜，我和兩名醫學界的朋友進行了溝通，他們一位是在醫院從事臨床工作，一位在疾控中心。經過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我得出的結論是：醫生、醫院和疾控中心（以下簡稱「醫方」）沒有法律上的義務將愛滋病人（包括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病人，簡稱「愛滋病人」）的病情告知其配偶、戀人或性伴侶。相反，醫方有法律上的保密義務。
我分幾個層面去論證：第一、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第二、醫方告知病人的配偶、戀人和性伴侶的可操作性有多強；第三、告知後可能引發的不良後果，個人私隱權和社會公共衛生安全的關係；第四、專業人士嚴格保守當事人秘密的職業道德。
第一、根據法律規定，醫方沒有告知的權力和義務（這裏用的是「權力」，因為涉及到角色職責）。既然是一個案件，如何去判決，必然要找法律依據。相關的主要規定為《愛滋病防治條例》（2006年頒佈實施）和《傳染病防治法》（1989年頒佈，2004年和2013年兩次修訂）。《愛滋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八條：「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病人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二）將感染或者發病的事實及時告知與其有性關係者」。第三十九條：「未經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愛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姓名、住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斷出其具體身份的信息」。
從上述兩條可以看出，告知的義務和權利都屬於愛滋病人本人，醫方沒有告知的權力和義務。未經本人或其監護人同意（指未成年的患者），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患者身份。這裏的公開，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向社會不特定的人公開，如在網上散播等；二是告知患者的家屬、朋友等人。
《傳染病防治法》中把傳染病分成甲、乙、丙三類。甲類有鼠疫和霍亂兩種。愛滋病屬於乙類。根據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對於甲類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病人，採取隔離治療措施，對於密切接觸者，採取醫學觀察和其他必要措施。而對於乙類和丙類傳染病人，應當根據病情採取必要的治療和控制傳播措施。這裏隱含的意思是，只有對於甲類和按照甲類管理的傳染病（比如SARS），醫方才有權力和義務去告知病人的密切接觸者。對於愛滋病，醫方沒有這個權力和義務，因為法律沒有賦予。
綜上所述，如果我是這個案子的法官，我會判原告敗訴。
第二、醫方告知配偶、戀人和性伴侶的可操作性幾乎為零。所謂配偶，法律上是必須以登記結婚為準。醫方無權要求病人提供結婚證，也無法核實結婚證的真偽。如何界定戀人呢？愛情這個東西，可真是說不清、道不明，來無蹤、去無影的。至於性伴侶，就更加是「天知、地知、炮友才知」。此外，一個人的婚姻狀況和感情狀況有可能發生變化，醫方無法動態告知。對於那些報復社會的愛滋病患者，醫方能去告知誰呢？從現實操作的層面上，告知根本就不可行。
第三、假設醫方有告知的義務，可能引發一些嚴重後果：一、配偶提出離婚或分居，不排除病人會來起訴醫方侵犯私隱權（這種官司醫方必敗無疑，因為法律上無權告知）。離婚不僅是個體家庭的解體，還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矛盾，影響社會的穩定。二、愛滋病的檢測採取自願原則（《愛滋病防治條例》第二十三條），所以只有儘量地維護愛滋病人的私隱，才能鼓勵高危人群主動接受檢測以及愛滋病人積極地治療。醫方不告知配偶和戀人，確實可能造成一些無辜者受感染。但如果醫生有義務告知，則大量的病人會有所顧忌，不敢接受檢測和治療，反而對社會公共衛生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脅。「兩害相衡取其輕」是法律的原則，不能兩全其美的時候，只能選擇傷害更小或者說收益更大的那個方案。
第四、專業人士必須嚴格保守當事人的秘密，這是基本的職業道德。正如牧師要嚴格保守懺悔者的告解，律師要嚴格保守當事人的秘密，醫生也要嚴格保守病人的私隱。否則，人們就不敢去尋求牧師、律師和醫生的幫助。這對於大眾，等於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精神上的痛苦無法得到安慰，利益的損害無法得到救濟，肉體上的折磨無法得到緩解。所以對於專業人士而言，必須嚴格保守當事人的秘密，最終受益的是每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