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馬利問：「主席現在是否已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澤東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這次談話通過蒙哥馬利的著作捅向了全世界，然而選定接班人這樣關乎黨的前途的大事，竟只和一個西方人士談及，似乎有悖常理。本文作者馬雲飛，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摘自《黨的文獻》2011年第2期。
劉少奇一直是排在毛澤東之後的「第二把手」。圖為1954年，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北戴河海濱交談
毛澤東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成為中共領導核心後，通過長期觀察和實踐檢驗，得出「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的判斷，得到黨內高級幹部的一致認可。特別是1937年白區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對以前白區工作上的「左」傾錯誤的尖銳批評，和六屆六中全會上劉少奇強調獨立自主、反駁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觀點，毛澤東給予高度讚賞和支持。劉少奇從此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劉少奇一直是排在毛澤東之後的「第二把手」。他幾乎參與了中共中央的所有重大決策，在毛澤東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代理主席職務，在中央工作分為一線二線後主持一線工作。但不能因此認定他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1961年毛澤東同蒙哥馬利的談話中說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應更多地是出於外交策略考慮。
一、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選擇了劉少奇
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中共組織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過程中的一次重要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共領導核心層作出重大調整：作為日常工作決策機構的中央書記處由原來的七人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幾經變化。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設立書記處，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處書記；遵義會議增加毛澤東、王稼祥為書記；1937年12月會議又增加王明、康生、陳雲為書記。1941年8月27日政治局會議決定，七大前不改變中央書記處的組織，以住在楊家嶺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張聞天、王明、陳雲、何凱豐組成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參見《中共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頁。）縮減至三人，即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劉少奇、任弼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同時，毛澤東、劉少奇分別擔任政治局新成立的兩個辦事機構中央宣傳委員會和中央組織委員會的書記。劉少奇還參加軍委工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之一。
這次會議形成的格局，成為兩年後在黨的七大上正式形成「毛劉周朱任」中央領導核心的雛形。而其中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劉少奇在黨內地位的大幅度提升：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層，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此前，劉少奇在黨內的職務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兼華中局書記。
探究劉少奇1943年得以進入中央領導核心的原因，是理解劉少奇後來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必要前提。如果說，中共在歷史的緊要關頭選擇了毛澤東，那麼，劉少奇進入中央核心層則是毛的選擇，是毛澤東對他的讚賞和倚重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重回中央領導崗位並逐步成為領導核心後，由於黨內思想路線並沒有徹底解決，「組織問題也沒有提出」，黨的中央領導核心層的人員構成雖幾經調整，還基本延續了長征前的狀況，「教條主義宗派」在黨內還有相當市場。1937年王明從莫斯科回國後，這種情形又有了明顯的加劇，「教條主義宗派」在黨內一度又佔據了主導地位，甚至形成了「兩個中央」的不正常狀況。毛澤東曾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說過：「十二月會議指1937年12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我是孤立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81頁。他還對當時去看望他的李維漢抱怨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頁。）
黨的中央領導核心層的這種狀況，毛澤東顯然是不滿意的。隨着國內形勢的發展和黨內鬥爭的深入，毛澤東強烈地感到有必要「改造中央」。毛澤東在1943年九十月間政治局召開的批判王明錯誤路線的會議上回顧六屆六中全會前後的情況時，曾明確表達了他的不滿：「現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時代為基礎的。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還有五個人，只有少奇同志此處毛澤東記憶有誤，劉少奇在六大上被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而非中央委員。和我是受他們反對的，其他是擁護王明、博古路線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頁。）
「改造中央」是一項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除在黨內進一步分清政治路線是非、轉變高層領導的思想觀念外，組織上的調整也是一個必要步驟。為此毛澤東需要在更大範圍內進行選擇。經過長時期的觀察和實踐的檢驗，劉少奇進入毛澤東的視野。
從現存文獻看，從1936年長徵結束到1942年底劉少奇從華東回到延安，毛澤東在不同場合談論黨內問題時涉及到對劉少奇的評價至少有四次。
第一次是1937年五六月間在延安召開的黨的白區工作會議上。
白區工作會議是緊接蘇區代表會議（又稱全國黨代表會議）之後為統一黨在白區的鬥爭方針而召開的，在會上出乎意料地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是劉少奇首先引起的。
劉少奇長期在白區工作，並擔任過中央處理順直省委問題特派員、滿洲省委書記、臨時中央職工部部長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劉少奇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共北方局，擔負起指導北方白區黨的工作的重任。在長期的白區工作中，劉少奇深切感到，八七會議以後，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在白區的工作長期存在着一種「錯誤的惡劣的傳統」，「是一貫地犯了左傾冒險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於是，他於1937年二三月接連給當時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寫了四封信，尖銳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見，要求中央切實加以改變。
這次利用回延安參加白區工作會議這一難得的機會，劉少奇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再次闡述以上觀點。然而，主持會議的張聞天並不接受劉少奇的觀點，與會的多數來自白區戰線的同志也不贊同，當場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反對意見在會上一度佔了上風。
參加會議的毛澤東卻深感劉少奇的發言抓住了問題的要害，是帶有全局性的，不僅在白區存在，在全黨都嚴重存在着。仔細聽了幾天會議上的爭論後，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旗幟鮮明地支持了劉少奇的意見：「少奇的報告是基本上正確的，錯的只在報告中個別問題上。少奇對這問題有豐富的經驗，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鬥爭和處理黨內關係，都是基本上正確的，在華北的領導也是一樣。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幹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又說：他提出的問題「基本上是對的，是勃勃有生氣的。他系統地指出黨在過去時間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毛澤東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轉引自金沖及：《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會議》，《黨的文獻》1999年第2期。）
毛澤東的發言，不僅支持了劉少奇的觀點，對扭轉會議氣氛「起了舉足輕重的定音作用」（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頁。），而且在黨的會議上對劉少奇個人給予了高度評價，這在毛澤東的領導風格中是異乎尋常的，在黨的高層幹部中留下深刻印象。
耐人玩味的是，毛澤東也在發言中對劉少奇有所批評，除指出劉的發言把問題擴大化一般化了、過於強調主觀能動性、有時忽視了「左」傾錯誤的社會根源外，還提到劉的思想方法問題：認為劉有「非辯證的發展觀，似乎一無變化只是直線發展的觀點」（毛澤東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轉引自金沖及：《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會議》，《黨的文獻》1999年第2期。）。這裏，除毛澤東有意緩和問題的尖銳性，以便為參會人更容易接受的因素外，對劉的弱點的認識也是洞察和深刻的。毛的評語對後來的研究者客觀深入地了解劉少奇的思維特點和辦事風格應該有所啟示。
第二次是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
六屆六中全會被毛澤東稱為是「決定中國之命運」（《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的會議。）
剛剛從莫斯科回國的王稼祥在全會召開之前的政治局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的指示意見，結束了自1937年底開始的長達數月之久的中央領導機構的混亂狀況，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重新得到確立，並初步開展了對王明等人錯誤路線的批評。
在這次會上，劉少奇作了抗戰以來北方局工作的報告，強調在華北獨立自主開展游擊戰的必要性，反駁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觀點。並且針對王明不服從中央命令、同中央分庭抗禮的行為，提出「黨內要制定一種黨規」，「在組織上、黨規上保證黨的團結，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頁。）鄧力群曾評價說：「堅持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用實踐來批評王明的，第一個是劉少奇。」（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第40頁。）劉少奇的報告和提議得到毛澤東的極力贊成，建議「在六中全會通過一個中央工作規則」（《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90頁。）。於是全會委託康生、劉少奇、王明三人組成中央工作規則起草委員會完成這項工作，而實際工作則放到劉少奇身上。
全會的最後一天，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六中全會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等三個文件提交全會討論通過，劉少奇並在會上作了《黨規黨法的報告》，對文件作了說明。在會議結束前所做的結論中，毛澤東再次提出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問題，贊成劉少奇的意見，稱讚說：「劉少奇同志說得很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頁。）
在這次扭轉局面的會議之後，劉少奇被任命為中原局書記，肩負開闢華中敵後抗戰新局面的重任，深入敵後，進行了三年艱苦卓絕的鬥爭。
第三次是在編輯《六大以來》和1941年「九月會議」期間。
《六大以來》是中共系統編輯的第一部黨的歷史文獻集，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工作，時間大約在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年底。
編輯這部文獻集的最初動因，是為原計劃於1941年上半年召開黨的七大而做的材料準備（七大原定議程中有一項是總結六大以來的歷史經驗）。後在194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在編輯審核這些歷史材料時，深感有必要在黨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中辨別路線是非、認清錯誤路線給黨的事業造成的危害，於是決定匯編成冊，供高級幹部學習和研究黨史用。同時決定在9月召開政治局整風會議（史稱「九月會議」），討論黨的歷史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
「九月會議」一共開了五次，分別是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這幾次會議，「拉開了中央領導層的整風運動的帷幕」（《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3頁。）。
後來寫入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的「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的提法，就是在這期間提出的。
據擔任「九月會議」記錄的胡喬木回憶，「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這個提法最早是陳雲提出的。陳雲在9月11日會上說：「過去十年白區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在劉少奇、劉曉同志到白區工作後才開始轉變。劉少奇同志批評過去的白區工作路線是錯誤的，現在檢查起來，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中的正確路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8頁。胡喬木還回憶說：「這個話除他以外，中央沒有人好說。毛主席不大了解白區工作情況，陳雲同志與少奇同志工作聯繫多，其他人如博古等更不可能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胡喬木的後一段話似有可商榷之處。陳雲在會上講過「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的話是無疑的。陳雲長期在白區工作，並在臨時中央認為劉少奇是「右傾機會主義」而撤了劉的中央職工部部長後接任該職，對黨的白區工作有相當了解，是有資格講這樣的話的。胡喬木作為這次會議的親歷者回憶也應是無誤的。但如果說這樣的話除陳雲外「中央沒有人好說」，毛澤東「不大了解白區工作情況」也不好說，則有點武斷了。筆者認為，「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這個結論應首先出自毛澤東。理由如下。
其一，前面講過，1937年白區工作會議毛澤東是全程參加了的，並在會上鮮明地支持了劉少奇的觀點，對劉少奇在白區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應該說，毛澤東通過這次會議，對黨的白區工作和劉少奇本人有了深刻了解。
其二，在編輯審核《六大以來》的過程中，毛澤東認真研讀了六大以來黨的歷史文獻。在這批文獻中，有關黨在白區工作的文獻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僅就劉少奇寫的文章來看，《六大以來》共收入劉少奇署名文章七篇，其中專門論述白區工作的就有五篇，劉少奇關於白區工作的代表作基本收入了。
胡喬木曾回憶到幫助毛澤東編輯《六大以來》的一個細節：在確定收入篇目時，有一篇文章是劉少奇受到當時臨時中央的指責而被迫寫的檢討（應是劉少奇1932年3月18日寫的《我的錯誤》），「我問毛主席，這篇文章用不用，他說不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2頁。）可見，毛澤東對歷史文獻的研讀是非常細緻的，對白區工作正反兩方面的觀點也是非常了解的。
其三，在編輯《六大以來》和召開「九月會議」期間，還產生了兩個毛澤東稱之為「副產品」的重要文獻，即毛澤東為「九月會議」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以下簡稱《歷史草案》）和閱讀了九篇文獻後寫的讀書筆記（以下簡稱「九篇文章」）。儘管在這兩個文獻中沒有直接出現「白區正確路線代表」的提法，但從其中對劉少奇的評價（包括本文前述毛對劉的評價）可以看出毛對劉在白區工作的充分認可。
在《歷史草案》中，毛澤東批判了「左」傾路線在組織形態上的「極端惡劣的宗派主義」。在談到1931年5月臨時中央組成的問題時指出：在臨時中央人選的委任上，出現了「故意地壓抑劉少奇同志，而提拔了兩個新黨員（博古、洛甫）」，「來掌握全黨最高實權的怪事」。在「劉少奇同志」後面，毛澤東特意在括號中加寫了一段話：「他是很好的與很老的群眾領袖，又是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此處記憶有誤。劉少奇在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至1943年3月政治局會議前沒有變化。（詳見劉少奇著作生平研究組：《關於劉少奇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考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12期。」。《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毛澤東的這段評語，顯然是針對劉少奇在白區時的工作而言的。
「九篇文章」寫於《歷史草案》之前，是毛澤東在編輯《六大以來》過程中，閱讀了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代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九篇文獻後有感而發的讀書筆記，有兩萬多字，毛澤東當時曾題名為《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這是一組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珍貴文獻。之所以珍貴，在於毛澤東寫作的動機不是為了發表，也不是為了在黨的會議上講話，而是為了清理思路、總結經驗，文中不加掩飾地表露了毛本人當時真實的內心思想。因此，文中用語比較尖銳，涉及不少當事人。正因為這個原因，在延安時期，除了劉少奇、任弼時等個別人外，毛澤東沒給其他任何人看過。
毛澤東在這組文章中多次提到劉少奇。在談到白區工作時，他說：「中共在國民黨區域工作中，不但有劉少奇同志那樣的正確的領袖人物，而且有不少類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臨時中央斥之為『機會主義者』。」談到「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馬列主義」的特點是誇誇其談，隨心所欲，無的放矢，不顧實際，這是主觀主義的胡說，而真馬列主義的特點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顧及時間、地點和條件，這是唯物的辯證的革命觀時，說：「『左』傾教條主義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劉少奇同志以及還有許多的同志是後者的代表。」他還說：「劉少奇同志的見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為之證明，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時期的全部結果也為之證明了。」《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頁。從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可以看出，劉少奇是「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出自於毛澤東。
當然，毛澤東的想法不是孤立的，得到了當時在延安的黨內高層幹部的認同和響應。陳雲就是其中態度積極的一位。陳雲在1941年「九月會議」上除講了上述那些話外，還提出：「有些幹部位置擺得不適當，要補課或正位，如劉少奇將來地位要提高。」（《陳雲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頁。）以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組部部長的身份，陳雲的話無疑是有分量的。任弼時、王稼祥在這次會上也充分肯定了劉少奇，講了讚揚的話。康生在發言中檢討了過去在白區工作政策上同劉少奇的分歧，承認今天看起來是劉少奇對，並說：「主觀主義的錯把白區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時是劉少奇負責，情況將是另一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8頁。）
第四次是1942年劉少奇回延安途中。
1942年3月19日，劉少奇奉命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出發，歷經九個多月，穿越敵人130餘道封鎖線，行程3000里，於年底安全回到延安。
召劉少奇回延安是1941年「九月會議」期間，在9月26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決定的，並先後以中央和毛澤東個人名義通知劉少奇回延安並參加七大。劉少奇在回電中提出：「華中工作還有些困難，須要進一步解決。請中央考慮我可否暫緩回延安。」（《劉少奇年譜》上卷，第377頁。）考慮到華中的實際情況和七大推遲召開，毛澤東同意了劉少奇的請求。不久，中央書記處主要成員張聞天向中央提出暫時脫離中央工作到綏德和晉西北考察研究。1942年1月1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張聞天的請求，並再次作出決定，召劉少奇回延安。中央電報通知強調：「望少奇同志即將工作交代，攜帶電台，動身回延。」（《劉少奇年譜》上卷，第387頁。）緊急部署了華中工作後，劉少奇開始了返延的行程。
對於劉少奇回延安之行的安全問題，毛澤東給予了異乎尋常的關切。劉少奇還未上路，毛澤東就在電報中再三叮囑：「須帶電台，並帶一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護衛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幹部為骨幹，須加挑選與訓練」。並電示彭德懷預先調查「由華中到華北道路上敵人封鎖線的情形、安全保證的程度」，要求劉少奇「必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389、391、392—393、394頁。）劉少奇一行出發後，毛澤東密切關注劉少奇的行止，電示沿途各部切實保障安全。當得知劉少奇已安全抵達河北涉縣一二九師師部時，他立即致電劉少奇：「安抵一二九師無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後來延，並對華北工作加以考察。」「來延路上安全保障，請商劉、鄧作周密佈置。」（《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05頁。）劉少奇一行過同蒲路時，毛澤東又電示一二○師暨晉綏軍區林楓、周士第、甘泗淇等人：「少奇同志過路，你們派人接護時須非常小心機密，不要張揚，但要謹慎敏捷。」（《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12頁。）劉少奇回延安之行，毛澤東僅有關安全的電報就多達十幾封，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10月9日，劉少奇尚在途中，到達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遼縣（今左權縣），延安《解放日報》全文發表了劉少奇《論黨內鬥爭》一文。毛澤東親筆為此文寫了編者按語：「這是劉少奇同志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華中局黨校的演講，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於黨內鬥爭這個重大問題，為每個同志所必讀。現當整風學習開展與深入的期間，特為發表，望全黨同志注意研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06頁。）
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講話中還多次提到劉少奇的《論中共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著作。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他稱讚說：「劉少奇的文章講的很好」，在白區工作時「劉少奇搞黃色工會、合作社，講他是機會主義，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演講記錄，1942年11月12日。）
1943年元旦，即劉少奇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楊家嶺大禮堂舉行盛大新年團拜會。這次團拜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歡迎劉少奇從華中歸來。當時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幾乎全數出席了這次團拜會，毛澤東和朱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第二天，延安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又在頭版頭條發表了劉少奇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舉行盛大活動歡迎劉少奇的消息。
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並得到黨內高級幹部的一致認可，有了這樣的政治基礎，劉少奇回到延安後職務得到大幅度提升，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就是歷史的必然了。
二、「第二把手」是確定的，「接班人」地位則不明確
從1943年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到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離開工作崗位，劉少奇在中央領導崗位上的時間長達23年。如果認定「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正式形成與存在是1945年七大至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與存在的時間目前在學術界仍有較大爭議，由於這不是本文論述的主旨，在此不加以展開。那麼，劉少奇在這段時間的政治活動又是研究「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側面。
劉少奇在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後，一直是排在毛澤東之後的「第二把手」，這應是不爭的事實。人們當時習慣所稱「毛劉周朱任」或「毛劉周朱陳林鄧」，就說明了這一點。鄧小平在1989年提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概念時，也是這樣的排序：「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共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頁。）
本文之所以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單純着眼於這個排序本身，而是想通過梳理這段歷史，從一個側面論證劉少奇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劉少奇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後，幾乎參與了中共中央的所有重大決策，並在黨的重要會議上作了重要報告。
七大是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正式形成的標誌，繼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題為《論黨》的修改黨章報告，第一次在黨的大會上全面概括和論述了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八大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毛澤東作開幕詞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總結了七大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向全黨提出了新的任務。劉少奇還在七屆四中全會、八屆二中全會、八大二次會議以及七千人大會等黨的重要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主報告。
第二，在毛澤東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劉少奇多次代理黨的主席職務。
1959年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在向黨外民主人士解釋國家主席人選方案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中共內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已經10年了。」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15日。在中共的歷史上，代理過毛澤東職務的領導人，劉少奇是唯一的一位。
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在黨的歷史文獻中有過正式記載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和談期間。
1945年8月26日，即毛澤東赴重慶前兩天，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赴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次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區黨委通知，通報了此次會議內容：「抗日階段瞬將完結，爭取和平建設的新時期已經開始，國共關係必須調整，避免內戰。中央決定毛、周赴渝談判。在毛離延期間，劉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職務，並增選陳雲、彭真二同志為候補書記。」（《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80頁。）
對於這次赴重慶談判，毛澤東是作了最壞打算的。就在8月2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過，如果談得不好，「城下不盟」，要「準備坐班房」。毛澤東還說：「重慶是可以去，必須去。領導核心還在延安，黨內也不會有什麼擾亂」，「因為有了裏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頁。）從毛澤東的這番話中可以感到，政治局的決定，是對劉少奇賦予重託的。毛澤東臨行前，同劉少奇「整整談了一天一夜」。（《師哲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頁。）
重慶談判結束後，毛澤東於10月11日返回延安。但由於在談判期間精神過度疲勞，毛澤東在回延安後即住院休養治療，直到1946年3月才開始恢復工作。劉少奇1946年3月25日在給李富春的電報中說：毛澤東身體已復原，已部分開始工作。（見《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頁。），因此，劉少奇這次代理中央主席職務，從1945年8月下旬到1946年3月，實際有將近半年的時間。
第二次是在中共建政之初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
1949年12月，毛澤東受邀訪問蘇聯。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作出決定：在毛澤東訪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參見《劉少奇年譜》下卷，第232—233頁。）毛澤東於12月16日動身前往莫斯科，到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在蘇聯逗留了近三個月，這期間，劉少奇集黨政事務於一身，全面負起了領導責任。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
這年年底，毛澤東外出到杭州主持新憲法的起草工作。在12月24日毛澤東臨行前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特別作出決定：在毛澤東外出休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參見《中央召開會議報告表》，見《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90頁。）之所以把這個決定稱之為「特別」，是有特定原因的。實際上，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經常到外地視察工作和休息，一年中總有幾個月不在北京，毛澤東每次外出，都是由劉少奇代理他的工作，這已成為黨內一條不成文的規定，無需再作決定。唯有這次例外。這其中的背景就是在1953年前後發生的「高饒事件」。
「高饒事件」的詳細經過錯綜複雜，撲朔迷離，筆者曾另文作過敘述，在此不多贅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劉少奇在這次事件中受到嚴重的政治挑戰，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就在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徵詢在他外出休假期間由誰主持工作時，高崗還堅決反對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輪流吧，搞輪流好」，劉少奇也表示「輪流負責為好」（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頁。），最後是毛澤東毅然拍板作出決定：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的表態，在整個事件中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成為事件發展的轉折點。高崗陰謀活動的蓋子自此得以揭開。
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出期間，受毛委託主持召開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順利地解決了高崗和饒漱石的問題，並在高饒問題解決後，配合在杭州起草新憲法的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了新憲法草案的修改和討論，為即將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了準備。
三次代理毛澤東的職務，情況各不相同，但卻足以說明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地位。
第三，除多次代理毛澤東的職務外，還有一次是在特殊情況下作為中央的「預備隊」而被毛澤東委以重任。
1946年重慶談判後不久，蔣介石重新挑起內戰，並於1947年初派胡宗南率重兵進攻中共中央首腦機關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為避敵鋒芒，在與胡宗南部激戰六天、殲敵五千餘人後，主動撤離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清澗縣的棗林則溝召開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陝北，主持中央工作，而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為常委（後增加康生、彭真）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以劉少奇為書記，「經五台往太行」，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30日，毛澤東將此決定致電通報正在晉西北視察工作的周恩來和晉西北根據地負責人賀龍：「中央決定組織中央工作委員會，在少奇主持下進行各項工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第179頁。）劉少奇率部到達晉西北後，又輾轉來到華北，經過慎重選擇，新組成的中央工委最後落腳在太行山麓的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建立了中共最後一個農村戰略指揮部。
毛澤東的這個部署是有着深遠考慮的。內戰初期，國內戰爭形勢敵強我弱。在陝北戰場上，國民黨胡宗南幾十萬重兵壓境，全力追擊圍剿中共首腦機關；而我在陝北的主力部隊加上地方部隊僅三萬餘人，兩軍實力對比是10∶1。在這種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了拖住敵人的主力部隊，支援其他戰場展開戰略反攻，祭出一步「險棋」：決定中央機關不離開陝北。毛澤東對此解釋說：「我們在延安住了十幾年，都一直是處在和平環境之中，現在一有戰爭就走，怎麼對得起老百姓？所以，我決定和陝北老百姓一起，什麼時候打敗胡宗南，什麼時候再過黃河。我不離開陝北，還有一個理由，現在有幾個解放區剛剛奪得主動，如果蔣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別的戰場，那裏就會增加困難。中央留在這裏，蔣介石就會多下些本錢。這樣，咱們負擔重些，就能把敵人拖住，不讓他走，最後還要消滅他。」（《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94頁。）
話是這樣說，但對這步「險棋」帶來的險境，毛澤東是有着清醒認識的：戰爭形勢瞬息萬變，面對十倍於我的強敵，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遇不測。毛澤東既出此險招，就不能不留有後路。這個後路，就是由劉少奇率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這實際上是作為中共中央的「預備隊」而考慮的。在國共兩黨決戰的前夜，毛澤東又一次將重擔託付給了劉少奇。
第四，在中央工作分為「一線」「二線」後，主持一線工作。
嚴格意義上講，所謂「一線」、「二線」的概念是含混模糊的。中共中央進城後，從未在「一線」「二線」問題上有過正式的規定，也未對「一線」「二線」的權限和職責作過任何解釋；但在實際工作中，中央高層即政治局常委的這種分工又確實存在着。
中央工作分「一線」「二線」最早是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據他後來解釋，提出的初衷，一是想擺脫處於一線的一些繁雜工作，集中精力思考大事。他曾在黨內提出在適當時機辭掉兩個主席，即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最終後者辭了，前者沒辭。二是「準備後事」，「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毛澤東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但此後，中央工作並沒有明確的「一線」「二線」之分。大約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別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工作分為「一線」「二線」的情況較為明顯了。毛澤東不再參加黨的經常性會議，黨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書記處會議則由鄧小平主持，大事向毛澤東請示。這種狀況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才改變。
實踐證明，中央工作分「一線」「二線」的做法是不成功的，給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帶來的影響是負面的。但僅從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這一點看，劉少奇的地位則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劉少奇「第二把手」的地位是確定的，但由此認定劉少奇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卻值得商榷。
通常認為劉少奇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的根據主要有兩個：一是1959年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二是1961年毛澤東同蒙哥馬利的一次談話。
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如前所述，主要基於毛澤東退居二線的考慮。何況在中共的領導體制中，國家主席只是名譽職務，並沒有實際權力。事實上，在最初考慮國家主席人選時，除劉少奇外，還考慮過朱德、董必武等。由於朱德力辭，同時考慮到年齡、黨內分工等原因，並由毛澤東出面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加以解釋，劉少奇才得以當選。因此以劉當選國家主席來作為劉是毛認定的接班人的依據似乎不充分。
毛澤東1961年9月在武昌同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談話時，倒是明確說過他的繼承人（即接班人）是劉少奇。關於這次談話的記載有兩個版本。
蒙哥馬利在他回國後寫的《三大洲》一書中是這樣記述的：「我接着就問到他的繼承人。」「他說，在中國，繼承是清楚的，並且已經確定了——那將是劉少奇。我問，劉以後又是誰呢？他說他不知道，也不過問；他本人將同卡爾·馬克思在一起，他們在中國能夠為自己解決這件事。」以外交部官員身份陪同蒙哥馬利在華參觀並參加這次談話的熊向暉的回憶，同蒙哥馬利的敘述大體一致。蒙哥馬利問：「主席現在是否已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澤東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頁。）
這次談話通過蒙哥馬利的著作捅向了全世界，中共外交部也曾以內參的形式在國內小範圍作過通報，自然在國內外引起不小的反響。但這次談話前後，毛澤東並沒有在黨的會議上提及此事，從筆者目前了解的資料看，也沒有在黨的高層中進行過議論。毛澤東在其他外交場合包括同兄弟黨、兄弟國家領導人的談話中，均沒有做過如此明確的表示。選定接班人這樣關乎黨的前途的大事，竟只和一個西方人士談及，似乎有悖常理。
這個事件中有一個背景細節似乎被人們忽略了。據熊向暉回憶，蒙哥馬利在太原、包頭、西安、洛陽等地參觀時，十分關注毛百年以後的接班問題，多次委婉地向接觸的群眾及熊本人提出詢問。這一動向熊向暉及時向周恩來作了匯報。於是，毛澤東同蒙哥馬利談話之前，已經對此問題作了準備，甚至還問過熊向暉「接班人」同英文「successor（繼承人）」的不同含義。
蒙哥馬利在同毛澤東交談時，興趣點似乎並不在劉少奇身上，而是在毛劉這一代人之後。在毛澤東回答接班人是劉少奇之後，蒙馬上接問劉以後是誰，毛以「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作答，話題就此打住。顯然，蒙哥馬利更想了解的是毛劉這一代人之後的接班人問題。
可以佐證的是，在美英等國近期解密的檔案中，也透出當年的這種動向。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一直在關注中國高層的動向，特別是毛之後的接班人問題，並作過種種推測。（參見胡禮忠：《美國中情局五次預測毛澤東接班人》，《世紀》2008年第4期。）
聯想到蒙哥馬利的關注點，想必這之間應該不是巧合。
那麼，從以上細節中是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在同蒙哥馬利的談話前，已從熊向暉的匯報中以及其他渠道，得知西方國家在密切關注中國政局的動向，特別是關注毛以後的接班人問題，而毛澤東的回答，則更多帶有外交上的策略意義。
從七大到中共建政後的相當一段時期，毛澤東對劉少奇是信任和倚重的。儘管其間有過高饒事件的波折，但最終得以平息。在這段時間裏，毛劉的關係應該還不是「接班」與「被接班」的關係，毛劉基本是同一代人，開國初期還都年富力強，考慮接班問題為時過早。而在進入晚年需要認真考慮接班人問題時，毛澤東的思路已開始偏離了。這種偏離已經無法預料其後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