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生前有四大謎案，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要算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真假愛情。此外，還有因何成為基督徒、「二二八事件」中有沒有下過屠殺令、為何大罵美英首腦。本文摘自2009年第13期《環球人物》，作者路琰。
1943年11月25日，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及宋美齡（前排左起）等人在開羅會議期間合影
謎案之一與宋美齡的真假愛情
關於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問題，一直有很多傳聞。
最廣泛的說法是，蔣宋之間是一場政治婚姻，兩人並沒有真正的愛情。尤其是後來有美國人出書，稱蔣介石偏安重慶時期，宋美齡曾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特使溫德爾·里維斯·威爾基有過一段婚外情等，更給蔣宋的婚姻蒙上了一層迷霧。
蔣介石日記開放至1955年，那時他已68歲，宋美齡也已58歲。可以說，至此他們的婚姻問題可基本定性。
楊天石教授通過研究蔣介石的日記，認為「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有很深厚的愛情基礎」。
「平生未有之愛情」
「奢靡趨俗，招搖敗名」、「以潔如治家無方，教育幼稚，不勝怨恨」……這些出自蔣介石早年日記的怨言，是對其前妻的評價。
蔣介石在與宋美齡結婚之前，已有過三位妻妾，分別是原配毛福梅，第二位姚冶誠和第三位陳潔如。但在他早年的日記中，常常慨嘆自己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直到1927年底和宋美齡結婚以後，蔣介石對婚姻的看法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1926年，蔣介石在廣州第一次見到宋美齡時，就對這位「美妹」一見傾心。1927年12月1日，經過執着追求，蔣介石終於和上海名門宋家三小姐結為秦晉之好。他完全沉浸在一場春風得意的愛情盛典中。當日，他在宋家的要求下接連舉行了兩次婚禮，一次是在宋家舉行的簡潔的教會婚禮，一次是在大華飯店舉行的豪華、時尚的婚禮。從當天的日記中，看得出蔣介石的心情極好。蔣介石寫道：「見余愛姍姍而出，如雲霞飄落，平生未有之愛情，於此一時間並現，不知余身置何地矣。」他還詳細寫下他們婚禮後乘車遊行、晚宴，以至最後進入新房的情景。可惜後面日記的三行字被墨筆塗去，只能隱約看出最後三個字好像是「樂無窮」。
因為宋美齡在宋家姐妹中排行第三，蔣介石在日記中常以「三弟」、「三妹」來稱呼她，而「愛妻」和「愛」更是蔣介石對宋美齡獨有的蜜語和暱稱。
其後，沉浸於新婚甜蜜中的蔣介石與宋美齡，時而纏綿在上海的家中，時而沐浴於湯山的溫泉。此一階段，蔣介石在日記中充滿了喜悅的記述，家庭幸福是他最喜歡的話題。
蔣介石年輕時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好武尚鬥，喜愛冒險。楊天石從蔣日記中看出，與宋美齡結婚後，蔣介石改掉了很多壞毛病。他堅持寫日記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修身養性。在此後的日記中，他對家庭和感情的記述明顯增多了。
「別後黯然銷魂，更感悲戚」
1985年，美國人邁可·考爾斯出版了一本名為《邁可回顧》的回憶錄。書中寫道，1942年10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特使威爾基訪問重慶，作為隨員，考爾斯見證了這位特使與宋美齡發生的「風流韻事」——秘密約會。「蔣介石發覺，氣憤至極，率領手持自動步槍的士兵前往捉姦」等等。
楊天石教授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史學研究者們一致認為這是美國人的「惡作劇，是很荒唐的事」。實際上，考爾斯並非這段「桃色新聞」的始作俑者。早在1974年，美國出版的一本《皮爾遜日記》就曾談到威爾基訪問重慶時與蔣夫人有染。在美國的宋美齡讀到此書後大為震怒，將出版商告上法庭。最終出版商進行了公開道歉，並承諾再版時將誹謗的文字刪除。
楊天石教授為了拿到自己的「證據」，專門對威爾基訪問重慶那段歷史進行了考證。他幾乎收集了當年重慶《大公報》的所有報道和相關檔案資料，把威爾基在重慶6天裏所有的活動排列了一遍，甚至把時間精確到了分鐘。整理之後的日程表讓人一目了然：威爾基緊密的行程中，沒有任何可以和宋美齡單獨約會的空隙。
楊天石教授說，還有一點也許不為外人所知：那時的宋美齡一直身體不好，她是不是那種風流女子暫當別論，但她當時根本就無暇他顧。早在抗戰初期，宋美齡到淞滬前線勞軍時，突然遭遇日軍飛機空襲。她乘坐的汽車在躲閃中翻車，自己也受了傷。從那以後，宋美齡就常年疾病纏身。1942年，她的身體更是每況愈下。10月27日，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妻體弱時病，未能發現病因，甚憂。」兩日後又寫道：「妻體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慮也。」10月30日他再次寫道：「恐妻病癌，心甚不安，決令飛美就醫，早為割治。」4天時間裏，蔣介石在三篇日記里寫到宋美齡的病，一來說明宋美齡的病情確實很嚴重，二來也表明了他對妻子的愛憐之情。
楊天石教授認為，從這些日記里可以清楚看出，宋美齡此後訪美確是去看病，而非像美國人所說的與威爾基之間的「私情」有關。
宋美齡訪美啟程前，蔣介石依依不捨，愁腸百結。這一心情在1942年11月2日的日記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為妻將赴美，此心甚抑鬱，不知此生尚能有幾年同住耶？」11月17日下午，蔣介石和宋美齡一起討論她赴美國的一些注意事項，回到住所後，「夫妻依依，甚以明日將別為憂也」（當天的日記）。在11月18日的日記中，蔣介石用大段篇幅記述了送別妻子的過程，精確到每一個時間點：「五時醒後不能安眠，默禱妻此行平安成功……九時，送妻至九龍鋪機場，同上機，送至新津大機場，換大機……十二時，送妻登機……別時，妻不忍正目仰視，別後黯然銷魂，更感悲戚。」
宋美齡走後，蔣介石更是倍感惆悵。他在11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平時不覺夫妻樂，相別方知愛情長。』別後更覺吾妻愛夫之篤，世無其比也。」宋美齡到達美國後，經醫院檢查，確認沒有患癌症。消息傳來，蔣介石大喜：「妻於二十六日平安飛到美國，並據醫者檢查，決無癌症，此心甚慰。」
其後，蔣介石對宋美齡仍思念延綿。11月29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妻於十八日赴美，臨別悽愴，兒女情長，今又獲一次經驗也。」
那年過年，宋美齡一人在美國度過。除夕之夜，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為舊曆除夕，孤身獨影，蕭條寂寞極矣。」類似這樣的記述還有很多，楊天石教授常常邊看邊嘆息：和宋美齡分隔兩地期間，蔣介石對妻子的顧念之情，溢於紙上，絕不是偽裝出來的。沒有真情實感，哪能寫得出來。
「凡認余為父者，只能認余愛妻美齡為母」
在蔣介石眼裏，宋美齡不僅對自己有情有義，對自己的事業也是一心一意地支持。
早年蔣介石生病的時候，因為前妻姚冶誠沒有照顧好，他就在日記中大罵她不賢良。而宋美齡在蔣介石生病中的表現，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1934年2月23日，病中的蔣介石在日記里記述：「妻護病保身，無刻不在心，無微不至，誠賢良也。」因為操勞過度，宋美齡自己也病倒了。8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表達了對宋美齡的愧疚之情：「妻為我受熱忍苦致病，可感也。」
上世紀30年代初，中原大戰爆發，中央政府缺錢，蔣介石找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借錢，被拒絕。這可急壞了宋美齡。她面見哥哥說，我知道蔣介石的脾氣，你不給他籌錢，他一定失敗；如果失敗，他一定會自殺；如果他自殺，我也決不活着。宋美齡還把自己的房產和珠寶交給宋子文作抵押，並發誓如果蔣介石在前方殉難，她也將一同赴死。宋美齡的做法震撼了家人，宋子文為此也轉變了態度，決定為蔣介石籌措經費。
在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的日記中也大量記述了宋美齡的出訪和外交活動。1943年3月2日，他在日記中充滿自責地寫道：「余妻昨日在紐約市政6廳演講，幾至暈厥，其身心之疲乏與精神之憤懣可想而知。此余之審事不周，任其單身前往苦鬥之過也。」
在蔣介石的日記中，不僅有他對宋美齡的情與愛，某些文字中甚至流露出，他對宋美齡還有超乎尋常的依戀。
蔣介石曾在1930年12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自我有智識以來，凡欲出門之時，必戀戀不肯捨棄我母。到十六歲時，必待我母嚴責痛擊而後出門，及至二十餘歲猶如此也……近三年來凡欲出門時，此心沉悶慘澹，必不願與妻樂別者，豈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耶，余誠不知所以然也。」
宋美齡一生沒有生育子女，蔣介石認為是一大遺憾。為了鞏固宋美齡在蔣家的地位，蔣介石曾經在1934年和1936年兩次立下遺囑，囑咐他的兩個兒子：「余死後，經國與緯國兩兒皆須聽從其母美齡之教訓，凡認余為父者只能認余愛妻美齡為母，不能有第二人為母也。」
楊天石教授說，蔣介石強調宋美齡是他兩個兒子的唯一合法母親，正是因為蔣氏出於對宋氏的愛戀之情，希望確立她獨一無二的蔣夫人地位。
1949年5月，大勢已去的蔣介石準備逃往台灣。5日下午，蔣介石帶着蔣經國專程來到上海的東平路，這裏是他當年與宋美齡結婚時的新居「愛廬」，他要臨別再看最後一眼。那時宋美齡還在美國，不知歸期。蔣氏的心情不禁流露在當天的日記里：「晡與經兒同往虹橋路岳父母墓前敬謹告別，回程到東平路愛廬視察，全室皆空，但覺淒涼與愧惶而已。」
謎案之二：因何成為基督徒
伴隨蔣介石日記開放的，還有一本手抄的《聖經》首次曝光，非常引人注目。
這本文言文版的《聖經》，是由蔣介石的侍從秘書手抄而成，共6冊。《聖經》裏時有蔣介石的圈點、眉批，眉批後，還標有日期。從已發黃的《聖經》可以看出，蔣介石不僅讀了多遍，而且幾乎愛不釋手。
此前，人們都說蔣介石之所以成為基督徒，是他當年要娶才貌兼備的宋美齡為妻付出的信仰代價。此次，通過研究蔣介石的日記才知道，他是如何從一位三民主義者，一步步轉變成一名基督徒，並最終將基督教作為精神支柱的。
曾經讀馬列「樂而不能懸卷」
蔣介石早年追隨孫中山，信奉三民主義。其間，他受新思潮的影響，一度崇拜共產主義，醉心馬列思想。這在他當年的日記中有詳細記述。
「五四」以後，知識分子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新式書報，想從中找尋救國真理，蔣介石也不例外。他自覺地、有計劃地閱讀《新青年》等刊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方面的書籍，儼然是個思想開通、追求進步的新派人物。
蔣介石在1919年12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看《新青年》。往訪林士及執信（編者註：趙林士、朱執信都是當時追隨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人士）。下午，看《新青年》。」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記中記載：「上午復看《馬克思學說概要》，習俄語，下午看《概要》。」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給蔣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奧難讀。他讀了三遍，還感到「不能十分了解」。有時，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讀來讀去，他終於讀懂了一些，並有了興趣。
他在1923年10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看《馬克思傳》。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樂而不能懸卷。」看書看到了「不能懸卷」的程度，說明蔣介石對馬克思主義已經有了相當了解，並有了一定感情。
同年11月21日的日記寫道：「看《列寧叢書》。」
在閱讀馬列著作的過程中，蔣介石起先接受了某些觀點。1925年11月，他要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作序，打算既談人生觀，也談宇宙觀。苦無心得，最後決定重點闡述「精神出自物質，宇宙只有一原」的觀點。顯然，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基本觀點。然而，這一時期，蔣介石又讀到了《泰戈爾傳》，使他的思想產生了矛盾。11月1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泰戈爾以無限與不朽為人生觀之基點，又以愛與快樂為宇宙活動之意義。列寧以權力與鬥爭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學言，則吾重精神也。」
這段日記表明：在唯心與唯物的對立中，蔣介石選擇了「唯心」。這成為蔣介石後來拒絕馬克思主義，走向基督教的起點。
祈禱「天父在上，大顯神通」
據楊天石教授介紹，蔣介石成為基督徒，雖與他和宋美齡的婚姻有關，但並不是決定因素。蔣宋結婚前，宋家並未以蔣介石入教作為條件。蔣介石從上海到日本去見宋美齡的母親倪桂珍，老太太也沒有要求蔣介石信基督教。
一年以後，宋家老太太對蔣介石說，我們一家都信基督教，你也信基督教吧。蔣介石當時回答得相當坦誠：「對基督教的教義我還不了解，讓我研究以後再說吧。」雖然這次婉言拒絕，但此後蔣介石真的下工夫讀了《聖經》。後來，宋家老太太患重病，蔣介石其實還在猶豫要不要成為基督徒。但因為岳母對他非常好，為了使老人得到一點安慰，他就承諾願意受洗入基督教。
雖然承諾受洗，一開始蔣介石仍不是虔誠的基督徒。但有兩件事情很快改變了蔣介石的態度。第一件事：1929年12月1日，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兩周年紀念日。當天，蔣介石在南京接見第十三路軍總指揮石友三，命他率部南下廣東，參加對張發奎和李宗仁聯軍的作戰，並準備在中途將石消滅。
其實，石友三對蔣的陰謀已經預知，故佯稱準備完畢。蔣介石自以為得計，回房睡覺。宋美齡對他說：「我總覺得有一種不祥的預兆。」蔣勸她安心睡覺。一會兒，宋美齡又驚醒。告訴蔣介石她做了一個噩夢，夢見一條血河。蔣說她太緊張了。誰知半夜兩三點鐘，他們被一陣轟轟的炮聲震醒，原來石友三造反了，形勢十分危急。
天亮後，宋美齡給在上海的母親打電話，請她為他們祈禱。兩小時後，宋母發來一份電報說：「敵人將會自動退去。」原來宋母禱告後翻開《聖經》，其上正好寫道：「仇敵起來攻擊你，耶和華必使他們在你面前被殺敗。他們從一條路來攻擊你，必從七條路逃跑。」說來也巧，事情的結局真的像《聖經》說的那樣，石友三沒有繼續向南京進攻，而是向北撤走了。宋母說這是基督的恩典，使他們轉危為安。蔣介石亦不由不信。
第二件事：1930年爆發了中原大戰，蔣介石親自去隴海前線督戰。5月31日，他乘專列悄悄來到朱集車站，指揮部就設在列車上。當晚，馮玉祥派部下鄭大章率領騎兵隊，急馳40公里，偷襲距離朱集車站很近的歸德飛機場。騎兵隊燒毀蔣軍12架飛機，俘虜幾十人，卻沒有發現蔣介石在列車上。當時，蔣介石躲在車廂內，雙膝跪地，泣聲禱告：「天父在上，大顯神通，今夜只要護衛中正脫險，我一定洗禮入教……」
脫險後，蔣介石認為是祈禱起了作用，自此決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
用《聖經》卜問「國運」
入基督教後，蔣介石虔誠地向「天父」禱告。久而久之，他對基督的信仰，成為支持他渡過重重難關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在上世紀40年代末期。
1947年底，東北戰況危急時，蔣介石即在日記中寫道：「至十時禱告三次，天父許我明年聖誕節可消滅山海關以內各省之共匪，並令我不可放棄永吉、長春各要據點。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實際與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到「天父」、「上帝」時，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
1947年12月2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十日來各戰區告急，失敗電報如雪片飛來，誠令人有應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無憂懼，夜間安眠勝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絕非人力所能強制，故自問無愧。」
即使戰況持續惡化，蔣介石對「天父」並無怨尤，而以多禱告表達虔敬之心。
在1949年1月1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寫道：「今日又是一個新年新日子，我的德行心靈果有新進否？去年一年的失敗與恥辱之重大，為從來所未有之。幸賴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過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須做一個新的人、新的基督人，來做新民，建立新中國的開始，完成上帝所賦予的使命，務以不愧為上帝的子民，不失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經過全年的試驗，遭遇無數的兇險，對於上帝與基督的信心毫不動搖，實可引為自慰也。」
戰場上一敗再敗，但是信奉基督的蔣介石堅持認為，「天父不會虧待我」。
退守台灣後，蔣介石在日記中曾多次說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禱告，稱如果「神要賦予我這個使命，那麼為了中國的統一大業，不惜自己的生命」。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退縮在台灣的蔣介石則仍在用《聖經》卜問「中華民國」的存亡問題。
蔣介石在10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國慶雙十節，四時起床，盥洗後凝神默禱，卜問中華民國存亡前途。得使徒行傳第9章41節之啟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謝上帝，使我中華民國得由忠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轉危為安，重生復興也。」（編者註：當時，蔣介石禱告後，打開《聖經》，看到《使徒行傳》第9章41節，原文為「彼得伸手扶她起來，叫眾聖徒和寡婦進去，把多加（天父的女徒）活活的交給他們。」）
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生日。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本日為餘六十三歲初度生日，過去之一年實為平生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當幼年時，命相家曾稱余之命運至六十三歲而止，其意即謂人餘六十三歲死亡也。惟現在已過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於世，其或天父憐憫餘一片虔誠，對上帝對國家對人民之熱情赤忱，始終如一有增無已，所以增添余之壽命而留待余救國救民護衛上帝教會，以完成其所賦予之使命乎？」
謎案之三：「二二八事件」中有沒有下過屠殺令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一段沉重的記憶。「事發時，蔣介石是否下過屠殺令」，一直成為台灣藍、綠陣營互相攻訐的政治議題。每到台灣選舉日或「二二八」紀念日，這場血案就會被民進黨拿出來當悲情牌，打擊國民黨。
「二二八事件」始於一次緝私行動。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接到密報：有人走私捲菸。當查緝員趕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時（今延平北路附近），走私販早已逃散，只有一名40歲的寡婦林江邁在叫賣香煙，其中有走私煙。查緝員沒收了她的全部香煙和現金。林江邁跪在地上，抱着查緝員的腿哀求道：「我還要撫養一子一女，如果全部沒收的話我就沒飯吃了，至少把錢和專賣局製造的香煙還給我吧……」圍觀的人紛紛為林江邁求情。查緝員唯恐情勢失控，用槍托擊打林江邁的頭部，迫使她鬆手。
鮮血從林江邁的頭上流下。這一幕深深刺激了圍觀民眾，他們憤而包圍查緝員。一名查緝員開槍示警，子彈誤中在自家門口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當時年僅20歲，次日死亡）。隨後，查緝員逃往警察局。當晚，激憤的群眾包圍了警察局，要求懲凶。2月28日，台北市民通告罷市，示威請願，並佔領了廣播電台。隨後，風暴席捲整個台灣，示威群眾遭到軍警鎮壓，造成數千人傷亡。
這段流血的歷史，被稱為「二二八事件」。
台灣不測之變，「苦心焦慮不知所極」
就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第二天（1947年3月1日），蔣介石寫了一篇日記《上星期反省錄》：「台灣群眾為反對紙煙專賣等，起而仇殺大陸各省同胞，其暴動地區已漸擴大，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
這是蔣介石日記中對「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次記錄，表明他對事件的起因做出了初步判斷：「暴動」的導火索是台灣群眾反對紙煙專賣政策，但「暴動擴大」的根源，是1945年台灣光復後，南京國民政府把駐台的第62師、第70師調離台灣，投入到內戰的戰場上，使得台灣駐軍不足，無法及時控制「暴動」局勢。
當時，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是蔣介石在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也是國民黨里的「台灣通」。蔣介石對陳儀一直信任有加，甚至同意他在台灣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公署制度。但「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先是隱瞞不報；局勢失控時，又張皇失措，於3月6日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軍隊分三路向市區進擊；最後事態日益嚴重，才急電南京國民政府，要求調派整編21師的一個加強團和憲兵一營來台平亂。
蔣介石震驚之下，對陳儀大失所望。從3月第二個星期開始，出兵延安的計劃以及台灣「二二八事件」，成為蔣介石日記中最關心的兩件事。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台灣暴力形勢已擴張至全台各城市，嚴重已極。公俠（編者註：陳儀，字公俠）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華北延安共匪禍正熾，而又加此不測之變，苦心焦慮不知所極。故本月多為處理台變忙碌也。」
「惟無精兵可派」，「現時惟有懷柔」
1947年3月7日，蔣介石考慮派兵台灣之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台灣暴動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縣市，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眾……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
但是，蔣介石已將大部分兵力投入內戰中，他面臨無兵可調的局面。反覆思量後，蔣介石又寫道：「惟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善後方策尚未決定，現時惟有懷柔以穩。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楊天石教授對《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分析道：「『懷柔』一詞，源於《詩經》，是用籠絡和感化的方法，解決對抗力量之間的激烈衝突，避免大規模流血。『現時惟有懷柔』，意味着蔣介石決定採用溫和的方式。這篇日記奠定了蔣介石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策略。」
蔣介石為何選擇「懷柔」？通過對蔣介石日記和其他歷史資料的研究，楊天石教授認為有兩大原因：其一是1947年的時局。當時抗戰結束不到兩年，中國百廢待興。淪陷區接收、政府組織重建、各黨派政治協商等等，千頭萬緒，交逼而至。特別是國共內戰，成為蔣介石的第一要務。「二二八事件」在蔣介石的全盤工作中，只是一個突發的熱點。
其二是台灣的特殊情況。1945年10月25日，台灣結束了自中日甲午戰爭後長達50年的日據時期，歸還給中華民國。在陳儀的集權統治下，台灣社會形成了複雜的關係——與大陸隔絕50年的台灣居民，對國民黨當局深感失望；從大陸遷入台灣的近2萬名國民黨公務人員，與台灣民眾有所隔閡；留在台灣的8000多名日籍人員，時時和台灣民眾發生衝突；在日據時期成長起來的「台灣精英」，仇恨國民黨公務人員霸佔公職，使得他們升遷無門。「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使台灣人和外省人的隔閡、台灣人和日本人的仇恨、「台灣精英」和國民黨統治者的爭奪，都找到了一個宣洩的出口。「暴動」演變成一個極其複雜的事件。蔣介石不得不慎重處理。
「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
1947年3月8日，迫於局勢，蔣介石開始調兵台灣和部署黨務，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朝課後考慮台灣問題與延安方略，召見劉雨卿（編者註：駐防崑山的21師師長）指示對台灣注意各點。正午約李翼中（編者註：台灣省國民黨黨部主委）等談對台灣處理具體方案。」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朝課後寫公俠信，召見劉雨卿等指示到台灣後之方針與部署畢。晚與健生（編者註：國防部長白崇禧，字健生）談台灣與華北情形。」
當天，劉雨卿向蔣介石辭行，率21師師部及146團開赴基隆。蔣介石對劉雨卿下達的指令是：「寬大處理，整飭軍紀，收攬人心。」同時，他指示陳儀道：「政治上可以退讓，儘可能地採納民意。軍事上則權屬中央，一切要求均不得接受。」
但2萬大軍抵達台灣後，仍然和「暴動」民眾發生了嚴重的流血衝突。蔣介石得知後，在3月12日的日記里再度批評陳儀「不自知其短缺，使余處理為難」。第二天，他親筆手書，嚴厲指責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當晚，蔣介石找來國防部長白崇禧，面談台灣情形，決定由蔣經國陪同白崇禧，前往台灣視察、慰問。3月19日，當白崇禧在台灣視察時，蔣介石又追加了一封急電給白崇禧，要他轉命劉雨卿：「應特別注重軍紀，萬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勿使官兵藉口敗壞紀律。」直到台灣局勢平靜，蔣介石才鬆了口氣，在日記中表達了對自己派兵決定的滿意：「台灣事變自軍隊運到後已大半敉（編者註：音同「米」，意為「撫平、安定」）平，然亦未曾根本解決也。可知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
楊天石教授分析說：「『二二八』悲劇的造成，蔣介石無疑要負責任，他迷信軍隊的作用。但考察蔣介石在這一時期的日記、與軍方的來往函電，都沒有發現他下達過屠殺、誅戮的命令。國民黨軍隊顯然做不到令行禁止，濫捕、錯殺屢有發生。正是這一點，被民進黨當作了政治攻訐的工具。以『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為例，民進黨說有20萬人。我查閱了台灣行政院所轄的『財團法人二二八基金會』的補償記錄，上面寫道『計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蹤174人，其它羈押、徒刑、傷殘、健康名譽、財務損失共1,237人，合計為2,084人』。這才是比較可靠的數字。」
直到1947年四五月間，蔣介石日記中的「反省錄」與「工作課目」，還陸續出現有關台灣善後處理措施的記錄，包括「研究台灣派員處理善後之時機」、「台灣省政府組織之發表」、「台灣省政府與行政長官公署存廢時期之決定」、「台灣省政府主席與組織之決定」等等。
可見，對於「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如何儘快恢復秩序，蔣介石頗為重視。
謎案之四：為何大罵美英首腦
蔣介石親美、親英，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國共內戰中，蔣介石都得到了來自美英，尤其是美國的大量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
但在蔣介石日記中，屢屢有他暴跳如雷，怒罵羅斯福、丘吉爾、馬歇爾等人的文字。他為何會大罵美英首腦？他與這些人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
險被羅斯福刺殺
1945年3月15日、4月13日和4月30日，蔣介石先後在日記里大罵美國總統羅斯福「賣華」、「侮華」，「畏強欺弱，以我中國為犧牲品之政策，實為其一生政治難滌之污點」。
蔣介石和羅斯福的積怨，最早始於「史迪威危機」。
史迪威是羅斯福在二戰期間派往重慶的最高軍事代表，擔任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並指揮盟軍在印度、緬甸戰場的作戰。由於史迪威一派「太上總督」的大國主義作風，蔣介石很快與他失和。1942年5月10日，史迪威不徵求蔣介石意見，獨自指揮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印度作戰，蔣介石在日記里罵道：「史迪威對我在緬甸軍隊亦掉頭不顧，對余無一請示，亦無一報告，獨自徑避印度，此實出於人情之外。」1943年6月28日，史迪威又拒絕將羅斯福的海軍兵力表交給蔣介石，蔣介石在日記里痛罵：「此人無常識、無人格，實難令人想像者，閱之痛恨。余令商（編者註：指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商震）前往斥責，彼方將此件隨函送來，但仍未完全。史之愚頑、卑陋，實世所罕見；美國有此軍官……豈不怪哉！」
根據解密的歷史檔案，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在開羅舉行反法西斯同盟會議。史迪威向羅斯福打了蔣介石的「小報告」：「總統閣下，你一定想不到蔣介石這人有多糟糕。他巴不得你調幾十萬美軍到中國戰場與日軍拼個你死我活，他好保持自己的軍力，用以對付中共及其武裝。」羅斯福回答道：「蔣介石先生太固執、太自私，一點兒不顧大局……跟這樣的人很難有效合作下去。我理解你的處境。你如果無法與蔣介石相處，又無法換掉他，那就在3個月內一勞永逸地把他幹掉算了。3個月後，這個指令自動失效。」
史迪威帶着羅斯福的絕密指令返回中國。1944年初，蔣介石打算視察中國駐印度軍隊。史迪威感到天賜良機，制定了刺殺蔣介石的「藍鯨行動」：由美軍軍官潛入蔣介石的專機做手腳，當專機飛越喜馬拉雅山脈時，發動機會突然發生故障，機上所有人不得不棄機跳傘。此時，他們會發現，機艙內所有的降落傘都已壞掉。僥倖的是，蔣介石因故改變視察計劃，「藍鯨行動」沒有實現。不久，羅斯福的「3個月期限」已到，刺殺蔣介石的指令自動解除了。
到二戰末期，羅斯福和蔣介石之間出現新的矛盾。這就是中國東北問題。1945年2月4日，美、英、蘇三大國舉行雅爾塔會議。斯大林提出：把原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取得的權利完全轉移給蘇聯。羅斯福為了讓蘇聯出兵東北，減輕美國對日作戰的壓力，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簽署了秘密協議。
1945年2月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擔憂地寫道：「今日見羅、丘、斯裏海會議（編者註：因雅爾塔地處裏海附近，也稱裏海會議）第一次公報，一如所預料，其果與英、俄協議犧牲我乎？」此後，中華民國駐英大使顧維鈞、駐蘇大使傅秉常、駐美大使魏道明，陸續向蔣介石發來密電，告知羅斯福可能出賣了中國利益。蔣介石焦慮更甚，他在3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批閱魏大使道明來電，得悉羅、斯對於遠東方面之談話：（一）滿洲鐵路，斯提國際代管而主權屬華；（二）斯欲旅順或大連為其出口之不凍港。羅斯福囑其不必急急於此，而對我則主張旅順為俄長期租借，其主權屬於我雲。閱此，但有痛憤與自省而已，『雅爾塔』果已賣華乎？」
十餘天之後，蔣介石通過各種情報，確認雅爾塔密約犧牲了中國東北。激憤之下，又無可奈何，他只好在日記中連續多日大罵羅斯福，以泄心頭之恨。
和丘吉爾翻臉
1943年5月2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宣洩了對英國首相丘吉爾的憤怒：「昨日傍晚，接宋電稱：華會廿一日會議中，丘吉爾突稱『西藏獨立國，中國在此獲得空軍接濟之時，不宜對藏用兵』……此誠帝國主義真面目暴露，不僅為流氓、市儈所不為，而亦為軸心、倭寇所不齒。」
原來，1943年5月，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的宋子文應邀參加太平洋會議。會上，丘吉爾突然拋開對日作戰的主題，說道：「最近聽說，中國集中隊伍進攻西藏，使這個獨立國家大為恐慌。希望中國政府能保證，不要有不幸事件發生。」宋子文反駁道：「我沒聽說有這個消息，西藏也不是首相所說的獨立國家。中英間歷次所訂條約，都承認西藏為中國主權所有。」會後，宋子文致電蔣介石，匯報丘吉爾的言論。蔣介石勃然大怒。
半年後，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和丘吉爾碰面了。丘吉爾自知蔣介石對他不滿，由於蔣介石不懂英語，他就直接向宋美齡挑釁道：「蔣夫人，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壞人？」在這樣的外交場合，宋美齡既不能說他是壞人，也決不能誇他是好人。宋美齡就把「球」踢了回去：「丘吉爾先生，您自己怎麼看自己？」會議結束後，蔣介石帶着宋美齡，到印度視察中國遠征軍。作為報復，丘吉爾指示印度方面降低對蔣接待規格。英國駐印度總督只派出私人顧問到機場迎候蔣介石，既不在機場大廳鋪紅地毯，也不派軍樂隊奏迎賓曲。蔣介石大為光火。1944年，當丘吉爾想效仿美國，邀請宋美齡訪英並發表演講時，蔣介石馬上讓宋美齡以「身體欠佳」為由拒絕了。
就在同盟國即將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時，蔣介石為香港主權問題，又和丘吉爾吵了一架。按照盟軍方面的規定，香港日軍劃歸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受降。但丘吉爾以香港是割讓地為由，堅持派英國海軍前來受降。1945年8月17日，高度關注英國在香港動向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英軍艦已駛到香港海附近，有重佔香港之企圖。」但蔣介石知道，他無力和丘吉爾抗衡，無法一舉收復香港。他不得不在堅持主權的前提下，做出屈辱的讓步。8月27日，他又寫道：「余委託英軍官接收香港之主張，必須貫徹。可代表余——中國戰區統帥接受香港日軍之投降。」
3天後，英國海軍上將以受降特使的身份到達香港，拒絕蔣介石的「委派令」。蔣介石在日記中怒斥：「英國欲強重佔香港，不許我接收，並拒絕我委派軍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憤無已。」丘吉爾和蔣介石僵持到9月，眼看9月2日同盟國接受日軍投降的日期迫近，丘吉爾才做出讓步，同意蔣介石委派英國軍官受降。蔣介石大喜，寫道：「是公義必獲勝之又一證明。惟英國侮華之思想，乃為其傳統之政策，如我國不能自強，今後益被侮辱矣！」
楊天石教授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縱觀蔣介石日記，反覆出現「汝忘英夷之仇乎？」「英夷不滅非男兒」，「英番不滅，國家焉能獨立」，甚至「英番不滅，焉能解放全人類」的話。蔣介石和英國的關係，可用5個字概括：聯英，又仇英。
馬歇爾令他絕望
二戰結束後，蔣介石着手打內戰。在這一階段的日記中，蔣介石並不認為美國人全心全意支持他，他對杜魯門、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充滿猜疑、憤怒和失望。
1945年12月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急召二戰名將、65歲的馬歇爾，交給他一項新的任務：赴中國調停國共衝突。10天後，馬歇爾到達中國。在他的斡旋下，局勢出現轉機。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署了停戰協定。
但蔣介石所期望的，並非是美國的調停，而是支持。這令他對馬歇爾在華的作為，深感失望。他在5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若以馬歇爾最近對余之態度而言，誠令人絕望。」6月26日內戰全面爆發後，馬歇爾的「表現」令蔣介石更加惱怒。蔣介石在7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彼明知欲使共黨接受其調處，已無希望，但仍一意對共黨遷就，並不斷對我施用壓力。」次日，他在日記里諷刺馬歇爾「最大之心病，甚恐局部衝突引起全面內戰，又恐短期內不能獲得解決，以致引起俄國之干涉」。7月17日，蔣介石又大罵「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絕續於不顧。至可痛惜也！」
1947年，蔣介石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吵了一架。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司徒雷登曾連夜會見蔣介石，聲稱接到美國駐台領事的緊急電報，美國認為台灣局勢嚴重，要求派飛機接美國僑民回國。蔣介石對此非常反感，在日記中罵美國人「浮躁輕薄」，「使中國增加困難與恥辱」。
到1949年，隨着蔣介石在內戰中的節節敗退，美國決定放棄蔣介石。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認為蔣介石是自招失敗。蔣介石看罷，勃然大怒，在8月10日的日記中痛罵「馬歇爾、艾奇遜欲掩飾其對華政策錯誤與失敗，不惜徹底毀滅中、美兩國傳統友誼，以遂其心……美國總統杜魯門竟准其發表此失信於世之『中美關係白皮書』，為美國歷史上留下莫大之污點」。
楊天石教授對蔣介石大罵美英首腦的做法，有一番解讀：「蔣介石的確和美英結盟，這是利益的需要。但他和美英有矛盾，也是事實。蔣介石和羅斯福、丘吉爾、馬歇爾發生激烈衝突的根源之一，是他雖然希望得到美英的支持，但又不願意完全受制於美英。那樣，不但國家沒有尊嚴，他自己也沒有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