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軍閥盛世才是一條狡猾的政治「變色龍」，從1933年到1944年，他在統治新疆的12年時間裏，上演了一幕幕「變色話劇」：一時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一時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民生主義；一時是聯共黨員，自封為被接納的中共黨員；一時又是忠誠的國民黨黨員。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他的實際目的是永保「新疆王」的寶座，在新疆實行百分之百的獨裁統治。本文作者史宗義，摘自《文史春秋》2010年03期。
1943年盛世才全家福
第一變：突然掉轉炮口，將金樹仁趕下台
盛世才，字晉庸，遼寧省開原縣盛家屯人，生於1897年1月8日。他的家庭屬於小地主，但家境並不樂觀。幼年正是中日甲午戰後的憂患年代，盛世才小學畢業後考入遼寧第五中學，中學畢業後赴上海吳淞的中國公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就讀。
1917年，年滿20歲的盛世才畢業於中國公學，在親友的資助下，東渡日本，進入明治大學，仍然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學。「五四」運動爆發後，東京的許多中國留學生決定回國參加學生運動，盛世才也不例外，他被遼寧同鄉學生推舉為同鄉會代表，參加全國學生的運動。
當時國家貧弱，北洋軍閥橫行，盛世才覺得要想改變中國，只靠文人空喊一頓口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非從軍事入手不可。於是，他決定棄文從武，到廣東考取了李根源主辦的滇軍韶關講武堂分校，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
盛世才畢業後，由校長李根源介紹到東北將領郭松林部下當了一名排長。郭松林非常欣賞盛世才的才能，與他的關係非同一般。經郭松林介紹，盛世才與郭部下邱宗浚的女兒邱毓芳結婚。不久，盛世才升任中尉連副。
後來，盛世才擔任過張作霖府的警衛團上尉連長、中校參謀。之後又在郭松林辦的軍官教育班受訓，成績優異。不久，盛世才被東北當局保送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一切費用由東北當局提供。
盛世才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時候，正值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之時。他回國後，便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任作戰科科長，工作十分盡力。北伐之後，他調到國民軍參謀本部工作。參謀本部是一個閒職機關，沒什麼重要工作可做，盛世才就想去邊疆發展。他最初想去雲南，後來有人說雲南地方小難以發展，不如新疆地方遼闊。盛世才便把目光盯向了新疆，尋找一切機會，做好了進入新疆的準備。
當時新疆正處在金樹仁的腐敗統治之下，民族暴動，烽火遍野，特別是哈密的民族暴動，使金樹仁難以應付。金樹仁想整治一下自己腐敗的軍隊，但苦於沒有軍事人才，於是讓新疆派駐南京辦事處的代表魯效祖，在南京物色一二名軍事人才來新疆整頓軍隊。
南京方面向魯效祖推薦盛世才，魯效祖電告了金樹仁。但是，掌握新疆軍政大權的金樹信(金樹仁的五弟)害怕高素質人才進入新疆，對自己造成威脅，就極力要求金樹仁阻止盛世才入疆。
魯效祖接到金樹仁不讓盛世才到新疆的電報，非常生氣，便以辭職要挾金樹仁。金樹仁權衡再三，才答應了魯效祖的要求。1930年8月，魯效祖參加國民黨第二屆中央擴大會議後，與盛世才由北平出發，先到東北，再轉西伯利亞鐵路，最後到達新疆。
盛世才到了新疆後，並沒有得到金樹仁的重用，仍然做了一個不起眼的參謀。但盛世才對這個虛職不但毫無怨言，反而兢兢業業，誠懇工作，很快獲得了同事的一致好評。這些好評傳到金樹仁的耳朵里，他非常內疚，1931年初提拔盛世才為新疆督辦公署參謀處上校主任，繼而兼任新疆軍校戰術總教官。
1931年春，新疆哈密維吾爾族農民掀起東疆暴動，金樹仁幾次平叛不利，就任命盛世才為東路參謀長。盛世才指揮軍隊平叛，取得大勝利，哈密之圍被解。
金樹仁非常高興，從此對盛世才更加信任。1932年夏天，盛世才被任命為「東路剿匪總司令」，開始正式掌握兵權。
1933年4月12日，迪化(烏魯木齊)爆發了由省軍政兩界人士共同發動的推翻金樹仁統治的軍事政變，史稱新疆「四·一二」政變。政變發生的這一天，盛世才正屯兵在離迪化30里處的多拉泊。發動政變者怕盛世才回師迪化增援金樹仁，就火速派人去，建議他暫緩回師迪化。
此刻，金樹仁讓盛世才火速回師迪化的命令也到達了。盛世才霎時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似乎整個新疆的命運都掌握在他一個人手裏。
此時，盛世才政治「變色龍」的本色暴露出來了。他立即率部回師迪化，13日晨佔領了迪化城東北制高點，掌握了主動權。然而，讓金樹仁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盛世才突然掉轉了炮口，直轟金樹仁部，金樹仁在新疆的統治頃刻間宣告瓦解。
盛世才「一炮成功」，乘機奪取了新疆「四·一二」政變的果實，為日後成為「新疆王」鋪平了道路。
第二變：動用「三把刀」，如願當上「新疆王」
盛世才雖然奪取了新疆「四·一二」政變的果實，但他的地位並不穩固，整個新疆還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馬仲英雄踞東疆，張培元割據北疆，南疆自成一體，南京政府又窺視新疆已久。在四面楚歌之際，盛世才採取了「外依蘇聯、內除異己」的政策，使其政權從動搖到鞏固，進而發展。
在消滅異己上，盛世才動了「三把刀」：一刀消滅了「四·一二」政變的發動者；一刀消滅了他的政敵劉文龍等人，把省政府置於自己的指揮之下；一刀消滅了東北軍和歸化軍首腦，將軍權統於一身。
1933年6月，盛世才首先發動了對回民軍閥馬仲英的進攻。6月10日，南京政府派出以黃慕松為首的宣慰使團到達新疆，要求盛世才立即停止對馬仲英的進攻，取消督辦制，改組為軍事委員會。
盛世才對黃慕松的話未加理睬，依然我行我素。12日，他率軍在紫泥泉打敗了馬仲英，聲勢大振。15日，他致電蔣介石，指責馬仲英塗炭新疆，現已被擊潰，請蔣介石指示機宜。盛世才以為自己會得到蔣介石的承認，不料第二日蔣介石復電：「一切新省善後，應秉黃宣慰使，勿懈勿驕。」這明確表示，黃慕松仍是「太上皇」，盛世才必須聽從黃慕松的安排。盛世才看了蔣介石的電報，心裏當然不服。
在組織軍事委員會及人選問題上，黃慕松不顧盛世才的反對，堅持要讓盛世才的死對頭張培元、馬仲英等人擔任軍委會委員，以盛世才為委員長。盛世才心裏非常清楚，南京方面之所以要這樣做，是想利用新疆的實力人物來牽制自己，以保證新疆軍事局面的平衡。對這樣的安排，盛世才是堅決不乾的。
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黃慕松還極力拉攏劉文龍和「四·一二」政變的核心人物陶明樾、陳中、李笑天等，逐步組成了一個反盛集團。盛世才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遂於6月19日放棄了追擊馬仲英部的計劃，立即班師回省，並於26日在督辦署東花園召開臨時緊急會議，表示願意服從黃慕松的調停。
不料，陶明樾、陳中、李笑天剛踏上東花園的南便門，突然被盛世才預先埋伏的衛兵擒捕。3個人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被盛世才的衛兵拖到園內，「砰砰砰」幾聲槍響，當場死於非命。
接着，盛世才從會議室出來，宣佈3個人的「罪狀」，並軟禁了黃慕松等人。這就是「誘亂信件案」，或稱「二次政變」。
政變發生後，由於盛世才扣留了黃慕松等人，南京政府迫於壓力，不得不正式任命盛世才為新疆省府委員兼邊防督辦。這樣，盛世才在與南京政府的第一回合較量中取得了勝利。
盛世才用第一把刀消滅了「四·一二」政變的核心人物後，又舉起了第二把刀，目光瞄準了省政府主席劉文龍。1933年12月底，盛世才誣陷劉文龍「謀害督辦，顛覆政府」，派兵闖入省政府，強行把劉文龍押回劉公館囚禁起來。接着，盛世才以劉文龍的口吻擬了電稿，稱病請求辭職，強迫劉文龍在電稿上簽字，呈報中央。此後，劉文龍被囚禁於私宅，其眷屬也一律不准外出，而且男的不准娶、女的不准嫁，這樣的狀況長達10多年。盛世才還不解恨，竟把劉公館改為第二監獄，置百餘犯人於其中。
盛世才搞掉劉文龍之後，再舉起第三把刀，同樣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段，槍殺了東北軍和歸化軍的許多高級將領，繼而獨攬了新疆的軍政大權，當上了真正的「新疆王」。
第三變：大開殺戒，連續進行「大清洗」
從1937年起，盛世才開始對他的下屬進行「清洗」，後來逐漸將矛頭對準進步人士，最後指向共產黨。還有數以萬計的無辜者慘遭盛世才的迫害，被逮捕、審訊、摧殘，甚至被殺害。
當時擔任過新疆反帝會秘書長的黃火青這樣評述盛世才：「盛世才的本質是個軍閥，為人陰險狠毒、惟利是圖……在他手下工作之人，凡被他的政治野心馴服的，他都加以利用；凡政治上有所影響、有能力的人，他認為於他不利的，就視為心腹之患，肆意排除。」
9月，「大清洗」從省府開始，很快擴展到新疆各地。9月下旬，省府委員以下官員、公教人員、軍官、富商等100多人被逮捕。10月，100多名省府副主席和政府各族官吏及其他人員又被逮捕。各地被逮捕和關押的有：伊犁區行政長陳德立及下屬各界人士100多名，塔城區行政長趙得壽及各界人士60多名，哈密區行政長熊效遠及下屬人士30多名，迪化區各縣縣長、副縣長20多名，阿克蘇區行政長沙力及下屬各界人士100多名，喀什噶爾代行政長萬獻廷及和闐區代行政長鄭義鈞及其下屬各界人士300多名。被捕者陸續押解到迪化，迪化的特種監獄從3個增加到5個。
翌年2月，盛世才又逮捕各級官員等100多人，被「清洗」的知名人物包括民政廳長、農礦廳長、建設廳長、財政廳長、東北軍將領等，就連力保盛世才入疆的高等法院院長魯效祖也未能倖免於難，同樣被逮捕。
1939年冬至次年5月，盛世才連續發佈了3個佈告，將「大清洗」的目標對準了從外地來的人，實質上是把矛頭對準了那些進步人士。杜重遠就是這次「大清洗」中一個典型的受害者。
杜重遠是吉林懷德縣人，「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擔任「救國公債東北勸募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為抗日救亡工作而奔波。1937年，他到了新疆，第二年秋天被盛世才任命為新疆學院院長。杜重遠決心在新疆干一番事業，於1939年1月將眷屬接到了新疆安家，並聘請著名學者到新疆執教。沈雁冰(茅盾)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到達新疆的。
這年7月，杜重遠組織師生員工200多人，利用暑假到伊犁宣傳抗日，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滿。盛世才不斷派人對杜進行監視和恐嚇，使杜無法進行工作，於1939年10月被迫辭職。但盛世才並不就此罷休，將杜重遠軟禁起來。
1940年3月，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從蘇聯回延安，路過迪化，當面向盛世才提出要與杜重遠同機回重慶。盛世才滿口答應，說下一班飛機肯定讓杜走，但這只不過是謊言而已。國內著名人士宋慶齡、張謇、沈鈞儒、黃炎培、高崇民等紛紛致電盛世才，要求他釋放杜重遠，也毫無效果。1944年6月，杜重遠死在獄中。
繼1941年的「大清洗」後，盛世才又以1942年「四·一二陰謀暴動案」，把屠刀對準了中國共產黨人。
盛世才的理由是新疆有一個「陰謀暴動組織」，要在1942年4月12日紀念新疆「四·一二」政變日舉行暴動，目的是推翻新疆六大政策政權，建立脫離中國的偽政權，指出蘇聯和中共為這次暴動的組織者。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巴庫林、軍事顧問拉托夫，中共黨員陳潭秋、毛澤民及潘柏南、劉西屏、孟一鳴等都被列入「暴動策動者」的名單。
盛世才又一次開始了大規模的捕殺行動，有656人被捕、88人被殺，其中包括中共黨員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1943年9月27日，三人在獄中被殺。
陳潭秋是1939年5月到迪化的，7月接替鄧發出任新疆黨代表，死時47歲。毛澤民是1938年2月赴蘇聯治病，途經新疆時被盛世才挽留下來工作的，死時也是47歲。林基路原名林為梁，廣東台山縣人，1934年赴日本留學，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共。1937年回國到延安，1938年被中共派往新疆，死時年僅27歲。
第四變：從親蘇到反蘇，從聯共黨員到國民黨黨員
盛世才之所以能夠奪取並獨攬新疆軍政大權，與蘇聯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他在與馬仲英和張培元的軍事較量中，都得到了蘇聯軍隊的配合，最後得以取勝。所以，盛世才為了自己的統治，採取了親蘇政策，極力討好蘇聯。
1937年8月21日，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後，蘇聯政府開始援助中國，中蘇關係進入「蜜月」時期。而蘇聯的大批軍火物資要通過新疆才得以運往抗日前線。同時，新疆又是蘇聯中亞地區安全的一個天然屏障，地位至關重要。1938年1月，蘇聯紅軍一個機械化加強團——第八團進駐哈密，守護着新疆東部大門，這使得國軍不能輕易西進。
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回延安，取道新疆，盛世才熱情接待了他們。在筵席上，盛世才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王明的答覆是等與第三國際商量後再作決定。
此時，盛世才與蘇聯關係空前密切，他覺得很有必要同蘇聯最高領導人直接會面，商討一些問題。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醫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
盛世才去莫斯科，沒有向國民政府泄露任何消息，但中國共產黨方面對此是知道的。隨同盛世才前往的，還有他的妻子邱毓芳。盛世才一到莫斯科，便受到蘇方官員極為熱情的接待。盛世才住在莫斯科城郊的一所旅館裏。這次訪問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甚至連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也不知道。
在莫斯科，斯大林三次會見盛世才。盛世才所受到的歡迎是以往任何一位中國政要所沒有得到的，這也反映了斯大林對盛世才和新疆的重視。斯大林滿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
盛世才事後說：「我瀏覽了一下項目表，看到我們熱切期待了5年的全部短缺設備。顯然，斯大林心中消除了在援助我的政府問題上的疑慮。」
盛世才還對斯大林說：「我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1937年我通過陳紹禹(王明)、康生和鄧發，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政治局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紹禹、康生、鄧發、陳雲和任弼時等人對此一致同意了，但說要與第三國際商量之後再作最後決定。我希望能迅速受到黨的考驗和教育。所以，我很渴望知道你們關於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定。」
斯大林很清楚，此刻必須拉盛世才一把，因此在盛的入黨問題上一改前態，當即明確表示：「你現在就可以入黨。你回新疆之前，我會再次和你談這個問題。」由此可見，斯大林對盛世才的入黨問題是十分重視的。
盛世才準備返回新疆時，一位蘇共官員帶着斯大林的指示來旅館拜訪他。根據斯大林的指示，立即吸收他加入蘇共。這位蘇共官員又要盛世才簽署了服從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書。盛世才遲疑片刻後，表示同意。
20世紀90年代以來解密的俄羅斯檔案當中，有些關於1938年9月2日盛世才與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西洛夫的會談記錄，斯大林確實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聯共，但是又擔心此事泄漏後會引起蔣介石的不滿，給盛世才今後的工作帶來不便。
關於盛世才加入聯共的事，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證實了此事。她說：「他是個聯共黨員，有黨證。」
盛世才關於自己加入蘇聯共產黨的敘述也許是可信的，但他稱自己「是一個堅定的馬列主義者」，卻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盛世才為了討好蘇聯，曾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但是蘇聯出於國際輿論的考慮，沒有答應。蘇聯領導人莫洛托夫曾在第七屆全蘇維埃聯盟代表大會上聲稱：蘇聯「絕對維護包括新疆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的獨立、完整和主權」。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德軍一度處於優勢，逼近莫斯科城下。善於見風使舵的盛世才認為，現在蘇德戰爭在蘇聯境內舉行，究竟什麼時候結束，難以預測；即使蘇聯獲勝，恐怕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很有力量地援助新疆，還不如投靠蔣介石南京政府。
1942年6月27日，斯大林派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德卡諾佐夫，攜帶莫洛托夫給盛世才的信來到迪化，試圖阻止盛世才投靠蔣介石。雖然莫洛托夫表示願意做出讓步，但是盛世才不為所動。
德卡諾佐夫對盛世才說：「你是聯共黨員，要永遠信仰馬克思主義，不能動搖。」
此時，盛世才毫不掩飾地說：「至於我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我必須非常坦率地告訴您，這是絕對不再可能的事情了。談到我的政府的政策問題，我只能告訴您，作為『三民主義』的忠實擁護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統治。」
為了對蔣介石表示忠心，盛世才對蘇聯的態度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過蘇聯駐新疆總領事普式庚，向蘇聯政府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蘇聯政府從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員以外的全部人員，包括軍事人員，且必須在3個月內撤離。
斯大林起初沒有考慮撤軍，但是1943年4月國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員已到新疆任職，為了避免和蔣介石發生直接衝突，斯大林答應撤退駐新疆的蘇軍及顧問。6月，國民黨中央軍進駐哈密，斯大林知道新疆的局勢已不可挽回，於是下令撤軍。盛世才與蘇聯的關係，就此徹底終結。
1943年，盛世才最終加入國民黨，並表示「矢志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隨後，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為了青天白日旗，而新疆也重新回到了國民政府的懷抱，盛世才終於做出了正確的選擇。而蔣介石也因為盛世才在祖國統一這一點上為國家做出的貢獻，對過往沒有深究，使後來盛世才得以善終。
盛世才的反蘇行為，引起了蘇聯對盛世才的極大不滿。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尚在緊張進行之中，作為反法西斯的同盟國，中、蘇、美、英理應團結一致，儘量消除內部分歧與摩擦。因此，1944年6月18日，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達迪化，了解新疆的局勢。6月20日，華萊士到達重慶，向蔣介石建議改善中蘇關係，而盛世才是一大障礙，應予撤換。
蔣介石國民政府早就想控制新疆以完成國家統一，便藉此機會向盛世才施加各種壓力。8月29日，國民政府下令，免去盛世才在新疆的所有職務，任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委員兼省政府主席，吳忠信未到新疆以前，所有主席職務由朱紹良暫行兼代，任命盛世才為農林部長。
盛世才於1944年9月11日在各方一片罵聲中匆匆離開了新疆，到重慶就任農林部長，終結了他在新疆的統治。
1945年7月，新疆民眾掀起了反盛浪潮，迫於輿論壓力，國民政府撤掉了盛世才農林部長的職務，責成法院查辦。由於盛世才以重金行賄，此案才不了了之。
抗戰勝利後，盛世才一度出任武漢行營高參，1949年逃往台灣後，曾被蔣介石任命為國策顧問。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病死在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