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的四大矛盾

四清運動正式發動以後，毛澤東、劉少奇就不斷發生分歧和矛盾，而且矛盾越來越尖銳。具體有四大分歧和矛盾：一是對基層幹部的認識有分歧；二是在「四清」工作及調查研究的方法上有嚴重分歧；三是劉鄧對毛澤東的冷落疏忽產生嚴重矛盾；四是在「四清」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上發生激烈衝突。

1962年10月1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

四人幫倒台後，歷史翻了個個兒，劉少奇事件成了最大的冤案，毛澤東強加在劉少奇頭上一切污衊不實之詞都被推翻。他在「四清」中提出的「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經典理論，在文革經過10年實踐，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成了禍國殃民的代名詞。

劉主席和毛主席，這兩位一起打江山、坐江山，同甘共苦風雨同舟30多年的老同鄉老戰友，就因為在「四清」運動中的一些矛盾，竟然變成了針鋒相對、不共戴天的仇敵！

「四清」運動是如何發起的？二人在運動中究竟有哪些矛盾？對於這些矛盾，現代人如何判定誰是誰非？毛澤東在文革之初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提到的「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到底是怎麼回事？現在各種意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些都應該是我們現代人認真研究、仔細探討的問題。

「四清」運動的緣起，應當追溯到1960年的大躍進年代。這一年，大陸發生了亘古未有的大饑荒，國民經濟陷入歷史最低谷，突出的標誌是一些省份爆發了震驚全國的大面積餓死人的重大事件，如河南的「信陽事件」，安徽的「無為事件」，甘肅的「通渭事件」等等。這些事件爆發地的黨委領導在向省委和中央報告事件發生的原因時，竟然都異口同聲說是「階級敵人搞破壞」：地主、富農分子在搗亂，國民黨殘餘勢力在興風作浪，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相互勾結，企圖顛覆社會主義……

對於這種推脫責任、掩蓋真相、嫁禍於人的一派謊言，稍微一調查就能搞清楚。然而我們的領袖卻毫不懷疑，完全相信，指出這是「國民黨打着共產黨的旗號搞破壞」，「地主階級和黨內蛻化變質分子相互勾結顛覆新生政權」。批示省委立即派出大批工作隊，要對這些地方進行「民主革命補課」，進行整黨整風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於是成千上萬的農村基層幹部遭到了集訓、批判、鬥爭，甚至被逮捕、囚禁、判刑。

這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興起的源頭，後來逐漸推行到全國，演變為連綿不斷、聲勢浩大的「四清」和「五反」（農村叫「四清」，城市叫「五反」）。

到了1962年，一線領導劉少奇等人繼續把主要精力放在國民經濟的調整上，而毛澤東則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層面上。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大談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對廣大幹部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即後來的「四清」運動。

但是，由於當時對整個農村的政治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所以硬要強力推行所謂「社會主義教育」，必然阻力重重。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澤東外出視察11個省，只有湖南和河北兩個省的領導講了「社教」情況，其它各省都按兵不動。

毛澤東感到不滿意，於1963年2月，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重點討論在城市開展「五反」和在農村開展「四清」的問題。毛澤東推薦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關於社教運動情況的報告》和《中共河北省委關於農村貫徹八屆十中全會決議，開展整風整社運動情況報告》，讓大家學習研究。

在毛澤東的推動下，與會者統一了對「四清」「五反」的認識。大家普遍認為，毛主席提出的「現在究竟懷什麼孕」的問題，極端重要；抓階級鬥爭，抓黨的建設，抓階級隊伍，搞「四清」「五反」，是反修防修的偉大工作，如果不搞，就會出修正主義。

劉少奇在會議上指出：「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

當時，蘇聯已經「變修」，中蘇兩黨論戰日趨激烈。毛澤東把國內的「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視為和帝修反相呼應資本主義復辟動向，經常考慮如何防止在國內、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問題。

劉少奇緊密配合，2月25日的會議上，劉少奇專門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他強調指出：「我們需要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不蛻化變質。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是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

在劉少奇講話時，毛澤東插話說：「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

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於3月1日發出。這就是有關「四清」的最早文件。

二月會議後，毛澤東又到各地視察「四清」運動，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的差；談反對修正主義的較多，講農村「社教」（即「四清」）的較少。於是，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有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在會議上毛澤東有高調講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階級鬥爭現象——

「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情景啊！」

會議根據毛主席的高調講話，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簡稱《前十條》）。這個決定，和上面那個「五反」指示的前後出台，標誌着「四清」運動的正式開始。

劉少奇沒有出席杭州小型會議，但他出國訪問回來後，看到《前十條》，很贊成文件的內容。他認為，三年經濟困難之後，出現許多不良現象，脫離群眾、官僚主義、貪污腐化等，對此不能熟視無睹，應該解決。

同時，劉少奇為了能夠了解「四清」的實際，要求夫人王光美下鄉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參加河北省委工作隊，下到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源大隊，擔任大隊工作組副組長。

離京前，王光美問劉少奇：「應該注意些什麼？」劉少奇說：「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

王光美下鄉搞「四清」，也受到毛澤東的贊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來，毛澤東都向她詢問情況，並多次說過，「根子在上面。」

以上是「四清」運動的前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對於國內形勢的錯誤估計，對於「四清」運動的強力發動和推行，毛澤東起了主導作用，但毛、劉二人基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毛澤東說的「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全國性反革命復辟」「法西斯黨」等，這些危言聳聽、主觀臆斷的「可怕的情景」，劉少奇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反而表示堅決支持。後來的「四清」，由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變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加大了階級鬥爭的力度，劉少奇也同意。這種建立在錯誤基礎、錯誤環境之上的「四清」運動，推行起來必然矛盾叢生，阻力重重。

不過，由此就說，毛澤東發動「四清」是為了整垮劉少奇，他的「反修防修」矛頭是指向劉少奇的，此時還缺乏足夠的證據。但是，「四清」運動正式發動以後，毛、劉就不斷發生分歧和矛盾，而且矛盾越來越尖銳。具體有哪些分歧和矛盾呢？

一是對基層幹部的認識有分歧。

劉少奇雖然根據毛澤東「根子在上面」的指示，也提出了「挖根子」，但二人的「根子」卻不大相同。

1964年過年期間，劉少奇在聽取王光美匯報時指出：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根子在哪裏？根子是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如一般所說的「錯在幹部，根在地富」。上面的根子有沒有？要不要挖？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實說明，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如果沒有上面幹部的保護，就不敢犯那麼嚴重的錯誤。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險，一律要追，追到什麼地方算什麼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縣委的追到縣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劉少奇雖然也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的基本着眼點是大力解決基層幹部的貪污腐化、蛻化變質的問題。他對經過長期戰爭考驗的高級幹部還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對農村基層幹部卻明顯地表現出政治上的不信任。

與劉少奇的「眼光向下」不同，毛澤東雖然對農村基層幹部蛻化變質「被敵人拉出去，打進來」十分不滿，但是他的着眼點在上面，警覺中央高層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尤其是他認為1962年的所謂「單幹風」「黑暗風」「翻案風」的風源，都出自中央高層。搞「四清」要把首先矛頭對準上層當權派。

毛和劉的這種分歧，在運動開始時尚不十分明顯。但隨着運動大規模地開展，二人的矛盾便日益加劇。

二是在「四清」工作及調查研究的方法上有嚴重分歧。

1963年9月，針對《前十條》公佈以來，一些地方在「四清」中出現了亂鬥、打人、體罰等違法亂紀等現象，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的規定》（即《後十條》）。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向全國人民宣讀兩個「十條」。隨後，「四清」運動在全國範圍開展起來。

隨着國際形勢的不斷惡化，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勢也被不斷拔高，似乎反修防修的任務也日益加劇。1964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會大員對國內形勢做出了嚴重估計：我國三分之一社隊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認為中國要出修正主義。毛澤東還提出「中國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的問題。劉少奇在會上說：「如果出了這種情況，一個省可以獨立，可以造反。」

形勢既然如此嚴重，那就要抓緊搞好「四清」。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四清」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此後劉少奇便把大量時間和精力用於領導「四清」運動。但是在具體工作方法上，二人產生了分歧。

8月16日，劉少奇向毛澤東寫了《關於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建議信》，建議把各縣工作隊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隊也分到地委，在省委、地委的領導下集中搞一個縣，進行大兵團作戰。

毛澤東開始對這封信是高度評價的，覆信說「覺得很好，完全贊成」。但是隨着各地的反對意見，毛又逐漸改變了看法。毛澤東在北戴河找華北局領導李雪峰、烏蘭夫等人談話，了解到華北局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山西方面提出按劉少奇的做法有十大缺點。毛澤東當場向秘書吩咐：華北局反對，文件緩發，通知開會。

但是，當劉少奇找李雪峰等人談話時，不但沒有聽取他們的意見，還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毛澤東便讓田家英向劉少奇轉達自己的兩點指示：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不要把大量工作集中到一點。但劉少奇在主持修改《後十條》時並未採納。

在具體工作中，劉少奇主張幹部要「蹲點」，即深入基層，長期包點，紮根串聯，務必掌握實情，然後開展工作。

而毛澤東一貫的方法是開座談會，聽匯報，做記錄，然後歸納總結，以此開展調查研究。

6月至8月，劉少奇南下視察開座談會時，竟提出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辦法過時了。幹部必須蹲點，不蹲點不能當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現在調查研究，按毛主席的辦法不行了，現在的辦法，只有放手發動群眾，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認識客觀世界。有的同志在一個地方只住了7天，這怎麼能叫蹲點呢？目前這種工作方法，層層聽匯報，或者看報表，不行了。這種領導工作、領導革命的方法不行了。現在這種靠會議、報表的領導方法，一定要亡國！」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代就創立並推行了幾十年的調查研究方法，劉少奇竟突然宣佈不行了，一實行就要「亡國」，只有自己的「蹲點」才是最佳方法，這讓毛澤東大為不快。1964年9月12日，當計委領導小組要求毛澤東對財經工作掛帥時，毛澤東說：「我看還是少奇同志掛帥。我年紀大了，有時我妥協，他厲害……比如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點，說過去蹲點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時妥協，我有我的弱點，他有他強的地方。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

表面是恭維劉少奇，批評自己，實際上表達了對劉少奇的強烈不滿。

三是劉鄧對毛澤東的冷落疏忽產生嚴重矛盾。

1964年12月15日，中央在京召開工作會議。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讓陶鑄和李雪峰講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開一個會議，聽王光美介紹「桃園經驗」。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去聽了，江青則在屏風後走來走去地聽着，看樣子十分不滿。這次會議，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會後江青請曾志和陶鑄在人大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陶鑄夫婦在休息室見到了毛澤東，毛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頭上拉屎尿！我雖然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話的嘛！」曾志和陶鑄當時已隱約感到，毛澤東說的「有人」，恐怕就是劉少奇。但是他們不敢相信。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陶鑄說：「有的走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

於是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招了回來。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就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12月26日，恰逢毛澤東71歲生日。在有40多人參加的生日宴會上，毛澤東一邊喝酒，一邊發牢騷，話格外多，卻處處帶鋒芒。他指着關係較親的李富春說道：「你們什麼事都不向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

人們緊張得大氣不敢喘，室內安靜得怕人，只聽毛主席一人在那兒嬉笑斥責。人們也明白，毛主席肯定不是斥責李富春的，很可能是「指李罵劉」，矛頭直指劉少奇！

12月28日下午的會議上，毛澤東要講話，竟拿着《黨章》和《憲法》到會。他面帶怒容地說道：「……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憲法上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果算的話，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最高領袖毛主席拿着《黨章》《憲法》兩本書，要求自己言論自由，能在會上講話，表情十分嚴肅，令人驚異卻又摸不着頭腦。怎麼回事呢？

原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主持會議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次會議是一般性質的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還有，在一次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由於他沒有意識到毛澤東要講的話比較長，毛只講了個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這兩件事使毛澤東非常不滿，竟拿着兩本書到會，怒氣沖衝要求講話的「自由」。

毛、劉的矛盾已經到了水火不容、一觸即發的地步，劉少奇居然不明就裏，依然我行我素。

四是在「四清」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上發生激烈衝突。

就在毛澤東一肚火氣，斬釘截鐵命令散會的人員馬上回來繼續開會時，劉少奇依然若無其事地大談「四清」運動的矛盾問題：「農村方面有一個問題，是陶鑄同志提出的，說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和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原來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幹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回答：「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地富反壞還沒有當權，過去又鬥爭過他們，群眾對他們不怎麼樣。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幹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騎在他們頭上，他們不好混，窮的要死，地富反壞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於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的。總而言之你是掌大權，就是要發動群眾去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就是整黨，不整黨沒希望。」

劉少奇問：「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鑄說：「贊成。」

毛澤東回答：「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麼四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幾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

劉少奇仍堅持說：「『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他的。」李葆華問：「矛盾的性質是什麼？」劉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什麼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麼性質？」

1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且嚴厲批評了劉少奇的上述提法，基本否定了以前劉少奇主持制定的「四清」文件；根據毛澤東的講話，重新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糾正了以前「四清」運動中的極左做法，批判了劉少奇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交叉或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提法，強調毛澤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矛盾」的正確性。提出要正確對待基層幹部，要團結爭取大多數，搞好生產。但又提出了更為極左的做法，突出階級鬥爭為綱，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1965年1月3日，劉少奇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就在同一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問題。

當河北省委負責人匯報新城縣的試點情況時，毛澤東打斷說：「集中了一萬五千人，搞了一個小縣，二十八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四十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煩瑣哲學。我不贊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去可以學嘛。二十幾歲的大學生，光是學文件怎麼學得進去？有成績沒有？那個文件，一天就讀完了。第二天議，議一個星期就下去。到農村里去學嘛，向貧下中農去學嘛。你一個新城縣，二十八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哪裏來這麼多的人？哪裏要這麼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麼不去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

據說劉少奇對於毛澤東的「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說，極為不滿，說道：「不要提『派』，一提『派』就會從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分子，比較恰當，符合實際。」

毛澤東絕不退讓，一口咬定：「就是『派』，不是什麼『分子』！」後又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但地縣兩級有，省一級乃至中央國家機關某些部門都有。他們是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

劉少奇也寸步不讓地說：「還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代理人。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說道：「煤炭部張霖之就是！」（就這一句話，文革中紅衛兵將張霖之活活打死！）

二人吵到激烈時，毛澤東發怒道：「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尖銳矛盾，使黨內不少人感到憂心忡忡。會議期間，朱德、賀龍、彭真、陳伯達等找到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尊重毛澤東。劉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見，主動找毛澤東談話，承認了錯誤。以後劉少奇又在自己家裏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

但是，已經為時已晚。毛澤東已下定決心打倒劉少奇。他曾經對外國友人說，在制定《二十三條》時就已經決心搞掉劉少奇。

一年半後，文革爆發。

時過境遷，滄桑巨變。後人該如何評價毛劉兩位巨人在「四清「運動中的矛盾鬥爭呢？

1965年毛澤東主持制定《二十三條》時，已經基本上否定了劉少奇的「四清」主張。到文革時，劉少奇在「四清」的所有措施和理論，都被當作復辟資本主義、「形左實右」的反動路線，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劉少奇真的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盡批鬥和摧殘，竟死於非命。

四人幫倒台後，歷史翻了個個兒，劉少奇事件成了最大的冤案，毛澤東強加在劉少奇頭上一切污衊不實之詞都被推翻。他在「四清」中提出的「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經典理論，在文革經過10年實踐，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成了禍國殃民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