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在為《陳丕顯回憶錄》所作的代序中談到，文革時期胡耀邦從河南潢川五七幹校回京家居賦閒期間，陳丕顯的長子陳小津多次來向胡耀邦述說他父親仍被關押的現況，胡耀邦對陳小津說：「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接着，胡耀邦還告訴陳小津給毛主席的信應該怎麼寫，交待得特別具體。這種說法是值得認真研究和商榷的。這句話並不是一般的疑問句，而是反問句，意思是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沒有錯、不會錯的。這種說法不符合胡耀邦的人格、膽識與剛直的性格。
晚年陳丕顯
「文革」中，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被監禁多年。後來的復出，一波三折，令人感慨。
胡德平在為《陳丕顯回憶錄》所作的代序中談到，文革時期胡耀邦從河南潢川五七幹校回京家居賦閒期間，陳丕顯的長子陳小津多次來向胡耀邦述說他父親仍被關押的現況，胡耀邦對陳小津說：「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接着，胡耀邦還告訴陳小津給毛主席的信應該怎麼寫，交待得特別具體。
胡德平說：「此信真靈，毛主席八天以後做了批示，丕顯叔叔才擺脫了八年囚禁囹圄的生活。」
探究史實，事情並非這樣簡單。
1974年9月9日，陳丕顯確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原文是：「敬愛的毛主席，我沒有見到您老人家將近八年了，時常想念您老人家，我對您老人家和親愛的黨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離審查中，長期沒有(過)黨的生活，又長期沒有工作，思想落後於形勢太遠了，內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懇切要求主席和黨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做一點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對我的隔離，給我參加集體學習的機會，聽候黨的繼續審查和處理。」信的措詞非常懇切，最後，陳丕顯還按照當時的體例，寫上「我衷心祝福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9月17日，毛澤東對陳丕顯的信作了批示：「洪文同志：此人如何處理，請在政治局一議為盼!毛澤東七四年九月十七日」。寫好批示，毛澤東在日期之後又加了一句「似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
對毛澤東在批示後面加的「似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這句話，各方面的理解大相逕庭：10月24日，馬天水傳達毛澤東批示時說：「對毛主席的批示怎麼理解?應理解為原來是敵我矛盾才『似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張春橋的理解是：「『似可作』，這就是說，可以理解為他的問題的性質是一回事，是嚴重的;現在處理可以考慮作為內部問題。」而陳丕顯則向專案組提出「『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句話，它有沒有別的含義?這意思是說我的問題性質是嚴重的，是敵我矛盾，但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呢，還是本身就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希望有個明確的答覆。」陳丕顯的申辯引起了張春橋及其爪牙的憤怒，斥責陳丕顯「反攻倒算」，「你不要翹尾巴」，「解放你不等於沒問題」等等。
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的批示口氣是冷峻的，只是在批過之後，似乎覺得還想補充點什麼，於是在落款的時間下面又加了一句「似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一般來說，「似可作」就是「是不是可以作」的意思，這句話模稜兩可，充其量只能說是毛澤東對陳丕顯的問題提出是不是可以作為人民內部問題處理而已。毛澤東對有些人作的批示就明確得多，如對反映劉景范情況來信的批語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佈釋放，免於追究。」對反映白堅情況摘報的批語是「白堅在我的印象里不錯，應為他做出政治結論。」有的批示雖然也有「似可「字樣，但下面往往還有明確的補充，如對蘇振華來信的批語是：「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軍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陸軍(或在地方)讓他做一些工作。」對葉飛來信的批語是：「紀、汪酌處，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如果毛澤東對陳丕顯來信的批示也能像上述幾件批示那樣明確，「四人幫」一夥再想刁難、壓抑也是枉然的。但陳丕顯仍說：「稍有一些文字常識的人都會明白，毛主席的意見本意是要『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我的問題。毛主席的批示，無疑是給江青、張春橋等人當頭一棒!如果我是『人民內部矛盾』，那他們對我的批鬥、對我的審查、對我的關押、對我的奪權，豈不都成了笑話!」我認為陳丕顯這樣理解是否有點太樂觀了?
1975年2月20日，陳丕顯在走投無路之際給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主要是講「我現在尚未恢復組織生活，也未恢復工資，我請求中央批准我來北京檢查身體，並請求中央領導同志接見談話。」鄧小平利用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的機會，向毛澤東提出是否可以先恢復丕顯同志的組織生活和工資?毛澤東說「可以嘛。」7月1日，陳丕顯「恢復了中斷近九年的組織生活」。9月13日，上海市委、市革委會內定陳丕顯為市革委會副主任，並上報中央，16日獲得批准。但沒有給他分工，實際上仍是對陳丕顯進行壓制和排斥。9月下旬，陳丕顯又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希望早點離開上海。9月29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主席：陳丕顯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為市革委會副主任。我的意見，他還年輕(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慮：先調來北京，然後分配到哪個省去工作，是否妥當，請示。」9月30日，毛澤東批示：「同意」。10月12日陳丕顯離開上海飛到北京，在中組部招待所住下來。「四人幫」倒台之後，陳丕顯被安排到雲南省任職，後調湖北省擔任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八十年代初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由此可見，陳丕顯給毛澤東的信只能說他的境況有所改善而已，真正幫他解決恢復組織生活、工資和離開上海、來到北京等根本問題的還是鄧小平在毛澤東面前發揮的重要作用。到中央任職更是在「四人幫」倒台之後。
至於說胡耀邦勸告陳丕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這也是值得認真研究和商榷的。這句話並不是一般的疑問句，而是反問句，意思是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沒有錯、不會錯的。這種說法不符合胡耀邦崇高的人格、非凡的膽識和剛直的性格。
早在50年代，對領袖人物高呼萬歲的風氣盛行，胡耀邦就表示過異議和反感。他認為，這是一種帶有濃重封建色彩的形式，並說人能活一萬歲嗎?這種說法不科學嘛。提倡不能盲目地迷信個人。
當然，胡耀邦對毛澤東一直都是非常忠誠的，甚至說過「我要愚忠」的話，但當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唯一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胡耀邦和許多幹部群眾一樣都進行了痛苦地反思，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觸摸胡耀邦的思想脈搏，回顧胡耀邦的心路歷程，他終於擺脫了「愚忠」的羈絆，義無反顧地踏上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道。在平反冤假錯案中，有人問他：「毛主席批的案子怎麼辦?」他回答：「毛主席批的，只要是錯的，也要糾正!」又有人說：「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定案的，任何人都無權推翻，誰翻案誰就是反對毛主席!」面對「兩個凡是」諸如此類的阻撓，胡耀邦旗幟鮮明地提出：「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樣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批的、定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一句話，就是要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孟蘭英《胡耀邦：毛主席批的案子錯的也要糾正》)這充分說明，胡耀邦早已認為毛主席也會犯錯誤，毛主席批的、定的冤假錯案也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黨校沈寶祥教授曾說：「有一次他(胡耀邦)和我談到，過去毛主席對他一直很好，文革中他挨了整，非常苦悶，給主席寫了一封信，可是石沉大海，從那時起，他對毛澤東也產生了懷疑，覺得毛主席不再是那個在延安時期那個和藹可親的毛主席。」(《胡耀邦與思想解放——專訪沈寶祥》)胡耀邦既然已經有了給毛澤東寫信石沉大海的經歷，並由此產生了對毛澤東的「懷疑」，那麼，他怎麼還會在勸陳丕顯給毛澤東寫信時說出「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這樣充滿個人迷信的話呢?
我感到困惑，只有姑且存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