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7年直至毛澤東去世，汪東興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是毛澤東晚年的心腹之一。汪東興親歷了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即1970年廬山會議)前後，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政治鬥爭的全過程。由於目前文革檔案尚未完全開放，親歷者的回憶錄就顯得尤為珍貴，加之汪東興的特殊身份，2004年出版的《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鬥爭》一書引發文革史愛好者的關注。本文是對汪東興這部書中種種有悖於史實的「回憶」加以批駁。
1947年9月25日，毛澤東(左一)與汪東興(左三)、廖志高於陝北佳縣神泉堡合影
我們拜讀了汪東興的大作《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讀後，大為吃驚、大失所望。在汪書的前言中，談到了寫書的目的：「我親歷了這次會議〔1〕的前後過程…我把所知道的…一些情況寫出來，使讀者能夠較為全面地了解這段歷史情況，對黨史部門和史學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可是，汪書到處是假話。揭穿汪東興的假話，就是本文的責任。
汪書中的首頁題詞是：「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研究歷史，總結、提高，發展」。實際上，汪東興是要倒轉歷史的車輪，把人們的思想再禁錮到「兩個凡是」的枷鎖之中。該書沒有「實事求是」;該書沒有「正確的評價毛澤東」;該書沒有揭露江青、康生、「四人幫」一夥的錯誤和罪行。
汪書絕不是當今「研究歷史，總結、提高」的著作，他的大作倒像是三十幾年前的文革中，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聲中隆重推出的著作。汪書寫到：「毛澤東主席是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罕見的歷史偉人」，「毛澤東主席以他無與倫比的革命膽略，在中國革命的危機關頭和不同歷史時期的轉折關頭，同形形色色錯誤的傾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汪書第3頁)。讀後，感到汪東興的調子比任何人都高!「天才地」換成「罕見的」，「無以倫比的」，「遠見卓識和高超的」(汪書第4頁);同時，汪書也用了毛澤東主席曾刪掉過的、引起爭論的副詞「創造性地」(汪書第4頁)。
我們要指出的是，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蘊育了許多的歷史偉人，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發明家、藝術家……，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歷史偉人絕不像汪東興所言是「罕見的」，「無與倫比的」，而是群星燦爛的。
關於「路線鬥爭」和「反革命」
汪書的一開頭就如雷貫耳地給「讀者」一點「參考價值」——「毛主席說過：『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
不知道汪東興是裝糊塗，還是公開反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踐證明，毛澤東關於十次路線鬥爭的評述和提法是錯誤的，這種提法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該《決議》後，早已不成立了。至少與彭德懷、與劉少奇的兩次鬥爭不成立了;至於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對這些革命先驅和資深的革命者的功過是非必須進行歷史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一概扣上路線鬥爭的帽子是有害的。
汪東興所談及的，所謂毛澤東與林彪集團的第十次路線鬥爭，究竟又是一場什麼樣的鬥爭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那麼，林彪在文革中的「反革命」，豈不就是反對和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文革的動亂和浩劫嗎?在文革中，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一條「極左」的錯誤路線(這條路線經常由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高舉着)。那麼，林彪反對毛澤東的路線，豈不就是反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極左」的錯誤路線嗎?
在文革初期，林就不想介入毛、劉之間鬥爭的，林是被毛生拉硬拽拖入文革的。不管當時林是得已還是不得已，他是擁護了毛主席反修、防修的，是擁護了毛澤東反對劉、鄧路線的，這一點林彪和周恩來、朱德等人是一致的，和黨中央的決定是一致的。不僅如此，林彪、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對毛澤東的重大決策都是信任的，對毛澤東本人也是非常地敬重。
但是，隨着文革的深入，林彪對毛澤東的很多做法感到不安，尤其是毛澤東已經公開地站在黨中央之上了，置黨的集體領導於不顧;毛澤東也已經公開地站在國家之上了，置國家憲法和國家機構於不顧。全黨、全軍、全國的一切工作，只信任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少數人，中央文革只聽命於毛澤東一個人，用「打倒一切」的手段，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來搞文化大革命，一切國家機器被全部打爛、或形同虛設。
因為毛澤東在歷史上形成的領袖地位，對毛澤東的很多錯誤做法，絕大多數老幹部敢怒不敢言，敢憂不敢言。林彪算是敢頂毛的，但也只能從反對踢開黨委鬧革命，反對「打、砸、搶」，反對「造反派」，抵制和削弱中央文革入手。林彪最終得罪了毛澤東，得罪了江青。雖然，林彪在文革初期，也支持過毛，擁護過毛，頌揚過毛，用過「極左」的語言。但「黨的」文化大革命，被毛變成「毛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越搞越離譜，甚至在廣大幹部被揪鬥，到處被砸爛，到處在奪權，全國一片混亂時，毛澤東竟和中央文革的成員在一起，提議「為開展全國全面內戰乾杯〔2〕!」……隨着文革不斷深入，林彪也越來越不贊成毛在文革中的不少做法了。
黨的「九大」以後，雖然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已寫進黨章，但毛內心深處並沒有想把「班」真正交給林彪(如果毛有真心，讓林當個國家主席又何足掛齒)。毛時不時地想着張春橋，也沒有忘記一張牽制林的牌——鄧小平。毛是政治大家，對誰都未必有真心，一切都要從政治利用考慮。雖然毛對劉少奇的鬥爭勝利了，但毛對林來說，只不過是「為了打鬼，藉助鍾馗」，讓林掌管的解放軍為他保駕護航而已。將來是否真的把班交給林彪，毛澤東是有考慮的：從保住文革成果來看，林彪顯然不如江青、張春橋適合，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已經發覺林彪並不是真心擁護文化大革命。因此，九大以後毛對林早就另有打算：先削弱林彪，搞一些過河拆橋、卸磨殺驢之事(四個偉大討嫌啦，圈掉三個副詞啦，締造為什麼不能指揮啦，一句不頂一萬句啦，不一而足)，再引其就範、逼其造反，尋機扳倒林彪。這就是毛澤東的天機。
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表《我的一點意見》，表面上說「我們兩人一致認為」，實際上一下山就開始「拋石頭、挖牆腳、摻沙子」，從華北會議、軍委座談會，一個會接一個會地批判，甚至讓毛遠新拋出九屆二中全會有「未遂政變」的大炸彈。林彪也不是等閒之輩，林沒有象彭德懷、劉少奇那樣屈尊於毛，「深刻檢討」，「或辭去職務，或解甲歸田」，「回老家種地」。林就是不滿足毛澤東讓林彪低頭的「強烈願望」。毛破釜沉舟了，七一年八月中旬，親自驅駕外地，煽風遊說，矛頭直指林彪。毛澤東在考慮林彪問題時，是以毛的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的，以能制勝為原則，人為發難，製造不少謊言，已經遠離黨內正常生活和黨性原則了(不少資深的老同志，對毛很了解。在五九年反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就說：「主席整人很厲害，主席對人也使用些『權術』〔3〕」)。林被逼入絕境，終於釀成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毛對「親密戰友」相煎太急，引發出了一場惡果。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段慘痛的歷史證明，只要毛澤東堅持文革中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僅是林彪最終要與毛分決裂，所有有正氣的老幹部最終都會與毛分道揚鑣的。毛澤東去世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以他老婆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一網打盡，就是有力的證明。這是毛澤東晚年的悲劇。
因抓江青、張春橋一夥立有大功的，正是當年在廬山會議以後，不斷向毛澤東痛哭流涕、檢討求饒、「轉變比較快」，「對問題認識很好的」(汪書第63頁)汪東興!這真是對毛莫大的諷刺。
毛澤東對「九·一三」事件的錯誤處理以及支持、遷就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之流，明明白白冤屈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等人，毛在「九·一三」之後利用在軍內已被整肅的反黨亂軍、造反奪權的「三種人」的怨恨情緒，匯合地方造反派，對劉少奇、林彪兩個「騙子」大張撻伐。使地方老幹部仍在水深火熱之中，使解放軍數以萬計的幹部又重新慘遭迫害。這也是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重要一部分。在文革結束並被徹底否定之後，應該被清理的是「四人幫」支持的地方造反派和軍隊造反派。
毛澤東在文革中打倒了所謂劉少奇「集團」，這樣，在國務院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區的絕大部分主要領導幹部被打倒;毛澤東又打到了所謂林彪「集團」，這樣，在軍隊工作的、甚至很多是毛澤東自己麾下的大部分優秀幹部也被打倒。「九·一三」事件後，他又開始「用」鄧小平。但是，鄧只「安分」了不久，就開始與江青鬥。毛澤東又用整治林彪時同樣的口實：反江青、張春橋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毛澤東。毛又一次支持了江青，並使鄧又一次失敗，被「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總之，在文革中，毛澤東把反對他的人都打倒了，把擁護他的人也都打倒了。最終，毛澤東成了孤家寡人，自嘆「他不過是一個帶着把破傘雲遊世間的孤僧罷了」〔4〕，他的隊伍僅僅剩下中央文革幾個「秀才」、造反派、秘書、護士、親屬，……看來偉大領袖真是有點可悲，他認為「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離開人世。
毛的「兩個凡是」和當時的政治狀況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毛澤東主席的「兩個凡是」，在毛澤東時代，在「文化大革命」那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最高指示」，是可以理解的。毛澤東還振振有詞地說過「階級敵人為其本性所決定，七八年就要跳出來一次」，「文化大革命還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人們掐着指頭一算，可不是嗎，彭德懷五九年跳出來，劉少奇六六年跳出來，林彪七一年跳出來，鄧小平七六年跳出來;毛主席真是洞察一切啊!當時，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就是處在這樣一種被欺騙境況之中。
因此，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去的時候：
——劉少奇仍是「叛徒、工賊、內奸」。其實，早在六九年十一月，國家主席劉少奇就被慘害而死於開封。
——鄧小平「右傾翻案」，又一次被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陶鑄定為「叛徒」，定為文革中最大的「保皇派」。六九年十一月慘死安徽。
——彭德懷元帥被長期監禁，屢遭毒打、揪鬥而慘死，七四年十一月，骨灰在成都化名為王川而棄世。
——賀龍元帥身陷囹圄，六九年六月含冤而死。
——揪出彭、羅、陸、楊仍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張聞天仍在流放，治病不許回北京，七六年七月，最終冤死江蘇無錫市。
——「內蒙內人黨烏蘭夫案」，「新疆叛徒集團馬明方案」，仍然毫無鬆動，七四年八月，馬明方已冤死獄中。
——諸多的省長、省委書記、國務院部長，以至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等等都在案審查，都在打倒、靠邊、關衛戍區、蹲牛棚、上幹校之列，難以解放甚至難以自由。
——諸多的科學家、學者、專家、教授仍在蒙冤受辱。
以上這些惡果，都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和「兩個凡是」造成的。可此時的林彪早已化成五年寒骨，但這些冤案卻無一解決。責任究竟在誰?!事情明擺着嘛!難道還由死去五年的林彪負責嗎?
1971年8月毛澤東突然南巡，公開指責林彪，其行徑其實就是公開分裂黨。他當時提出「三要，三不要〔5〕」，三不要的事，毛澤東自己全做了。把林彪逼得仰天長嘯、無可奈何;迫使對文化大革命持全盤否定態度的林立果，迫使不願蹈劉少奇、彭德懷前車之轍的林立果，裹脅老父踏上了不歸之路。林彪的一生功名從此全部化為烏有，以「叛徒賣國賊」的沉重代價，真正成為「毛澤東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九一三」以後說：「林彪幫了我的大忙」。因為這樣的結局，就可以讓毛澤東任意把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和罪行統統推給林彪，把一切屎盆子統統扣到林彪頭上。
與此同時，以江青為首的禍國殃民的「四人幫」，也僅僅是受到毛澤東一點的批評，而在毛死後僅僅一個月，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震天怒吼，徹底粉碎「四人幫」相比，毛澤東的的確確是相形見絀，與全國人民的心願反差太大了。毛澤東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打倒江青，毛陰陽怪氣地批評江青幾句，那是說給別人聽的，讓大家消消氣而已。留心歷史的人就會發現，毛澤東每次滿不在乎的講江青的「壞話」，都是要整治老幹部的「托」。「劉、鄧、陶」如此，「彭、羅、陸、楊」如此，「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鄧小平也如此。
毛澤東至死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三分缺點還是別人的。毛澤東絕不會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1976年6月，毛澤東說過「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生乾的兩件事，其中一件干錯了，被徹底否定了。
總之，林彪死後，毛澤東生前留下的應該徹底解決問題，異常繁多。重大問題，無一解決。
汪東興其人
今天，「文化大革命」已經遠離我們而去，共產黨和人民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的磨難和教訓，已經有所醒悟了，至少已經跨越了對毛澤東的「迷信」，已經能正確評價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及他生前所犯的錯誤。可是，汪東興卻不甘寂寞，他以歌頌毛澤東反對林彪為幌子，以批判黃、吳、李、邱為掩飾，來襯托他以往的「風光好勢」，來炫耀他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來堅持「兩個凡是」，來堅持為毛澤東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遷罪塞責，也為自己開脫大錯大罪，這麼做難道不是太過太虛偽了嗎?汪東興至今仍然把毛澤東說過的話都視為絕對真理，去判斷事非，去抨擊林彪，去欺騙他人。汪東興以「親身經歷」為幌子，公開說謊!
至於汪東興本人，其實是不足掛齒的。「兩個凡是」早就不靈光了，如今還拿「兩個凡是」練什麼?共產黨和人民從來就沒把你看得那麼重(你當選黨的副主席憑的是什麼?是戰功?是政績?還是服侍過毛澤東?)你還故弄玄虛，自做多情幹什麼?甚至世人都貶稱你為「家奴」了，很多黨內老幹部都鄙視你，唾棄你，你還煞有介事，道貌岸然地表演一番幹什麼?!你就是因為「兩個凡是」下了台，怎麼又把「兩個凡是」抬出來了?!
不客氣地說，汪東興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和「政治內容」也是相當可以的。
第一：汪東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幸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時間最長，貫穿「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整個十年動亂，是汪東興政治生涯最輝煌的十年，從毛澤東的鞍前馬後，變成黨的副主席。打倒「劉、鄧、陶」，打倒「彭、羅、陸、楊」，打倒彭德懷，打倒賀龍，打倒「楊、余、傅」，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搞清理階級隊伍，搞「五七」幹校，等等……，「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堅持「兩個凡是」，汪東興都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在每個資深的老幹部落難之處，被趕出中南海之時，幾乎都有汪東興的「辛勞」，汪東興始終是和毛澤東的這些重大錯誤聯繫在一起的。劉少奇、鄧小平、陳毅、陶鑄、曾志、譚震林、楊尚昆、陸定一、張際春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怎麼被趕出中南海的?你這個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南海的大管家要負什麼責任?鄧小平、譚震林等同志的家物被幾個卡車拉出中南海，在幾間破房子堆起來，子女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你又要負什麼責任?用欺騙手段，把王光美抓出中南海批鬥，你又要負什麼責任?(汪東興曾異常得意，唾星四濺地講他是怎麼抓王光美，怎麼把劉少奇都耍弄了的情景，人們仍記憶猶新)。留在中南海的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朱德、康克清、李富春、蔡暢、陳雲、董必武等受怠慢，受冷落，你汪東興又要負什麼責任?
1970年，在京的一些老幹部疏散離京，哪裏是林彪搞的?!這是毛澤東和政治局的決定，是黨中央的決定，是周恩來總理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落實的。老幹部有氣往汪東興身上撒，沒錯!你汪東興在文革中什麼壞事沒沾過?!
第二：在林彪反對江青禍國殃民，專橫跋扈，反對中央文革奸佞擅權的鬥爭中，汪東興也曾經是一個葉群分子。在文革初期，汪東興是有實權的，是春風得意的。汪為了巴結葉群，多次把毛澤東不願讓林彪知道的事告訴毛家灣，「楊、余、傅事件以後」，汪東興就更積極地開始向林彪、向軍委辦事組、向黃、吳、葉、李、邱靠攏，常到三座門胡吹亂侃，甚至約到汪家密談。
汪還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間私隱的第一手材料來巴結黃、吳、李、邱(品味實在不夠高)。有一次，汪東興從東北出差回來，還沒有休息，就把黃、吳、李、邱請到汪東興家裏來「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這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數汪東興和林立果興致最高，言談最多。大家問：主席和江青究竟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汪東興說：完全是兩回事!(現在看來，黃、吳、李、邱上了汪的大當!實際上毛和江是「一回事」。後來，毛批評葉群「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就是指的汪東興。)汪說主席也有不方便之處，也有短，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議，主席有反對的，也有默認的。江青要反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四條漢子，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還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蘇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東興說：如果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批車爾尼雪夫斯基，你們不要表態。林立果與汪東興一唱一和，林戲稱：蘇聯的「司機」(諧音)批什麼勁的，在座的哄堂大笑。汪說：張春橋最不是東西，他以為巴結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實，上海「一月風暴」是主席、總理、伯達他們指揮的，張春橋又滑膽子又小。張春橋想在上海搞什麼衛星中心，主席沒有同意。汪東興還說：穩定全國的局勢就靠軍隊了，你們幾位老總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後，不怎麼提中央文革了，這個江青、張春橋，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張春橋能靠邊站，江青也很難有什麼搞頭。
汪東興生病時，黃、吳、李、邱多次去看他，這本是老人之間的互相關心，汪東興竟感激涕零!並心領神會地「向葉主任問好」，「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詆毀毛主席「看我沒用了，不要我了」。
「九一三」以後，黃、吳、李、邱都已倒台。到一九七五年，毛澤東還健在時，「胡喬木就曾在中南海汪東興的辦公室向汪說，江青他們有野心，……應該先把張春橋搞起來。汪東興回答說搞一個人不行(亦即要連窩端)〔6〕。」請問汪東興，你的「革命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呢?是不是「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呢?!
綜上所述，汪東興實際上並沒有更多的本錢去抨擊別人。與其說抨擊別人，還不如冷靜反省自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汪東興在華北組慷慨激昂地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大講要設國家主席，要揪人，是發自內心的。這是他想投靠林彪的必然結果，根本不是上了陳伯達的當。
九屆二中全會的真相
1970年8月19日，毛澤東乘專列到達廬山腳下的九江市。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和江西省委書記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汪東興是隨從毛澤東到達九江的，當他見到吳、程二人後，只做了簡單寒暄，就意氣風發地說：「在討論憲法時，要提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裏擺呢〔7〕?」汪東興發動完「群眾」，就隨毛主席上山了。
林彪、周恩來是八月二十日上山的。北京和各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共253人，也都先後上山了。軍委辦事組的成員中，李作鵬、邱會作是八月二十一日到廬山的。中央決定黃永勝鎮守北京，負責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紀登奎協助)。吳法憲負責接送到會人員，忙碌在九江機場。
為了在會議期間工作方便，汪東興把盡地主之誼的江西省軍區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二十一日晚上，汪東興給吳法憲打電話說：「邱、李兩個老總都到了，你要抓緊給他們通氣，要提議設國家主席。」汪東興對當時在場的文道宏說;「你告訴程世清同志在會上要提議設國家主席，明天委員們都到齊了，叫他(程)告訴江西的同志們，在會上要提議設國家主席。主席說不當國家主席，是主席的謙虛嘛，那不是真的。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怎麼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8〕」文道宏在22日一清早就去告訴了程世清。這時，22日的政治局常委會還沒開，23日的開幕式還沒有舉行，林彪還沒有講話，汪東興的勁頭這麼大，這種勁頭是從哪裏來的?
8月22日，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林、周、陳伯達、康生出席了會議。會議的目的，主要是毛澤東和各常委碰碰頭，並確認一下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在政治局常委會中，還專門討論了有關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這是本次常委會最重要的內容。「……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之首、國家主席。(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來的，各省、市、自治區領導班子都是按毛澤東的這個指示，實現了黨的省委書記都兼任省革委會主任的一元化領導)。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也附和〔9〕。」毛絕對沒想到在全會還沒有召，四個常委的就一致提議設國家主席，與林副主席的提議是一致的。這對毛澤東主席是當頭一棒，他一上山，就氣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的大將、江青的「師爺」康生，也主張設國家主席。
毛澤東在會上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國家主席〔10〕」。毛澤東還威脅說：要把這次全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分裂、失敗的會。毛講話的弦外之音就是，我不管中央常委大多數人的意見，我就要站在黨之上。你們不聽我的意見就是分裂黨。後來毛澤東還說過：「關於國家主席，這個不要再提了。如果在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我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11〕。」可是，為什麼不設「國家主席」，毛一直沒有講，一直沒有給大家「諄諄教導」。
常委會上，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當不當國家主席」，究竟是什麼結果?或者沒有結果?都尚不得知。
汪書中很大篇幅是講「設國家主席」問題的，在汪書第32-35頁介紹了這次常委會的「內容」，汪還列席了這次會議並作記錄(汪書第31頁)。可是，汪書在介紹8月22日常委會內容時，回憶了不少雞毛蒜皮的話，偏偏把常委會中的最重要內容，即各常委對設國家主席的態度給刪掉了!這是怎麼在寫書啊!?別人「畫龍點睛」，你卻「畫龍挖睛」。難道你就這麼「使讀者能夠較為全面地了解這段歷史情況，對黨史部門和史學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嗎!?。
8月22日晚，陳伯達到林彪住處，他非常希望林能在會上講話。陳認為九大以後，「無休止的運動」，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繼續發展，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長期處在這樣的狀況是極不利的，共和國承受不起，人民受不起長期的無政府狀態。陳認為，造成這種局面，在主席那裏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張春橋。江青不能碰，碰碰張春橋是可以的。陳認為，如果林提出張春橋的問題，毛澤東肯定會支持林的。張春橋的問題不解決，對黨的事業的危害實在太大。
林彪沒有對陳伯達表態。林只說，如果要講，明天向主席報告一下。實際上，林彪是想在會上講話了。
8月23日下午近4時，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會議開始前，中央政治局五個常委在後台休息室集合，毛、林在另一個房間單獨談話〔13〕。林彪向毛澤東報告了一些情況。前些天，張春橋在討論修改憲法草案時，與吳法憲多有爭論，張春橋還曾陰陽怪氣地說過：「說毛主席是天才，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對毛主席的一種諷刺。」(張春橋哪有這個膽子!?這只不過是毛的授意而已。)對毛主席評價為「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正是當時黨的副主席林彪提出來的，顯然張春橋這種說攻擊了林彪。林聽後十分生氣，向毛主席請示報告說，要在會上講一講，毛同意了，但說不要點名〔14〕。
毛澤東和林彪談話時，葉群在門外走廊上溜達，為了防止江青闖進去，從而干擾毛、林談話的進行。當時，毛的秘書高必成，林的秘書於運深，也在門外等候，他們都知道毛、林在一起談了近四十分鐘。開會時間到了，汪東興一看，毛、林還未出來，就趕到休息室問總理，總理說：「主席和副帥還在談話，再等一會吧。」
全會原定3點開幕，拖到近4點才開始，毛、林微笑着從房間出來，周、陳、康隨其後，走向會場主席台。
全會由毛澤東主席主持。毛主席宣佈;「我們的二中全會，現在開會」。然後他向左右看了一下說：「現在，請林彪同志講話」(「九一三」後，毛澤東竟說林彪不經請示，擅自發言。這是謊言!這是毛髮難的開端。林非常不滿，直到1970年3月底周恩來去北戴河看望林，林還對總理講，他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是經過毛的，「見到主席我也講過，後台講的話，搬到前台去講」〔15〕。)
林彪在會上講了話，時間有一個多小時。林彪的講話主要是兩個內容，一個講修改憲法的，一個講堅持天才的觀點。林在講話中也不點名地點了張春橋。
林彪講到：「……這個會和人代會以及憲法，對於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反帝反修的鬥爭，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會有深遠影響的。
「……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表現出這樣一種的特點：一個是把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鞏固定下來非常好，很好。這個可以說是憲法的靈魂。是三十條中間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一條。這條反映出我國革命經驗中間最根本的經驗。
「大家所知道，毛主席是我們黨、軍隊、政府、國家的締造和領導者。……毛主席的這種領導地位是鬥爭中間形成的，是在幾十年的鬥爭中間形成的，是在黨內兩條路線的較量中間比較出來的。所以，這個領導地位，就成為國內國外除極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
「你們大家是不是覺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覺得還是起作用的。另外還有其他的這些具體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學思想，這些都起作用，還有政治思想，多了。幾十年嘛!各種問題都接觸了，各種問題都有指示。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我們這些人都是參加革命嘛，毛主席幾十年寫的東西，我們現在都覺得比我們現在的水平都高，是有創造的。不但在科學社會方面可以是創造的，自然科學裏面，你看哪一天不在創造?毛主席的學說就是科學嘛，社會科學嘛，解放人民的科學嘛，解放無產階級的科學嘛。他處在新的時代嘛，當然有新的發展。怎麼能夠說沒有發展?說是沒有發展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這種觀點不符合馬列主義起碼的原則，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同志們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在我們這個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最高的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把整個事情改變面貌，改變面貌，改變面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值得把腦筋靜下來想一想，是不是這回事情。……」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這個黨、國家、軍隊今天在國內取得這種地位和在國際上這樣的威望，這個是同毛主席的領導、幾十年來的這種鬥爭是分不開的。這次憲法裏我很感興趣的就是我剛才講的。……」
林彪不僅是一流的軍事家，也是一流的政治家(儘管他最後慘敗在毛澤東手下)。林彪在講話中雖然沒有點出張春橋的名，但已經起到了使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之流心驚膽顫，幾乎是全體中央委員為之振奮的作用。林彪結束報告的話聲剛落，全場爆以熱烈的掌聲。散會後，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政治局委員許世友、陳錫聯、葉劍英走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16〕〔17〕。
其實，講「天才」也好，不講「天才」也好，都是無關緊要的，關鍵是林彪抓住了戰機，想再一次打擊削弱禍國殃民的中央文革，打擊和削弱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些文革中的造反派總頭目。在當時的情況下，打擊江青是不具備條件的，但打擊張春橋應該是勝券在握的。
林彪講完話後，康生也講了話，康生在發言中表示對林的講話「完全同意」，「完全擁護」。康生指出，在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國家)主席這一章(在憲法中)就不設了〔18〕」
人人皆知，康生在老謀深算、老奸巨滑方面，是拿莫溫!如果，毛主席多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康生應該知道得很清楚，康生怎麼竟有這麼大的膽子，在大會上宣稱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呢?
毛謊稱「林彪哪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汪書第152頁)」，那麼，康生的講話同毛商量了嗎?!如果沒有商量，康生應是第一「大罪」，因為，康竟把毛最不願意的事——「如果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在大會上向中央委員會宣佈，但毛若無其事;如果康同毛商量過，康無錯，林更無錯，但毛抓住林不放。況且，在廬山調門最高的、煽動、串聯最多的是「毛的人」汪東興，炮火連天的地方是「毛的朋友」許世友的華東組。吳、葉、李、邱只講了「三個副詞」，宣讀了陳伯達所搞的，汪東興給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條語錄》。只要細想廬山前後的事，毛的話在很多地方不能自圓其說。
令人遺憾的是，汪東興卻說，康生沒有發言(見汪書第38頁)。那麼，究竟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為真呢?還是汪東興為真呢?如果汪東興連8月22日的常委會關於四個常委提議設國家主席的內容，8月23日康生在開幕式上講話的內容，都「不願意」回憶起來，那你寫這本書還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
汪書中還說，林彪講話時，「康生也表現出着急的神態。」如果康生真的表現出着急的神態了，他反感林副主席的講話，那為什麼在林彪講完話之後，康生又如此講了一通呢!?康生的神態，都讓你這個「警衛員水平」的人看出來了，那他還叫康生!?別無解釋，就是汪東興說謊。
林彪想拿掉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這個造反奪權、禍國殃民的大造反派，這樣繼打倒王、關、戚以後，就能進一步削弱中央文革，使江青又失去一個高參，就能相當程度地遏制和糾正他們對毛澤東「革命路線」(實為「極左」路線)的實施，文化大革命的「熱烈」氣氛就能降溫。另外，林彪和周恩來都知道張春橋是個叛徒、特務〔19〕，是個階級異己分子(毛澤東也知道)。張春橋早在三十年代就化名狄克，寫反動文章攻擊共產黨、攻擊魯迅及社會進步力量。曾擔任周恩來副官的龍飛虎將軍的女兒龍書霞等人揭發了張春橋的叛徒歷史和反動反共的前科，《紅旗》雜誌記者上報了中央，毛澤東得知後不以為然，實際上包庇了張春橋(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公佈了張春橋的罪惡歷史)。林彪想拿掉張春橋，走這一步，真正是代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正確的。
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只有五個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政治局委員坐在台下第一排。張春橋是政治局委員，他也坐在台下第一排。林副主席在講話中，雖然沒有點出張春橋的名，但張春橋已經「心有靈犀一點通」了，嚇的他魂都飛了，手一直在抖，手上的香煙都掉在地上了。看來林彪鎮邪還是有威力的。邱會作與張春橋鄰座，他兩人從來不說話，「老死不相往來」的。(因為上海第二軍醫大學以錢信莎為司令的反解放軍、反總後黨委的造反派是支持張春橋六七年搞上海「一月風暴」，向上海市委奪權的，張春橋是支持他們反總後黨委的。張春橋也支持上海警備區的軍內「造反派」造南京軍區黨委的反〔20〕。)此時，張春橋實在是不知所措，竟從兜里掏出一支香煙遞給邱會作，說：「老邱，請抽煙!」邱感到好笑又莫名其妙，因為邱不會吸煙。
在汪書中，介紹了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的情況，遺憾的是，又是假話連篇。請看汪東興是怎麼說：「林要講話，講些什麼內容，多數常委事先都不知道」(汪書第36頁)。林彪要講話，毛澤東同意林講話，但毛澤東不知道林的講話內容，林彪講話中批評人又不點名，黨的最高級會議，中央全會，成了打啞謎，能說得通嗎?事實上，毛同意林講話，毛知道林的講話內容，毛叮嚀林不要點名。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原定於8月23日下午3時開幕，正是因為林向毛報告了張春橋的情況延誤了一些時間，開幕式拖延到近4點才開幕，汪東興在書中又說謊「1970年8月23日下午3時，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禮堂開幕。」(汪書第38頁)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筆誤，而是重要的修改。汪東興把毛、林交談，林向毛匯報，毛同意林講話，但不要點名的「時間」和「機會」擠掉了。製造了毛不知道要林講話的假相。
你汪東興這麼有眼力見，把開幕式上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康生對林彪講時的神態看的這麼清、揣摩的這麼透，那麼，在小組會上，絕對不會發言的就是你汪東興了!你怎麼在華北組的發言中，還慷慨激昂的表示「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汪東興的發言是全體中央委員中調門最高的一個!這又如何解釋呢?看來你不是個精神病，就是個「攪屎棍」!你這不是明知故犯，你這不是添亂嗎，你這不是害人嗎?!其實開幕式後，與會者都走完了，汪東興有意與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葉群一同緩緩退場。他們在一起侃大山，大家為林的講話而振奮，為張春橋的醜態而大笑。
第二天，聽林彪講話錄音時，除毛、林沒有來外，全體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一個不漏。大家都非常認真聽錄音，揣摩林的講話究竟指誰。連一貫搞特殊、自視高傲，從不參加集體活動的江青也來了，而且坐在第一排中央，豎着耳朵，非常認真地在聽錄音。
聽完錄音，葉群對汪東興、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說：「昨天晚上，總理交待張春橋把憲法草案中設國家主席的章節準備好，這對我們有很大啟發，我們要向總理學習。」因為林彪在開幕式上的發言中，堅持了「天才的觀點」，理論家陳伯達積極而又倉促地搞了《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條語錄》。從這幾條語錄的內容和「質量」來看，的的確確是陳伯達及陳伯達身邊的工作人員臨時湊起來的。其實，陳讓秘書找的這幾條語錄「味」都不夠濃，力量都不夠重。恩格斯為馬克思的着作《路易·波拿巴政變記》所作的序言中說「馬克思是天才，而我們最多是能人，馬克思比我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這才是最有分量的一段語錄，可陳伯達並沒有選上。本來是臨時湊起來的《語錄》，毛澤東卻說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是「帶着反黨的炮彈上了山」。
關於打印陳伯達所搞的《語錄》，汪書是這樣寫的：「24日上午散會時陳伯達在禮堂門口塞給我一份材料，他對我說：『這份材料請打印5份。』我問：『你是要發給常委嗎?』他說：『是。』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幾條語錄，我考慮常委看完後，可能要發給政治局委員，就交代會議秘書處打印20份」(汪書第39頁)。
汪東興又說謊了，汪東興打印的是25份，正因為汪東興考慮「可能要發給政治局委員」，才打印了25份，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是25人〔22〕。汪東興打好了語錄，親自給了吳法憲5份，讓軍委辦事組「近水樓台先得月」，先睹為快了。有人給汪東興開玩笑說：「老汪呀，你搞的真快呀」，汪東興甚為得意的說：「我管會務，我有辦公廳嘛!方便得很。」由此可知，汪東興通過對此事的態度和對陳伯達的支持，從而再一次表明對林彪講話的支持了。而且，陳只讓汪打印5份，即只提供常委用。汪沒經陳同意就打印了25份並散發出去。這個責任是陳負呢?還是汪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