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鄭其貴，一般認為他是個政工幹部，缺乏軍事主官經歷和指揮經驗，加上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撤退階段機械執行命令，導致180師嚴重失利。在總結大會上，彭德懷把鄭其貴罵得狗血淋頭，周圍的人也跟着猛批烈鬥，鄭只是一言不發，埋頭痛哭……。180師失利的陰影一直伴隨着他的一生。1990年，鄭其貴去世，而一直到近5個月後，官方才發佈了他的訃告。然而180師失利的責任真的都應該由他一個人來承擔嗎?
朝鮮戰爭戰場
1990年6月19日，有媒體刊登了這樣一則新聞：「離休幹部、吉林省白城軍分區原司令員鄭其貴同志，因病於1990年1月26日在合肥逝世，終年77歲。鄭其貴同志是安徽省金寨縣人。1929年9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科長、指導員、營長、團政委、師長等職。」本着為死者諱的傳統，該消息自然未提及180師的如鯁往事，但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鄭去世的時間(1月26日)與發佈該消息的時間(6月19日)居然相差了近5個月，實為「舊聞」。顯然，這則消息能發出來，是經過了請示和批准的，而且耗時甚久。
關於鄭其貴，一般認為他是個政工幹部，缺乏軍事主官經歷和指揮經驗，加上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撤退階段機械執行命令，導致180師嚴重失利。在總結大會上，彭德懷把鄭其貴罵得狗血淋頭，周圍的人也跟着猛批烈鬥，鄭只是一言不發，埋頭痛哭……。
也許，需要重新認識這個被故人們稱為「好人」和「機械人」的鄭其貴。
鄭其貴沒當過連以上軍事主官？
有人說，鄭其貴一直干政治工作，是個政治幹部;有人糾正說，不對，鄭其貴好歹當過連長，連以上才一直從事政治工作。其實，這兩種說法都不準確。但要完全弄清楚鄭其貴的任職經歷並非易事，筆者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目錄》、《中國工農紅軍紅四方面軍人物誌》、《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上冊：部隊發展史)、《安徽省志·人物誌》、《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七十個軍》、《屢創奇蹟的60軍》等相關資料，力求還原其主要從軍履歷。
鄭其貴生於1914年12月，安徽省金寨縣雙河鎮黃龍村人，出身貧寒。與不少有類似出身的人一樣，他加入了革命的洪流。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年僅15歲就參加了家鄉的赤衛隊(1929年)。不久，赤衛隊編入紅軍序列，他從鄂豫皖紅軍第1軍3師一名普通戰士干起，先後任紅4方面軍4軍31師32團班長、排長、連長、師部參謀、管理科長、宣傳科長。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後，紅4方面軍主力入川，他在一次戰鬥中負傷，遂到醫院治療，仍落下右手終身殘疾。傷愈後在醫院政治部門幹了一段時間，歷任紅4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組織科長、政治處主任、紅9軍醫院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紅軍長征和西路軍西征。順便說一句，正因為資歷老，56歲的鄭其貴在1970年退休回合肥養老時，才能以吉林省軍區白城軍分區司令(大校軍銜)之正師職享受副軍職待遇。
抗日戰爭時期：作為儲備軍事幹部，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任第1分校第5大隊隊長，兩年後(1939年)調任山西抗日決死隊3縱32團2營副營長。1940年「十二月事變」(閻錫山令韓鈞指揮山西舊軍突襲山西新軍)後，決死3縱編入八路軍戰鬥序列，該縱32團於是年2月改編為決7團，先後任該團1、2營營長;同年12月，3縱兼太行軍區第3分區，任縱隊兼軍分區直屬隊總支書。1942年3月，任決7團政治處副主任兼總支書;1945年9月，升任團政委。期間，參加了百團大戰和解放陽城等戰鬥。
國共內戰時期：1945年12月，為應對全面內戰，決7團擴編為太岳軍區23旅(由原山西抗日決死隊3縱7、9團及汾東遊擊支隊組成)，任該旅政治部主任，1948年升任該旅(時已隸屬於晉冀魯豫軍區8縱)副政委。1949年初，任晉冀魯豫軍區8縱24旅旅長。不久，出於向全國進軍的需要，各地野戰軍部隊去地方化，再次擴編。是年3月，8縱正式啟用新番號，改稱60軍，23旅也升級更名為179師，鄭其貴轉任該師副政委。太原戰役結束後(1949年4月)，180師領導幹部進行了大調整，除政委王觀潮留任外，幾乎都換了血，鄭其貴和段龍章分別調任該師正副師長(180師首任師長為鄧仕俊，此時轉任60軍參謀長)。
綜上，在正連職以上，鄭其貴至少幹過3次軍事主官--決7團1、2營營長和24旅旅長，只缺少團級軍事主官經歷。網上有文章稱鄭其貴也當過副團長和團長，但未指明具體是哪支部隊的副團長和團長，不知據從何來?果如網文所說，鄭若當過副團長和團長，當在決7團，但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他在決7團時直接由政治處主任升任該團政委，沒有副團長和團長的任職經歷。
那麼，鄭其貴的軍事主官經歷為什麼被有意或無意忽略呢?筆者認為既有客觀原因，又有主觀原因。
很多人之所以忽略鄭其貴的軍事主官經歷，也許與不知道鄭其貴有另一個名字有關。革命戰爭年代，革命者在成長過程中改名並不鮮見(如張愛萍原名張瑞緒，許光達原名許德華，李志民原名李鳳瑞等)，鄭其貴也是其中之一。他有一個曾用名叫孫灝正，具體什麼時候改名鄭其貴已難以考證。不過，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目錄》記載，他於1948年1月任23旅政治部主任時還叫孫灝正，據此推斷，他至少是在這之後才改名鄭其貴的。掄餉炊啵晃得饕桓鑫侍猓翰檎「鄭其貴」在1948年1月之前的軍職履歷，不能忽略了「孫灝正」的相關資料和條目。鄭其貴擔任營、旅軍事主官的任職經歷正是筆者查自《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上冊目錄「決死第三縱隊部分團級以上幹部簡歷」之「孫灝正」條目。若按着「鄭其貴」去找就很容易錯過這一寶貴資料，這也許就是鄭其貴連以上軍事主官經歷湮沒無聞的客觀原因。
至於主觀原因，或許與人的成見和思維習慣有關。根據傳播學理論，一件事經過反覆傳說，往往會沉澱下來，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結論，形成心理定勢。另據心理學原理，心理定勢一旦形成，人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排除與自己認識不一致的論據。鄭其貴缺乏軍事主官任職經歷和作戰指揮經驗，這是180師失利最合理的解釋，這一結論很容易也已經被普遍接受，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軍事主官任職經歷遂遭到有意無意地忽略。平心而論，鄭其貴任過連、營、旅軍事主官，但時間都不長，如要定性，他還是一名政治軍官。不過，忽略其軍事主官任職經歷，則折射出觀點先行，先入為主的思維方式。
鄭其貴在歷次戰事中表現如何？
入朝參戰前，鄭其貴主要參加了白晉、晉西南、臨汾、晉中、太原諸戰和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諸役。關於他在這些戰役戰鬥中的表現情況，記載非常有限，筆者參閱了相關戰史資料和鄭其貴本人及其他人的回憶文章，也只能理出大概：
沁陽之戰(1945年10月-11月)：鄭其貴時任山西抗日決死隊3縱7團政委。據該團一營教導員姚曉程等回憶：「在4天準備期間，程團長和孫灝正政委下來好幾次，檢查幫助工作。孫政委頭部負傷，他堅持不下火線，扎着繃帶到各連進行指導。」這篇回憶文章系由鄭其貴和姚曉程共同署名，但從行文內容及兩人當時的上下級關係看，似是姚執筆，鄭審閱。顯然，在沁陽之戰中，鄭其貴主要發揮了政治主官督戰勵氣的作用。
臨汾之戰(1948年3月-5月)：鄭其貴時任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8縱23旅政治部主任。是役，由於攻城部隊(8縱、13縱和太岳軍區部隊)缺乏火炮等重型武器，只能採取坑道作業。在所挖坑道遭敵破壞殆盡的情況下，23旅所挖兩條坑道成為破城關鍵。正因如此，該旅在戰役結束後被授予「臨汾旅」的榮譽稱號。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這個稱號是中央軍委授予的;第二，韓戰結束後，180師和60軍番號先後被取消(1964、1985年)，惟179師番號保留下來，縮編為179旅，即著名的「臨汾旅」;第三，臨汾之戰中，23旅坑道作業的總指揮正是鄭其貴。
晉中之戰(1948年5月-7月)：鄭其貴時任23旅副政委。該旅與閻錫山的「親訓師和親訓炮兵團」發生遭遇戰時，「鄭其貴副政委和團的幹部一起，對二營進行了有力的動員工作，鄭副政委說：『同志們要發揚猛打猛衝的作風，堅決吃掉這股敵人」(鄭其貴、程九章、宋佩璋《沒有放列的山炮》)。顯然，與沁陽之戰一樣，鄭其貴是在履行自己作為政工幹部的責任。>
以上三戰有兩個特點：一、都發生在山西，屬於「地方戰」;二、鄭其貴都是作為政治軍官「參與」指揮作戰。太原戰役結束後，鄭其貴當上了師長，他率領180師開始走出山西，向大西北和大西南出擊，但沒有遇到大仗、硬仗、惡仗，其軍事指揮能力並沒有得到真正的鍛煉和考驗。
韓戰中，鄭其貴的軍事指揮能力也不得上司、60軍軍長韋傑的信任。入朝前，韋傑曾帶手下三個師的軍事幹部到南京軍事學院「突擊學習」，179和181師去的都是師長(吳仕宏、王誠漢)，惟180師去的不是師長鄭其貴，而是副師長段龍章(段龍章，1920年生，陝西耀縣人，原8縱第24旅70團團長，因在太原戰役中表現出色，升任副師長。韓戰結束回國後曾任第60軍181師炮兵副師長、12軍31師炮兵副師長、12軍炮兵司令員，上海警備區炮兵司令部炮兵室主任，1971年病逝上海)。在第五次戰役撤退階段，韋傑向180師下達命令時，經常找的也是副師長段龍章而非師長鄭其貴。
「堅決執行」與「機械執行」有何不同？
第五次戰役撤退階段，180師並非唯一遇險的部隊。12軍31師91團和第27軍81師的境況比180師更危險(縱向看，突入南部比180師深入;橫向看，與友鄰部隊相距約90公里，比180師的20公里遠4倍多)，然而，這兩支部隊都安然北返，受到彭德懷表揚。91團和81師能夠順利突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部隊指揮員在敵情瞬息萬變的戰場上，能夠領會但並不機械執行上級命令，隨機處變。相反，鄭其貴缺乏獨斷專行的魄力與能力，他的指揮方法就是唯上，這確實有值得檢討之處。
表現之一：5月22日深夜，180師收到軍部發來的命令：「一個團北移漢江北構築阻擊陣地，師主力置北漢江以南掩護兵團主力北移及傷員轉移……。」(陳忠龍《屢創奇蹟的60軍》)注意，這份命令沒有明確掩護多久，具體何時撤到江北。由於左翼15軍是日夜已開始北撤，右翼63軍與60軍陣地結合又不緊密，180師有孤軍突出、背水對敵之險，副師長段龍章和參謀長王振邦遂建議師主力先過江，江南只留小股部隊。不擅長軍事指揮的鄭其貴很依賴也很信任這兩位軍事助手，遂向軍部請示，不料遭到否決。
5月23日中午，60軍又向180師轉發了3兵團電報：「各部暫不撤收，並於前沿構築堅固工事，阻擊敵人，運走之後再行撤收，望各軍以此精神佈置並告我們。」(同上)在兵團命令基礎上，軍部加了一條，明確要求180師在江南阻敵5天。接令後，段龍章和王振邦再次建議主力北渡漢江，江南只留少數部隊掩護，以免陷入被動。大概是上次請示碰了釘子，鄭其貴這次直接拒絕了，沒有再向上級請示。據時任180師政治部幹事的張城垣回憶，鄭其貴是這樣答覆的：「你們所說的問題，我也想到了，問題是這麼多傷員還沒有運完，上級要求暫不撤收，因此沒有上級新的指示，我無權改變就地掩護的命令。」(張城垣《志願軍180師受挫始末》[上]，《文史月刊》2001年第8期)
然而，把所有責任都推到鄭其貴一個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實際上，人們對很多事情往往都是根據「結果」作出「結論」。在不少人的回憶中，鄭其貴是個「好人」，也是「機械人」，如上級的指揮和命令準確、及時，他只會得功不會有過。試想，如果鄭其貴率部成功突圍，他就不是「機械執行」而是「堅決執行」上級命令了。鄭其貴的悲劇一定程度上是「通訊工具」惹的禍。
美國著名歷史學者、《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一書的作者貝文·亞歷山大曾這樣評價志願軍：「也許由於缺乏通訊設備，最嚴重的問題是部隊過於死板。譬如團一級才有無線電、營一級才有電話，營以下部隊只能靠通訊員、軍號、哨子、信號彈和手電筒來聯繫。戰術上的僵硬死板有時後果極為嚴重。營級以下的指揮員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一個營一旦投入戰鬥，往往要打到彈藥完全用盡之時，即使這樣做徒勞無益，甚至可能導致戰術上的自殺後果。」
團級以下通訊工具落後，團級以上通訊能力又如何?志願軍司令部發出的命令到達各兵團，通過譯電、發出、再翻譯出來到各兵團首長處，需要3小時以上。兵團與各軍之間的通訊更不順暢，眾所周知，3兵團與各軍曾失去聯繫達3天之久(23日下午至25日下午)，就是在3兵團電台未被炸毀前後，其與各軍之間的通訊效果也不盡如人意。
例如，3兵團於5月22日給60軍發的電報，雖然17時就發出，但60軍當天深夜才收到，耽擱了整整六七個小時;25日18時50分給180師發的電報，後者第二天10時24分才收到，更耗去15個半小時之久!兵團與軍之間的通訊聯絡尚且如此，軍與師之間的通訊能力可想而知。實際上，中共軍隊自建立後，通訊工具和通訊能力一直是個弱點，不過大家都習慣了在聯絡不暢的情況下指揮作戰。因此，蘇聯軍事顧問科切爾金少將在給蘇軍總參作戰部長的報告中寫道，在志願軍中，上級機關「同部隊失去聯繫，都泰然處之，沒有一個人着急」(《科切爾金關於中國軍隊情況給蘇軍總參謀作戰部長的報告》，1951年6月16日)。
機械執行上級命令的只有鄭其貴嗎？
若將眼光放遠一些則不難發現，在中共軍隊幾大系統中，原紅四方面軍的將領們最「聽話」，極少出現「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情況，這也許也是「紅四」遺脈的習慣或傳統。或因如此，第五次戰役撤退階段，「機械執行」命令的，不只是鄭其貴，還有他的直接上司韋傑。
韋傑是廣西人，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將領之一，1955年授中將軍銜。不過他只是177名中將的一員，所以需要插敘一下他的突出事跡。韋傑是一名老紅軍，1927年13歲時就參加了農民自衛軍，兩年後又參加了鄧小平領導的廣西百色起義，1935年1月在長征中帶着偵察連打下婁山關，立下大功。因為這段經歷，他在1955年獲得「二級八一勳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著有功勳者的證章，其中二級八一勳章授予當時的營團級幹部)。抗戰時期曾任「朱德警衛團團長」、115師688團團長、129師新編第1旅旅長，參加過香城固戰役。國共內戰時期當過18兵團61軍軍長，參加過上黨戰役、晉中戰役和太原戰役。1950年11月，韋傑調任60軍軍長，次年5月參加第五次戰役，時年37歲。平心而論，他在指揮180師突圍時，不是能力有問題，而是犯了和鄭其貴一樣的毛病，那就是「機械執行」命令。
表現之一：5月22日，當鄭其貴根據師常委集體決議，向軍部請示師主力北渡漢江時，韋傑根據兵團命令拒絕了。韋傑對兵團的指示不僅是「堅決執行」，有時甚至「堅決」得過了頭。23日中午，兵團來電指示暫不撤收，要求掩護傷員撤退，並未明確掩護的具體期限，而韋傑則命令180師在北漢江以南堅決阻敵，爭取5天時間。對此，《屢創奇蹟的60軍》一書作者陳忠龍評價道：「60軍首長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到了機械執行命令的程度，使不利的態勢發展到危險的境地。」
表現之二：23日下午，3兵團電台被炸毀，60軍與兵團失去聯繫達3天之久，無法得到上級指示。其實，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許是好事，韋傑完全有理由臨機處變。然而，儘管180師的處境在急劇惡化，韋傑仍認為「一定要堅決地執行上級的命令」(王樹增《遠東韓戰》[下])。直到24日下午，城蝗堂失守，這是180師在北漢江北岸設置的二線陣地，它的失守意味着該師後路已斷。情勢危急之下，韋傑才不得不命令180師結束在江南的掩護任務北撤，命令傳至該師時，已接近25日凌晨。
表現之三：180師雖然在北漢江以南等了敵人整整3天，但主力仍渡江北撤，還有機會脫險。然而，韋傑在5月26日上午的一道命令使180師徹底陷入不拔之地。26日10時24分，韋傑收到3兵團於25日16時50分發來的電報：「你軍除1個師控制於加平至新延江(春川西)以北山區，擔任阻擊任務外……。」韋傑把這個任務交給了180師。看看地圖就知道，該師兩個團已經向北越過該阻擊線10餘里，所以韋傑不但要180師停止北移，還要求其中1個團折回。其實，3兵團因電台被炸毀，已經「瞎」了3天，這份電報指示是根據60軍於24日上報的形勢作出的，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已時過境遷。說得嚴重一點，韋傑這麼做實際上是把180師重新推回死路。到27日180師突出重圍到鷹峰山下時，11,000餘人的部隊已經只剩個零頭了。
真理與謬誤只有一步之遙，這也許也是「堅決執行」命令與「機械執行」命令的距離吧。180師出事後，鄭其貴很快被撤職(1951年7月)，在3兵團降職為管理處副處長(副師級)。韋傑同樣遭到撤職處分，不過時間稍遲(1952年10月)，離職後到南京軍事學院當高級函授系主任。不過，韋傑得到了原諒，1955年授銜時位列中將，與他昔日的上司王近山同級，而鄭其貴不過上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