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博培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期間，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王岐山進行過一次農業談判。事後他說「王岐山是個出色的談判代表，非常流暢，非常聰明。他和美國人打交道太久了，知道怎麼玩我們。他非常非常狡猾。我曾經和他一起參加那些談判，看着他的方式，學到了很多。」本文摘自2015年6月19日美國之音，原題為《出使北京秘聞》。
2014年4月30日，大西洋理事會主席洪博培出席年度傑出領導獎頒獎典禮，為歐盟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在歐洲一體化的領導頒獎
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79年建立外交關係以來，華盛頓一共向北京派出了11位大使。這些駐華大使親身經歷過美中關係的風風雨雨，他們不僅是政策執行者，也是歷史見證人。
美國前任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
溫斯頓·洛德，紐約市人。耶魯大學畢業生。專攻美中關係。里根總統外交政策顧問。1985-1989年裏根與老布殊總統期間出任駐華大使。
鄧小平警告：你在惹麻煩
溫斯頓·洛德：「我外交生涯中有許多富有戲劇性的時刻，我參與的最富有戲劇性的事件就是1971年7月隨同基辛格博士從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到中國北京的秘密旅行。美國22年裏沒有任何官員訪問過中國。
「當巴基斯坦為我們提供的專機接近中國邊界時，我走到機艙前面，這樣我就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個美國官員，當時基辛格博士在機艙後面。」
李肅：溫斯頓·洛德親身參與過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美國與中國關係解凍的整個過程，並且陪同多位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大陸，也多次見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可以說，溫斯頓·洛德是當代美中關係的見證人。他說，在北京擔任大使期間，美中關係處於黃金時期。中國的政治環境也相當寬鬆。美國大使館經常可以邀請一些改革派人士，甚至持不同政見者進入館內進行交流和討論。洛德和夫人、小說家包柏漪還常常受邀到智囊機構、民間團體訪問，到高校發表講演。
1988年6月1日，洛德大使和夫人包柏漪到北京大學，和現場的學生們展開討論。
溫斯頓·洛德：「我們到了那裏，有很大一群人。我當然知道會有便衣人員混在人群當中。我得確保，學生不會有麻煩，而我也不說會給我惹麻煩的話。很多問題是關於私人的，比如華人和美國人通婚啦，你最喜歡的嗜好啦，以及你們的婚姻怎樣維持，等等。也有一些微妙的問題，比如學校的狀況、腐敗問題、通貨膨脹、經濟問題，這些問題一年後延伸到了天安門廣場。」
李肅：洛德夫婦到北大講話沒過幾天，鄧小平就對大使夫婦發出了警告。
溫斯頓·洛德：「三、四天以後，在一次宴會上，回國述職的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韓敘，一個很好的朋友，來找我。他說，我帶來了鄧小平主席的一個口信。我以為可能是表示友好的什麼東西。但卻是一個非常強硬的口信。我被警告說：你在惹麻煩。你必須先徵求我們同意才能去。」
李肅：洛德大使後來才了解到，北大師生在塞萬提斯像前自發舉辦的每周自由論壇還有一個官方不喜歡的名稱，叫「民主沙龍」。不過，他當時這樣回應韓敘大使：既然中國駐美國大使可以自由會見美國大學生，我為什麼不可以見中國學生?
溫斯頓·洛德：「我說，我們並不需要你們的許可。中國駐華盛頓大使去耶魯大學、哈佛大學也不需要我們批准。所以，我非常堅定地頂回去了。我說，我對這個口信很失望。作為國家和黨領導人，這很不尋常。坦白說，我討厭這個，不過這也是一個有趣的洞察，他首先是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了懷疑。當然，從他的角度來看，他有理由緊張：因為一年後天安門廣場上充滿了我們在1988年那次討論會上看到的那種討論和情緒。」
方勵之赴宴被攔截
李肅：幾個月以後的1989年2月，洛德遇到更大的麻煩。當時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對中國進行兩天的工作訪問。2月26日，布殊總統在北京喜來登長城飯店舉行告別宴會，對東道主表示感謝。不料，邀請名單上有一位中共官方不喜歡的客人。
溫斯頓·洛德：「有幾位持不同政見者或改革者。我們挑出了三、四個。其中一個名叫方勵之。我們邀請他們不是作為持不同政見者，而是因為他一直在為民主吶喊。不過，他當時還是一個正式為中國政府工作的研究人員，世界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所以，我們邀請他作為科學家赴宴，而不是改革者或持不同政見者，這樣可以保全各方的面子。想像不到這會成為問題。但是這時候，距離天安門事件只有幾個月，我猜想，中國領導層越來越緊張。」
李肅：方勵之是天體物理學家，1957年曾經被開除出中共。二十年後恢復中共黨籍，並且於1984年出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1987年1月，因學運遭撤職，並被鄧小平點名再次開除出中共，被調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員。
溫斯頓·洛德：「我被外交部副部長召見，他們抱怨方勵之在名單上，要求把他拿掉。我說，宴會上會有幾百位各界人士，他是唯一一位以這種方式邀請的科學家。我們把他從名單上拿掉，這個消息可能會泄漏出去，顯示我們之間有爭議。當然，我告訴華盛頓，不能改變名單，這會對中國人示弱。
「總統到達一兩天前，中方說，如果方勵之赴宴，他們的領導人就不去了。總統剛一到達，我就報告了此事。所以，在那次非常成功的訪問期間，我們所有人都緊張：因為我們不知道結局如何，我們試圖想好應對方法，一旦中共領導人不去總統的宴會，當然絕對是外交災難。但是，如果我們把方勵之從名單上拿掉，人們會立刻知道，總統在世界面前會非常難看，顯得軟弱，國會和人權人士，甚至普通美國人都會感到憤怒。」
李肅：洛德大使說，直到宴會前幾個小時，美方仍然不確定中方領導人會不會到場，他還在跟中方交涉。
溫斯頓·洛德：「我們向中共領導人保證，方勵之不會在宴會上舉行新聞發佈會，他不會坐上主桌。我們特意給他安排到離主桌很遠的餐桌。我們並不想讓中方難堪，(只是)希望做一個象徵性姿態。因此，我們認為這是保全中方面子的方法。他們說，只要一切在控制之中，就會出席宴會。而這很容易辦到。因此，我們很高興。我們去了宴會。我沒看到方勵之，因為他的座位在一個角落裏。我以為他在宴會上。」
李肅：布殊總統為答謝中方而舉行的盛大宴會杯觥交錯，正在熱烈地進行。突然傳來消息說，方勵之無法赴宴。
溫斯頓·洛德：「我的政治領事出來對我說，中共警方攔住方勵之和他妻子，不准他們出席宴會。我知道，這是真正的艱難時刻，一場危機。原來是鄧小平下令警方不准方勵之夫婦出席宴會。」
李肅：據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回憶，方勵之收到布殊宴會請柬第二天，曾經向中國科學院外事局請示是否同意其接受邀請。當局一直沒有回應。北京天文台還派了汽車，要送方勵之夫婦出席宴會。就在前往宴會地點的途中，美國漢學家林培瑞夫婦和方勵之夫婦乘坐的汽車被中國警察攔下來，而且不准他們改乘其它交通工具赴宴。
溫斯頓·洛德：「中方讓布殊總統難堪，搞砸了這次訪問。他們出爾反爾。本來他們向總統承諾，只要我方那樣巧做安排，他們就出席宴會。所以中方表現得太糟糕。」
李肅：北京警方攔截方勵之赴宴立刻引起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成了有關布殊總統那次訪問中國大陸的頭條新聞。
方勵之在事發第二天舉行記者會，對受到官方阻礙未能赴宴表示不滿。
回想那樁往事，洛德認為，剛上任的布殊總統急於同中國加強關係，表現過於軟弱，而北京方面也不想製造事端，並未真要抵制布殊的宴會。只是鄧小平的確非常討厭方勵之，根本就沒打算讓方勵之出現在布殊的宴會上。
溫斯頓·洛德：「我認為，對鄧小平本人來說，這有很大的個人恩怨。對其他中方領導人來說，並非如此。方勵之至少在澳大利亞的兩次演講中抨擊過鄧小平。所以我覺得，方勵之在鄧小平眼中比大多數持不同政見者更刺兒頭。事實是，其他改革者應邀出席了宴會，中方沒有抱怨，只是針對方勵之。所以，我認為這只是鄧和方之間的個人恩怨。」
芮效儉，賓夕法尼亞人。普林斯頓大學畢業。蘇聯與中國問題專家。1991至1995年，老布殊與克林頓總統期間，出任駐華大使。
美國前任駐華大使芮效儉（J.Stapleton Roy）
一個腰鼓化解了敵意
芮效儉：(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呼兒嗨喲)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家家戶戶掛紅彩，歡迎解放軍過江來，救我們人民出苦海。春風一吹百花開。諸如此類。我們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李肅：他說的這些歌詞，很多中國人都不會唱，甚至沒聽說過。他會唱這些早年的共產黨歌曲是因為他1935年6月16日出生在中國南京，1949年親眼目睹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打進上海，1950年才從中國返回美國。芮效儉的父母從30年代初開始在中國傳教，並且從事高等教育。他的父親芮陶庵(AndrewRoy)當時在南京金陵大學，即今天的南京大學任教。
1950年10月，中國軍隊介入朝鮮戰爭，與美國兵戎相見。芮效儉的父母遭到軟禁，父親芮陶庵被指控為「帝國主義者」，受到批鬥。1951年3月，芮效儉的父母被中國驅逐出境。
由於形勢所迫，芮效儉和哥哥芮效衛(David Tod Roy)已經在前一年登上離開南京的火車，準備經香港返回美國。
芮效儉：「1950年7月，我和哥哥坐火車南下廣東，然後過境香港。一路上，總體來說還好。但在火車上，一位年輕的共產黨幹部走過來，帶着一種敵視的態度，質問我們為什麼要離開中國，等等，等等。然後他們打開我們的手提箱，發現了我的腰鼓。你信不信?這些腰鼓居然改變了他的態度。他蓋上手提箱，就走了。」
繞過華國鋒邀請鄧小平訪美
解說：28年以後，芮效儉以美國駐北京聯絡處副主任的身份重返中國。1979年，美國和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美國決定邀請鄧小平訪問美國。
芮效儉：「他顯然是領導層里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雖然他並沒有那些最高的職位。華國鋒是中共總理。我們想邀請中共領導人到美國，但在有一位總理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能邀請副總理呢?所以，在與華盛頓協商後，我們就決定邀請『一位中國高層領導人』在建交後訪美。他(鄧小平)說，好，我會去的。所以我方就不必再為這個問題而傷腦筋了。」
解說：1979年1月29日，時任中國副總理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訪問美國，卡特總統和夫人隆重歡迎，並在白宮設國宴款待，超規格地給予國家元首禮遇。因為美國人明白，儘管華國鋒是毛澤東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和中共總理，但是副總理鄧小平才是中國的最高決策人。
魏京生沒有錯
1991年，芮效儉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1994年2月，美國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約翰·沙塔克訪問中國，提出要會見當時還在北京的中國民主人士魏京生。
芮效儉：「我沒有見過他。我們大使館一直跟魏京生保持聯繫。我認為我們同他保持聯繫很重要。但是我覺得保持低調更重要。所以沙塔克來了以後要見魏京生。我建議他不要見，因為他不可能低調地見魏京生，而我們使館官員都是保持經常的低調聯繫。但是我認為我不應該用我的判斷取代魏京生的判斷。所以我們找到魏京生，告訴他說，我們認為你見沙塔克助理國務卿有風險，但是他想見你。你想見他嗎?他說想。
「所以我們為助理國務卿沙塔克安排了一次和魏京生的低調會面。他們的確見面了。然後魏京生公開宣佈，他見了沙塔克。然後他很快就被抓進監獄了。我的判斷是：沙塔克助理國務卿本意很好，但是這個行動不道德。他把一個美國關心的人置於危險之中，只因為他想見這個人。他並不是非見魏京生不可。我們同他保持着經常的聯繫。他見魏京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對得起他這個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身份。
「我認為是沙塔克錯了，不是魏京生。魏京生願意付出代價;但是即使是魏京生願意付出代價，沙塔克也不應該讓他付出代價。」
李肅：芮效儉大使認為，作為美國駐一個國家的首席代表，大使的價值更重要地體現在與那個國家最高領導層的交流上面。
芮效儉：「別忘了，大使是和部長和總統、國家主席打交道的人。和持不同政見者見面的大使就見不到總統、國家主席和部長了，這種事的確發生過。你必須問自己，這是一個大使最有效的行為方式嗎?當然，我們有些大使會那樣做，結果是他們成了持不同政見者的英雄，但是他們無法行使有效的政府功能。所以這樣做是有代價的。你必須確定盡你的最大努力推進美國利益的最佳途徑是什麼。我認為，保持接觸對我們很重要。」
黯然卸任
李肅：在魏京生事件的第二年，1995年，也就是芮效儉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最後一年，他遇到了一次真正的美中關係危機。當年5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幾乎一致通過決議，要求美國總統同意讓台灣總統李登輝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參加校友會活動。克林頓總統迫於國會的壓力，只好放行。
芮效儉：「本來是向中國保證不會允許李登輝訪問美國。但是我們在最後一分鐘變卦了，因為國會投票贊成他到美國來。中國沒有得到適當的預警。所以我不得不去告訴他們，李登輝要訪問美國了。中方很憤怒，因為美國國務卿親口向他們保證過，不會允許李登輝訪美。所以中國的反應極為強烈，以至於我在卸任回國時，沒有辦法和大多數部長們告別。他們拒絕接受我要告別的請求。所以我就默默地走了。
洪博培：猶他州人。曾經擔任駐新加坡大使與猶他州的州長。2009至2011年被奧巴馬總統任命為駐華大使。2011年4月辭職，回國參選共和黨總統角逐。
美國前任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 Jr.）
基辛格向11歲男孩泄密
洪博培：「我第一次見到基辛格博士。我當時不知道他是誰。我只有11歲。他當時正在往門外走。我們幾個人送他們出門到車上去。我問他：『你要去哪兒?』基辛格博士說：『別告訴別人。我要去中國。』我當時沒怎麼多想，但是『中國』這個詞一直留在了我腦子裏。」
李肅：洪博培剛剛敘述的這個具有戲劇性的情節發生在1972年7月。當時洪博培的父親是尼克遜總統的特別助理。那天，11歲的洪博培在白宮偶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他正準備出發前往中國，進行第一次秘密訪問。後來，洪博培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不僅可以講流利的漢語，而且還收養了一個中國孤兒。不過，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日後會成為美國駐中國大使。
與中國打交道不容易
2009年11月，洪博培剛剛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還不到3個月，就趕上美國總統奧巴馬首次訪問中國大陸。洪博培大使馬上體驗了同中國打交道困難的一面。
洪博培：「美國方面想讓記者提問題;中國方面不想讓記者提問題。奧巴馬總統在上海講話時，主要是對一群學生講，我在那次活動中用一半上海話，一半普通話介紹了總統。問題是，誰會把這次活動向中國人民廣播呢?中方在活動開始之前改了主意。本來計劃是向中國大多數人轉播的，後來變成小得多的轉播對象，他們希望只向那個地區的人轉播，觀眾人數要少得多。這讓我們非常非常擔心，因為這是奧巴馬總統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他有很多有關美中關係的話要說。
「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我陪同里根總統訪問中國大陸時，他通過中國中央電視台向中國人民講話，他向所有的中國人講話。中方安排他在釣魚台，和中國人民對話。當時肯定有10億人收看了。一點問題都沒有。那是三十年前。可是現在要讓美國總統的聲音出去，向中國人民轉播，問題反倒非常複雜了。中方想限制人們收看他的講演，限制收看的人數。
「白宮希望能夠在整個中國轉播，就像當年裏根總統那樣。但是沒有成功。那次限制總統在上海講演轉播範圍的決定給那次總統訪問造成一個巨大的缺陷。」
李肅：洪博培大使說，中方的決定是在講演開始前不久作出的，所以美方基本上束手無策。當然，他理解，中方擔心講演轉播過程中發生失控的情況，中方不想冒這個風險。
走進倪玉蘭低矮的公寓
李肅：當年芮效儉大使力爭在中國人權問題上保持低調，刻意沒有同民主人士魏京生見面，並且對助理國務卿沙塔克會見魏京生表示不滿。而洪博培大使的風格則大不一樣。他在2011年2月11日專門到維權人士倪玉蘭家看望她。
洪博培：「有一次我到一個公寓裏拜訪了一個年輕女士。她叫倪玉蘭，她不能走路，坐在輪椅上。我們一樣大，同一年出生。我還記得，我一走進她的公寓，她的眼淚就流下來了。她當時在床上，不能走動。這再一次證明了人們到底怎麼看美國。某一天，由於美國做了什麼，就會接到很多抗議信息。第二天，一個很貧窮的持不同政見者見到我會哭起來。當然，這不是因為我本人，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而是因為我代表美利堅合眾國，我代表我的國家，走進了她低矮破舊的公寓，只有一間房，一張床。我們談了很多她的故事。」
李肅：倪玉蘭，北京維權人士。從2002年開始對強拆民宅的做法，包括自己的住宅被強拆的做法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抗議，期間多次被抓、被打、被關，並且於2008年被判刑兩年。2010年出獄時，身體已經殘廢。
洪博培：「聽到她的經歷，很讓人感動。她丈夫找不到工作。他們一直無家可歸，有一陣給了一個公寓，後來又給趕出去了。她是個很聰明的女人，對一些問題有強烈的看法，覺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她拍了一張照片放到她的網站上。他們有時斷她的電，也不讓她上網，因為她可能會發出信息。
「我卸任大使，回國以後，聽說她又被抓進監獄了。」
李肅：的確，中國於2012年4月再次將倪玉蘭判刑入獄兩年零8個月。倪玉蘭的丈夫也被判刑兩年。出獄以後，由於警方的干預，倪玉蘭夫婦至今在北京居無定所。
洪博培：「我們可以和這樣的人接觸。他們在一個不想聽她的聲音，不想聽她說出她的問題，不想給人說話權利的國度里，他們感覺到生活的壓力。對於我來說，這永遠是一種很好的經歷，一是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勇氣。因為做這種事是需要勇氣的。二是看到中國的一些人，我認為中國有很多很多人尊重美國價值觀念的某些方面，珍視我們向世界推崇的東西。有時我們說得過份了;有時我們做得不完美。但是仍然有人尊重我們的價值觀念。這使我感到我的工作非常重要，因為在廣大的中國的某個角落，有人認為美國的工作很重要，並且讚賞人權、法治和尊嚴的某些價值觀念。」
念珠上的達賴喇嘛
李肅：西藏問題一直是美中之間的敏感問題。在洪博培擔任美國駐華大使期間，繼承了前三任美國大使的傳統，訪問了西藏。
洪博培：「我們和中國在對待達賴喇嘛和他的事業問題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我爭取到西藏去。花了好長時間才得到旅行許可。但是中國政府還是批准我訪問拉薩，我去了幾天，了解到很多情況。
「你到西藏去，首先會由於西藏的美麗而感到震撼。像中國許多地方一樣，真是一個非常非常美麗的地方。人們把美國叫做『美國』，我也認為美國很美。但是中國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國家。西藏人純粹的美麗和單純讓人印象深刻。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做事的方式完全沒有先進或者現代的影子。他們謙卑、善良、忠實於自己的宗教，希望盡力保持自己的宗教。我在那裏訪問期間，時間是當地官員非常謹慎地安排的，這一點都不奇怪。讓我看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政府認可的東西。
「不過我到拉薩老城裏走了一走，那裏有舊寺院。我可以看到真實生活中的人，到一些市場裏逛一逛，和人聊幾句，爬上幾座高山，訪問那裏的一些寺院。裏面一些年輕的西藏僧侶會走到我面前，把他們的念珠拉出來，上面掛着達賴喇嘛的照片，並且謝謝我尊重他們的領袖。他們會四下看看，確保沒有人盯着。他們很擔心。這讓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義。因為人們經常說美國不好，好像我們這也做錯了，那也做錯了。但是在世界一個偏僻的角落，有人走到你面前，感謝你的國家的所作所為、理想和致力於宗教寬容的決心。我當時覺得這種感覺很好，那些僧侶這麼做，很有勇氣。
「在有些地方，可以感覺完全放鬆，可以感受到和平與寧靜，但是你可以感覺到在空氣中有一絲緊張。幾乎就是湊在一起的兩半。拉薩的一半是西藏人，一半是漢人，就像漢人傳統的城鎮一樣。我當時就想，天哪，將來要把這兩半進一步融合在一起可是很麻煩啊。這可太不容易了。如果繼續稀釋西藏文化，那麼很快就會到達那個不幸的最後關頭。所以我認為西藏面臨的挑戰很大，要化解一些西藏人的擔憂，把他們更全面地融入領導層和政治進程中，對他們非常獨特的傳統做法表現出尊重。」
捲入「茉莉花風波」
李肅：2010年末，北非和中東地區發生「茉莉花革命」，一些國家的民眾起來推翻了專制獨裁政府。2011年初，網上盛傳中國一些地方會發生茉莉花示威抗議，其中一個熱點是北京商業中心王府井。洪博培大使對此早有所聞。
洪博培：「我不知道這是否同茉莉花革命或者其它衝突有直接關係。我感覺可能和北非和中東地區的整個茉莉花暴動的發生有關係，已經開始觸及中國的一些地方。」
李肅：儘管在北京的王府井並沒有發生茉莉花抗議，但是洪博培大使一家人還是被捲入了一場所謂的茉莉花風波。那是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
洪博培：「我們當時正在王府井逛街，我們全家每個星期都到那兒去。我們進了一家四川飯館。然後繼續朝王府井走。我們每個周末都這麼走。我們像平常一樣走，有人就開始聚集了，穿深色衣服的人，許多記者。
「當時我和我的家人越走越近。我女兒、妻子和兒子。我們要穿過去，人們就圍上來，越來越緊。美國大使好像不該出現在這個場面里。這時，我們看到一些安全人員向我們喊。我知道不該在這裏停留。我也能看到記者們。所以我們就走出去，離開了。後來就有消息說，美國大使和保鏢到那裏煽動革命。我的所謂保鏢就是我兒子。他是海軍學院美式橄欖球隊員，樣子挺厲害，但並不是保鏢。
「我根本沒帶保鏢。只是我的家人。我對一些記者說：『你真地認為我會帶着女兒和家人到一場革命的現場去嗎?那我不是瘋了嘛!』所以他們利用我再一次說明，美國在幹壞事，美國大使去了不該去的地方，可能會發生政治抗議的地方，他被抓住了。他們是去支持抗議的。」
被中國政府冷凍
李肅：在中國擔任大使期間，洪博培切身體驗過，當中國政府對美國或者對他本人不滿時，會通過降低與他打交道的中國官員的級別對他表示冷落和蔑視。
洪博培：「如果他們想顯示我沒那麼重要或者他們對美國非常惱火時，有時他們就降低一個級別，就是和我同一個級別，顯示你沒那麼重要，我們不給你同高一個級別的人談話的尊嚴。」
李肅：更嚴厲的懲罰是乾脆切斷美國大使同所有中國有關方面的交流，把美國大使孤立起來。
洪博培：「對於美國大使的一種懲罰就是把他放進懲戒箱裏，就是不能在周邊旅行了，不能見省市長和黨委書記了，不能和北京和政府各部有業務往來了。在一段時間裏，誰都不回你的電話，完全把你封起來了。我在任職期間，有幾個問題都湊到一起了：達賴喇嘛、台灣軍售。好像還有一兩個其它問題。
「兩個月以後，有人要見我了。這就是破冰了。可能是一個省長。比方說他們允許我到一個省去，山東或者河北黨委書記邀請我去，我就知道，一切都恢復正常了。我們會談美中關係，貿易和經濟，或者其它重要的事情，然後就一切照舊了。
「有一次我惱火到了極點。我就到外交部去，告訴他們說，我當州長時經常見中國來客，不管他們是重要人物，還是學生，都沒關係。我希望讓他們在我的州里感到受歡迎。所以我說，現在我來這裏當大使，這段時間誰也見不到，你們不讓我會見任何人。我說，有沒有禮尚往來呀?我們在美國絕對不會這樣對待中國大使。50個州，他隨便去，想見誰都可以。在華盛頓也可以見任何人。為什麼要冷凍我這麼長時間?我沒辦法做我該做的工作。」
王岐山「知道怎樣玩我們」
李肅：洪博培擔任美國駐北京大使期間，王岐山擔任中國副總理，負責金融和經貿工作，給洪博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洪博培：「我不會忘記，在一次談判中，是農業談判，我想我們當時是談向美國出口商開放牛肉或者豬肉市場。這是非常大的交易，因為涉及到數十億美元的貿易。我們中間休息時，我走到外邊。當時還是副總理的王岐山也在外邊。他走過來對我說：『你知道，洪大使，我們中國也有政治。』
「我當時就想，這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他是想告訴我們，在中國也有政治。我們總是說，美國的政治很複雜。國會可能不聽我們的，他們可能會採取措施懲罰中國，我們控制不了。而他想告訴我們，實話說，在中國有時候幕後也有政治，非常複雜的政治，儘管中國只有一個政黨，但是一個政黨內對美國可以有不同的感覺和看法，有時他們的決策也是根據政治作出的。所以我永遠忘不了那次中間休息在外邊站着的時候王岐山說的那句話：我們中國也有政治。
「王岐山是個出色的談判代表，非常流暢，非常聰明。他和美國人打交道太久了，知道怎麼玩我們。他非常非常狡猾。我曾經和他一起參加那些談判，看着他的方式，學到了很多。」
美國駐華大使親身經歷過的美中關係中的起起伏伏讓我們看到，他們對各種事務，尤其是美中之間發生矛盾和衝突的事務有着不盡相同的看法和處理方法，同時我們也看到，在促進美中關係，促進人權，尊重人的尊嚴方面，他們也有着一致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