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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秘檔:無恥文人鄧正來出賣「首知聯」始末

—悼念甜酸苦辣的鄧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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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知聯」是「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簡稱。1989年5月在八九民運的高潮中成立,「六四」鎮壓以後被列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全部首腦人員遭到通緝與逮捕,出賣者正是「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秘書處骨幹鄧正來。當時鄧正來前往公安機關秘密自首,上交了他假借「秘書處」名義偷偷錄製「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等組織活動的全部錄音帶,結果導致多人被捕、判刑。

鄧正來(1956年2月-2013年1月24日)死了。

鄧正來,參與過八九民主運動,是「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秘書處骨幹,「六四」之後卻有驚無險,還能逐步爬到如此高位:

1、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2、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3、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4、《中國社會科學輯刊》主編,

5、《耶魯全球在線復旦版》主編,

6、《復旦政治哲學評論》主編,

7、《西方法律哲學家研究年刊》主編……

鄧正來如此「成功」,是因為握有秘密法寶?還是奉行了什麼樣的「潛規則」?

中國大陸網上悼念鄧正來的文章不少,但大多是鐵蹄下的一面之詞,因為鄧正來他死在「七個頭銜」的位置上。

但是在這七個頭銜長成為事實之前,鄧正來卻在陰暗的角落裏走了漫長的不能見光的道路,下面我只說說一段發生在我家裏的往事,簡直是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對於讀者諸君總結人生乃至政治的經驗,卻不無裨益罷:

1989年5月26日,北京,「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秘書處骨幹成員召開秘密會議,商討避免流血、瓦解戒嚴令、阻止大軍壓境的策略,大家提出以下方案:

1、傳播鄧小平已經死亡的消息,形成心理攻勢;

2、聯絡上層人士,終止戒嚴部隊的軍事政變;

3、組織全市大罷工,聲援抗暴學生;

4、各地串聯,造成全國罷工罷市;

5、尋求武器,展開城市游擊戰;

6、策動部隊,響應人民起義;

7、佔領廣播電視台;

8、推翻李鵬政權。

以上八條,都是內部討論,並未付諸實施,應該屬於「言論」範圍,並非「顛覆行為」,結果呢,竟然遭到鄧正來的告密。

當我們都遭到通緝的時候,大家都在納悶是誰出賣了大家?

這一出賣極其愚蠢,因為這也會坐實了出賣者自己也屬於「反革命」之列,除非他是一個預先潛伏的密探,否則也不會有好果子吃的。

因此,大家做夢也沒有想到竟然是「老朋友」鄧正來乾的,而一直把懷疑針對了一個偶然來訪的政法大學的學生李曙光,讓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不過事後證明,李曙光掌握的情況遠遠沒有如此全面,因此「和盤托出」已經超出他的能力範圍:李曙光可能在公安機關幫鄧正來印證了什麼,但並非始作俑者。

茅山道《鄧正來塑造了季羨林最後二十年》(北京時間2009年7月19日首發)一文指出:

6月22日北京當局發出通緝令,緝拿首都知識界聯合會七名主要幹部,後來這一名單擴大為二十三名。而季羨林雖然不是首都知識界聯合會七名主要幹部之一,卻是四十多位發起人之一。六四大屠殺以後,中國國家安全部及中共公安部下達了全國通緝令以後,季羨林主動打電話給戒嚴部隊指揮部自首,自報是「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成員」,說在家裏等候處置。不過中共當局投鼠忌器,始終不敢逮捕季羨林。季羨林當時已經七十八歲高齡,這個可能是中共當局始終不敢逮捕季羨林的原因。但無論如何,季羨林敢於在這個發起人名單上簽名,是相當了不起的勇敢行為。相形之下,首鼠兩端的李澤厚就不敢,而且警告其他簽名人要「清醒一點」。

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先是「八九學運」,後是「八九民運」,其中的分水嶺就是1989年4月21日聯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學生運動的《公開信》。

1989年4月15日,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後的幾個小時之內,北京大學和其他的大學的學生們通過大小文字報表達了對胡耀邦的悼念,也表達了對中國政治的不滿和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學生們的不滿來自於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為胡耀邦政治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遭罷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學和其他幾所大學的學生擁着「中國魂」的特大橫幅走向北京天安門廣場。4月18日他們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了《請願書》,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條」,內容如下:

1.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政績,肯定民主自由的寬鬆的政治環境;

2.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自由化」運動,並為這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向全國人民公佈其財產狀況;

4.允許民辦報紙,開放報禁,制定新聞法;

5.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會違反憲法而制定的限制遊行的「十條」;

7.此次活動作出公開的報道,見諸黨政機關報。

(以上見李進進《記「八九」年第一次有組織的靜坐》)

以上七條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基本政治主張,歸納起來為兩個請願訴求:

一是「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向全國人民公佈其財產狀況」,也就是制定陽光法案;二是「允許民辦報紙,開放報禁,制定新聞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獨立。其中雖然沒有提出任何普選要求、雖然沒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綱領,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綱領,民主政治的最低綱領就是陽光法案和新聞自由,而這兩點至今雖然已經遠離1989年二十年了,也遠遠沒有在中國實現。這恰恰說明八九民運已經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識,只是由於策略考慮,八九民運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綱領,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綱領。這一策略運用反而說明,八九民運已經具備了相當成熟的民主意識,知道妥協的重要性;而且具備了制定較為成熟的政治綱領的能力。

另一個可以證明八九民運相當成熟的例子,是它譴責一切形式的騷亂和暴力行為。因為當時形成的共識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現象都會提供機會給鎮壓者,因此需要謹防當局故意製造動亂和暴亂來尋找鎮壓的理由。

當日,遵守秩序的學生們經過十多個小時的靜坐後,作為全國人民代表的體育轉播播音員宋世雄,全國青聯主席劉延東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長曹西平出來接受了「七條」請願。

後來這封請願書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全國人民大會堂門前等處多次遞出,可以說是「代表了八九民運基本訴求的經典文獻」。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應該說,學生們能夠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請願,已經相當大膽,使得許多人感到振奮,覺得中國人民已經覺醒了,同時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人也擔心學生的安危,擔心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綱領」,也不會得到專制當局的絲毫原諒,從而對之進行最大限度的鎮壓。

由於擔心當局的進一步鎮壓行動會導致大規模流血事件的發生,4月20日夜間,北京學者謝選駿、遠志明、陳宣良、榮劍、王潤生五人在謝選駿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試圖阻止悲劇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謝選駿、遠志明、陳宣良、榮劍、王潤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沒有參與起草的人士,分頭徵集百位學者的聯署簽名,並由謝選駿、遠志明和其他一些沒有參與文件起草的人士一起,把這份文獻先後送交中南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但是均遭拒絕接收,不得以改為郵寄送出。此後,送交香港媒體駐京記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證中共最高領導階層可以看到。

公開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

胡耀邦先生是當代中國民主進程的象徵,為政清廉的典範,人民大眾的朋友,社會進步的推動者。他堅決反對保守倒退,積極推進改革和開放,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對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們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來,各界群眾通過各種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於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學生們在悼念活動中提出了許多加快民主進程的要求。他們對領導人的批評,是公民的合法權利,不能視為非法。新聞媒介應予客觀公正的報導。

我們理解,學生們在這次悼念活動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繼承胡耀邦遺志,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

二、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級黨政機關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

三、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軟弱低效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責任制,不得以「集體負責」等任何藉口推卸個人責任。

四、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

我們認為,上述要求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難關,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實實現上述目標,也是造就長期安定團結的必要前提。因此,我們建議,黨和國家領導人認真聽取學生的願望和要求,直接與學生們平等對話,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教訓;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學生們的過激反應,不利於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地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大業。

此致敬禮!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簽名:

包遵信、吳組緗、嚴家其、高皋、李澤厚、於浩成、謝冕、宗璞、蔡仲德、王瑤、北島、蘇曉康、王潤生、謝選駿、榮劍、陳宣良、遠志明、何懷宏、雷水生、鄭義、鄧正來、梁治平、印紅標、吳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張敏、陳波、張炳九、宋家鈺、王照華、劉志琴、何志雲、劉東、周國平、戴晴、陳嘉映、朱偉、王逸丹、樊綱、賴長揚、呂宗力、史衛民、許良英、彭衛、楊百揆、蘇煒、田人隆、高爾強、林英、趙越、閔鉍、王焱、孔捷生、何紹偉、陳建功、榮偉菁、史鐵生、王容芬、朱正琳、李陀、趙世堅、王行之、徐友漁、靳大成、方鳴、鄺揚、秦孟周、王魯湘、李春林、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劉林、張澤鳴、張暖忻、傅德惠、孫乃修、李書磊、柯雲路、張世英、周輔成、王太慶、錢碧湘、高伐林、陳小平、楊曉、王軍濤高瑜、劉衛華、張大明、方爾加、黃宜民、林甘泉、舒蕪、許覺民、李學昆、沈斯亨、石峻、蕭前、方立天、王穎、張立文、楊邦憲、盧興基、何柞榕、張岱年、黃楠森、張京媛、樂黛雲、閻步克、趙慶培、林庚、曾鎮南、陳全榮、聶崎砥、陳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聃、袁紅、周發祥、樊駿、杜書瀛、劉納、邢少濤、賀興安、劉福春、程麻、吳方、林青、老高放、牛勇增、陳駿濤、何西來、王飆、裴效維、周永琴、王信、胡明、張國興、李以建、楊世偉、楊煦生、王志遠、張衛平、孫炳珠、周舵、於長江、賀為芳、謝韜、趙一鶴、步近智、童超、李斌城、易謀遠、胡寶國、吳麗娛、梁滿倉、方積六、張海燕、胡厚宣、孫曉、姜廣輝、馬怡、楊振紅、王德勝、王樹人、周禮全、喻柏林、王東成、孫津、賀麟、李曙光、張明樹、楊憲益、張潔、郁風、楊匡滿、於慈江、李征、李丹慧、陳東林、吳傑、胡友鳴、趙向陽、孫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楊利川、張宗厚、陳兆鋼、曹興、楊宇紅、張勇進、王鑑崗、蕭鋒、李永輝、姬金鐸、岳西寬。

(此簽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簽名仍在繼續中。)

上述《公開信》,是八九民運中第一份起來聲援與呼應學生運動的綱領性文獻,它的出現使得「八九學運」迅速地轉變成為「八九民運」。它的出現也說明當時的北京知識界已經具有相當成熟的民主意識、民主訴求,並且懂得克制與妥協,因為《公開信》只是對《請願書》進行「附議」、重申,並沒有另外提出進一步的要求。同時,也用一種「和事佬」的態度,對學生提出的要求,進行了某種官式語言的「規範化」修飾。這種維護策略,目的是使得當局頗費躊躇,不便進行立即的鎮壓。這一維護策略始終貫穿在整個運動中,最後發展為「維憲」思想。正是這些維憲努力造成了學運擴大為民運,這一局勢,使得當局無法立即搬用1986年鎮壓學潮的簡單辦法立即採取壓制行動,並且自己在處理意見上產生了分歧,結果使得反對「四二六社論」的「四二七大遊行」得以順利展開。

一個月以後,在這封《公開信》的簽署人裏面,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活動人士。戒嚴開始以後,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等重要組織,對抗非法的戒嚴活動。

可以說,這封《公開信》是整個八九民運期間最有廣泛代表性的一個綱領性文獻。正因為這封《公開信》在八九學運轉向八九民運中起了重大作用,該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鎮壓之後,全部遭到逮捕、通緝、關押、審查,無一倖免。

據許多學者調查研究,季羨林不僅參與簽署「421公開信」,二十多天以後的5月13日,季羨林還與嚴家炎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教師就學生絕食向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遞交的公開信,要求中央儘快採取措施,妥善解決學潮問題。

5月16日,季羨林與包遵信、巴金、李澤厚、范曾、李陀、馮至、劉心武等知識分子共一千多人聯名發表《知識分子五一六宣言》,提出:「歷史證明,鎮壓學生運動絕無好下場。」「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組織的合法性」,「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而奮鬥。」這是當時知識界最大規模的聯署行動,幾乎囊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知識界頭面人物。這也是1949年以後知識界最大規模的聯合抗議行動!他們的講話傳到天安門廣場和各高校,感動了大批的學生。

5月19日中共中央悍然宣佈軍事戒嚴以後,季羨林最大的表態就是加入「首知聯」,直接向中共挑戰。5月24日下午召開了「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籌備會議,包遵信和嚴家其被推選為總召集人。季羨林是首批四十餘位發起人之一。

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主要成員有:嚴家其、包遵信、遠志明、老木、榮劍、鄧正來、王魯湘、謝選駿、王潤生、甘陽、蘇煒、鄭義、陳宣良、王志剛、張曉明、沈大德、張曉剛、蕭延中、閔琦、趙瑜、顧昕、董玉、厲劍、許良英、劉再復、於浩成、李洪林、蘇曉康、柯雲路、龐朴、侯仁之、季羨林、陳小雅、周國平等九十人。

5月24日下午二時,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繼續在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開會,一百多名社會科學界、新聞界人士參加。會議由包遵信主持。包遵信、王潤生、蘇偉、遠志明、鄧正來等十多人在會上發言。

包遵信在會上介紹了這個組織的籌備過程,包的講話的大意是:這個組織從五月十五日起就開始醞釀了,好多知識分子作了準備。二十二日上午,嚴家其召開的那個會議,主要就是討論決定成立知識界聯合會這個組織。昨天下午遊行,北京知識界的兩回大旗都打了出去,香港的報紙、台灣的報紙都作了報導。現在是,你同意組織也好,不同意組織也好,反正香港台灣都已通過電台新聞廣播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包遵信說,我們這個組織是個鬆散的政治性組織,不是搞學術研究的,應有長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標。現在的三個近期目標是,一是要解除戒嚴令;二是要把李鵬赴下台;三是這次運動必須實現推進民主化的進程。遠志明等說,「發起人名單如果被政府掌握,政府可能馬上採取鎮壓。所以,應該上把發起人名單向全世界公佈出去,凡是參加知識界聯合會的,這樣才能得到保護,名單越快搞出來越好。」這個成立大會嚴家其沒有參加,但還是把嚴推選為總召集人。會議決定:由嚴家其、包遵信作為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總召集人,下設秘書組、宣傳組、聯絡組,並在天安門廣場設立一個固定工作點,服從「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和「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領導;二十五日下午,將以首度都知識界聯合會的名義組織一次知識分子大遊行活動。

六四大屠殺發生後,曾經積極發言的(現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鄧正來,前往公安機關秘密自首,上交了他假借「秘書處」名義偷偷錄製「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等組織活動的全部錄音帶,結果導致多人被捕、判刑。

和當時七十八歲的季羨林相比,當時僅三十幾歲的鄧正來無疑更不像個男人,而像一個猥褻的太監。

六四以後,由於中共是老人幫掌權,所以下面的辦事人員也不敢肆意逮捕季羨林等老人知識分子。相反還對他們採取了贖買政策。如巴金、冰心、錢鍾書等人本來都是支持學運的,但中共卻對他們採取了招撫而不是剿滅的辦法,不僅不予追究,還以高官厚祿收買羈縻。季羨林、錢鍾書由於還有學者身份,就受到進一步「重用」,被中共培養成為「公共知識分子」。

這就是季羨林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來龍去脈,說起來一點都不「幻化」,而是實事求是地充滿了不足為外人道的「血淚史」的。

事實上,類似季羨林、錢鍾書等人的遭遇的,絕對不是季羨林一人,而是比比皆是。只要留心我們周圍,這樣被當局逐漸捧殺的「公共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形成了一個規律:六四以後只要沒被封殺的、繼續活躍的在中國大地上的「知識分子」,就都是一個個「小季羨林」。悲哀的中國。

鄧正來看來是個職業特務,刺探出賣「首都知識界聯合會」。

悲哀的是:鄧正來塑造了季羨林最後二十年!

向「1989年敢對中國共產黨說不的季羨林」致以最後的敬意。

……

據我親身經歷,上述茅山道《鄧正來塑造了季羨林最後二十年》(北京時間2009年7月19日首發)一文所言,基本屬實。

再根據發生在我家裏的事情,足以證明鄧正來確係賣友求榮的「王連舉」(樣板戲《紅燈記》裏叛徒)。

鄧正來變節出賣自己的朋友們之後,得到了周國平、榮劍等人的諒解,因為周國平、榮劍等「沒有受到司法追究」的人們自以為「問題不大」,因此「無須出逃」,就在背地裏向公安機關坦白、「說清楚」了自己參與的活動,並且逃過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的行政處分。不過說實話,周國平只是一個次要的邊緣人物,周國平並未參與在我家裏舉行的秘密會議,因此他交待的問題並不包括此次會議的內容。而我和其他一些「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秘書處骨幹成員,不得不因為鄧正來的出賣,頗為狼狽地逃離中國,至今有家難歸。

鄧正來,他害得大家好苦啊!

正道是:

甜酸苦辣的鄧正來:

對女人,鄧正來口蜜;

對同行,鄧正來醋酸;

對上級,鄧正來訴苦;

對朋友,鄧正來毒辣。

謹在此悼念「甜酸苦辣的鄧正來」。但願他不要在另一個世界裏再去害人。

責任編輯: 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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