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的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研究員、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訪問學者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雜誌上撰文稱美國應該為中國的崩潰提早做好準備。自由港將此文全文譯出，以饗讀者。原文請看：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omsday-preparing-chinas-collapse-12343
美國中央情報局(圖片來自NBC NEWS)
幾個星期前，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邁克奧斯林(Michael Auslin)在《華爾街日報》的專欄中提到了在華盛頓的一個私人聚會上，一位中國問題的資深研究員聲稱中共的崩潰即將來臨。世界第二經濟體和核大國的政治崩潰不是一件小事情。那麼華盛頓應該怎麼應對呢?到四環外面和被邊緣化了的中國人建立聯繫、通過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來告訴中國人「美國對中國的發展負有道義責任」嗎?就算中共不會在近些年倒台，思考應對策略可以幫助美國政策制定者「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
在面對中國可能的政治不穩定和政治體制的崩潰，以上提到的策略顯得微不足道了。根據奧斯林，這位匿名中國學者和其他人都認為中國若崩潰，美國首先要做的是告訴中國人民，華盛頓將會和他們站在一起。但是當中國人民揭竿而起後，這種口頭上的支持並不能改善美國的形象。在另一場至少是六四規模的抗議出現時，行動而不是言論，才能展現出華盛頓對中國的未來確實「負有道義責任」。
為中共倒台這樣的大政治危機做準備，在研究和計劃上都需做出很大的努力。在危機來臨之前，在思維方式上，我們必須要有能力想像一個沒有了中共的中國，以及其會如何發展。每年數十萬的群體性事件表明，儘管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地位日益提高，其仍然存在着能引起地震的重大政治問題。有了這樣的預警，若我們仍然忽視能引起政權更迭的動亂或者其他可能威脅政權的危機，以及北京將會如何防止這些情況的出現——那麼這將會是我們道德上的失敗。
做準備的目的是為了減小政策制定者在應對中國危機出現和升級時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還有能識別出華盛頓可以影響中共決策的地方。如果不去為了減小不確定性而努力的話，那麼因為無知而導致的恐懼，而不是深思熟慮，將很有可能主導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去選擇是否支持中國政府。
首先應該做的研究是找出中國內部有凝聚力和離心力的力量分別是什麼。中共用它六十六年積累來的強大力量打擊公民社會，把它自己滲透到任何一個有可能成為政治力量的組織中去。那些不能被它收買的組織(比如法輪功)被它變成了「賤民」、被這個政權所追捕。新興的公民社會組織在中國的官僚迷宮的夾縫中生存。如果華盛頓要聲稱其有「道義責任」的話，那麼就必須了解中共以外的中國政治生態。
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國家情報委員會出版了對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政治前景的評估。該評估更新了從1980年代早期就開始的定期分析，準確地預測了後薩達姆時代的教派衝突和國內分歧的爆發。但是我們不清楚我們是否有能力對中國做同樣的評估，更不要說能有多準確。這樣的評估應該不是關於維人和藏人，而是十二億四千萬必將在未來統治專制或民主中國的漢人。
第二是發展、維持、更新一個中共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數據庫，數據庫應該包括對這些人可以施加的壓力(比如可以被凍結的國外資產)，還有電子和電話聯繫信息。美國政府必定能跟彭博社和《紐約時報》一樣搜出這些信息。在中共內爆之際，緊張的狀態必然會促使中共的幹部開始思考他們自己和家人的福利，而不是黨的利益。在生死關頭，當每個人都開始只顧自己、尋找活路的時候，中共的制度凝聚力勢必會被動搖。在這種情況下，能對北京產生影響的能力將會變得非常私人化，華盛頓若想要塑造危機的結果，聯繫到、影響到中南海決策者、省一級領導人和安全部隊官員的能力將會是至關重要。
就像公司或者非政府組織的數據庫一樣，這個項目需要包括中國官員與美國官員及其他重要美國人的接觸記錄。如此，華盛頓知道誰和誰有聯繫，到時若需要，可以讓那些美國人去和中國官員接觸。而且做決策時，白宮必須要誠實(至少對美國官僚系統)，在過去對中美關係問題的處理上並不一直是這樣子的。
第三，預測中國對內安全部隊的實力，包括國內情報收集能力和武警能力，這對預計動亂是否到了臨界點至關重要。很多關於中國未來的研究都預設了這個國家的安全部隊會運行良好，而不去考慮它們維護政權的能力取決於一系列動態因素，包括公民的抗議和科技。如果中國的政治改變由大規模抗議帶來，那麼這說明了「一個忠臣和強大的安全部隊」的預設是錯誤的。
任何軍事干預的決定至少會有解放軍總部(如果不是中央軍委的話)的參與。若收到來自中央的命令，軍隊領導層必須要決定是支持現任政府、自己奪權還是不干預。雖然絕大部分的解放軍官員是共產黨員，但是今天這兩個組織的關係相比毛、鄧時代已經改變了很多。解放軍可能正在發展出他們自己的、獨立於共產黨的職業身份。中國迅速的軍事現代化要求解放軍的官員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職業化。再加上由於軍隊被隔離在軍區的高牆之內，和社會脫離，缺乏共同的經驗。如果解放軍的職業化孕育了「軍隊應該是一個國家的軍隊」的概念，那麼美國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這點，並且知道是誰有潛在的這種想法。
第四，美國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必須知道，當個別的群體性事件開始升級成大危機時，北京的選擇會有哪些。首先，中國的領導人需要估計，這些抗議是否可以通過收買或者捕獲抗議帶頭者而成功鎮壓，或者騷亂在擴散到其它地區之前是否能被限制住。接下來的一步是決定是否允許地方和省級政府自行解決危機，而不需要中央的介入。鑑於複雜的安排使得省與省之間的直接合作幾乎不可能，對泛省的抗議的鎮壓需要中央來協調。知道中共在不同的層級會如何操作、誰會是決策者對影響事件的發展至關重要。在獲取新的信息之前，我們很大程度上只能想像這個過程和決定，但是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對此進行思考，同時又要意識到答案並不是最終的。正如總統艾森豪威爾所說，具體的計劃方案可能是無用的，但是計劃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美國政府需要找到和中國人民直接溝通的渠道，即使在北京開始掐斷國際通訊之際。防火牆可能不是無懈可擊的，完全關閉中國的互聯網也不容易，但是最近的對VPN的干擾顯示，中共可以讓中國和外界通過互聯網的通訊變得非常困難。把美國的對外宣傳活動全部移到網上而不留保險措施是魯莽的舉動。如果保險措施仍然無法避開網絡審查，那麼接下來需要的是保留通過無線電向中國傳播信息的能力。
最後，如果美國目前的情報收集和分析系統(包括美國的外交系統)不能勝任以上提到的準備工作，那麼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專業知識、收集和處理信息和應對中國內部的危機。這裏的問題不是我們投入的量的大小，而是我們需要專注於和保證我們能夠持續開展以上提到的準備工作。而且，這需要政策制定者的直接參與，不僅因為他們在收集關鍵中共人物個人信息中的角色，還因為「政策制定最終決定了情報工作的限度」這一事實上。
如果華盛頓對中共已經接近黃昏感到擔憂，那麼對中國未來的「道義責任」需要的是對中國政治生態更深的了解，要超越處理日常政策制定所需的了解，要在中共領導人再次把槍口對準了他們的人民之前影響他們。沒有事先的準備，美國和其他國際領導人會為一個不穩定的中國的前景而感到困擾，可能因此而覺得中國「大到不能倒」。他們還可能像1989年那樣在遠處旁觀，不知道最好的行動是什麼、不知道如何影響中共領導人的決定。什麼也不做也許並不是錯誤的，但是如此重大的決定不能建立在無知、對六四場景的記憶和在危機時刻收集來的零星信息之上。
原載《自由港》： https://iyouport.com/archives/3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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