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高崗墓碑被砸掉半截
1954年8月，高崗已被管教半年。他寫給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沒有回音。從7月初開始，電台陸續廣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單，他仔細地收聽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來越焦躁不安，終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語，行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現腸胃功能失調的症狀：腹瀉、消化不良等。但卻拒絕治療。
在中央決定對高崗實行管教的同時，還決定在樓上設一值班室，與其臥室僅相距四五米，並讓我在樓上值班。我住在高崗臥室的斜對面，這樣，可以隨時注意到高崗的每一個微小變化，及時向中央報告，甚至是緊急報告，請求中央趕快派人來和他談話，以免發生意外。但意外還是發生了。
事發經過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無雲，熱氣襲人。
這天沒有學習。高崗吃罷早飯，便在樓上四處走動，從臥室到起居室、辦公室，從走廊這一頭到那一頭，又到值班室、衛士長臥室、秘書臥室……似隨便走動，又像是在察看什麼。
上午11點多，李力群從外面回來，匆匆上樓，6歲的小女兒告訴媽媽：「爸爸在房間裏弄什麼東西，一閃一閃的，還啪啪響。」李力群馬上去臥室，見高崗手裏拿着枱燈的電線，站在裝有電插座的牆邊。
「你在這幹什麼呀?」
「噢，沒什麼，看看這插座有電沒有。」
李力群一把奪過電線，又氣又急地說：「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崗很尷尬：「沒有的事……你去報告趙秘書吧，馬上叫人來把我帶走吧!」
「你不是想自殺，我報告什麼呀!」
李力群意識到高崗有自殺的企圖，但她怕刺激他，對他不利，所以沒有報告此事。湊巧，這天我輪休，副組長趙光華值班，李力群與他畢竟不如與我熟悉，這也是她沒有及時反映這事的一個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讓高崗脫離自己的視線。
午睡起來不久，忽然不見了高崗。李力群到處尋找，最後發現他在起居室的小樓梯下面。那裏是通往樓下大廳的過道，半年來一直封閉着，堆放了許多雜物，佈滿蜘蛛網和灰塵。高崗去那裏，顯然很反常。
「你是幹什麼!」
「我沒幹啥，隨便下來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馬上去報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點。
李力群急得直跺腳：「你呀，你呀!」說着，把他拉了上來。
這以後，高崗拉着幾個人打麻將，李力群依然什麼也沒說。
下午6點，我回到高家，高崗拉我一起打麻將，一直玩到半夜。後來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讓李力群單獨和我接觸，怕她報告白天發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點，高崗勉強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飯，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崗卻毫無睡意，跟李力群談了很久很久。
最近一段時間，高崗經常在深夜與李力群長談，今夜談得更多，情緒也很激動。他講自己的經歷，講近幾年發生的事情，講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說：「我這輩子做了不少對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你的事情。現在，我的問題牽扯到那麼多的人，我怎麼對得起他們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這半年裏，特別是7月以來，高崗不止一次流露焦躁不安、悲觀失望的情緒，多次講過「不如死了算啦」之類的話。因此，李力群還像往常一樣，以為他只是說說而已，並沒有特別在意。她也只是反覆勸慰他。
不知不覺間，時間已過了凌晨兩點半，懷着身孕的李力群實在太睏乏了，她對高崗說：「兩點半都過了，快睡吧!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高崗重重地長嘆一口氣，說：「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摺疊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崗卻毫無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動不動。突然，他坐起來，不知從何處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膠囊，迅速塞進嘴裏。但，要咽下這麼一大把膠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卻發現水瓶已經空了。於是，他穿過洗漱間，來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員要了一杯溫水，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
他沒有覺察到，在黑暗與匆忙之中，有一粒膠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壓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個大晴天。李力群一覺醒來，已是8點多鐘。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兒：「去把爸爸叫醒。」孩子連叫帶推，高崗毫無反應。她大喊：「媽媽!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驚，急忙撲到大床邊，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崗只沉睡不醒。她驚惶地奔出臥室，猛敲我的房門，大聲呼叫：「趙秘書，趙秘書!快來，快來!」
我當時正在看書，聞聲大驚：「不好，出事了!」慌忙急奔出屋，因拐彎太猛，重重摔倒，爬起來又跑，衝進高崗臥室。接着，董秘書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進來，圍到床邊。只見高崗仰臥在大床上，蓋着一條毯子，呼吸沉重勻均，一動不動。
李力群繼續一邊推，一邊呼喊着。
我摸一下他的脈搏，很沉很慢，掰開他的眼皮，毫無反應。
急促的砰砰敲門聲，沉重的跑步聲，淒涼急切的呼喚聲，驚動了整個大樓里的人們，都匆匆忙忙，慌慌張張，沖向高崗的臥室。於是，我們分別向有關方面打電話，告急、求救。
大約9點半，北京醫院的領導和醫務人員首先趕到，開始緊張而有序地搶救。
大家聚集在高崗臥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搶救生效。
他的呼吸越來越慢，心跳越來越微弱。終於漸漸消失。
一位醫生將高崗的軀體側轉，發現他身下壓着一粒紅色膠囊，這正是他平時服用的「速可眠」。醫生說：「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險，常用此藥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崗的背部，指着一片紅褐色的斑痕說：「這是死斑，是真死的徵狀。」於是停止搶救。此時是上午10點17分。
11點左右，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馬明方、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一起趕到。他們來到高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遺體，聽了管教人員和家屬的簡單匯報，表情凝重，一言未發。臨走時囑咐我們：「弄點冰來，把遺體保護好。」
結論
周恩來和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是中午一起趕來的。他們沉着臉，上樓看了高崗的遺體。這時室內和遺體周圍已擺放了許多天然冰塊，沒有什麼異味。他們一言未發，轉身下樓，在大廳里坐下聽匯報。
我首先檢討：「我們工作沒做好，沒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務……」
周揮一下手，意思是不要聽檢討。我便簡略報告了事發經過和搶救情況。總理對李力群說：「你講講高崗服毒前的情況吧!」
李力群也先檢討了幾句，隨後詳細匯報了16日發生的異常情況和17日凌晨上床後的情況，但是沒有具體講高崗和她談話的內容。
周聽得很認真，沒有追問，也沒有責備。他要管教組給中央寫個書面報告，並叮囑嚴守紀律，不許外傳。然後吩咐由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安排善後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殮厚葬;先要保護好遺體，準備解剖檢驗。
接着，由總理口述，齊燕銘執筆記錄，寫出一個名單：王世泰、劉景范(張鵬圖)、張策、王子宜、董純才、范子文、安志文、馬洪、王光偉、倪偉、烏蘭夫、劉瀾濤、李先念、曾山、張際春、黃克誠、安子文、高克林、張蘇，共19人。
周非常細心。在齊燕銘寫到劉景范時，總理說：「劉景范就是那個叫張鵬圖的」;寫到倪偉時，總理說：「你把『倪』字寫得太潦草，連筆了，不好認。」齊燕銘便在草寫的「倪」字旁邊又寫了一個正楷的「倪」字。
這個名單，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當時在中央各單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東北工作的，當時在計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從各大區調到中央各主要部門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是周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幹部，當時在最高檢察院，張蘇原在華北工作，當時在最高法院。所有這些人，或是跟高崗熟悉的，一起工作過的，或曾在各大區工作過，當時是中央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幹部。
周又叮囑說：「就說我召開的緊急會議，務必親自準時到會。」齊燕銘立即去安排通知：當晚8點半，周在東交民巷8號召開會議，要求必須本人準時參加，但卻沒說開什麼會。
那時，周開會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廳，而且事先都要告訴會議內容;唯獨這次是例外，這麼晚，而且是在這麼一個地方，還只許本人參加。接到通知的人都有點納悶。
晚上8點半以前，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等先後到來，陸續上樓看了高崗遺體。
8點半，人都到齊，靜坐在樓下大廳中央，周總理宣佈：「今天，8月17號上午，高崗死了。現在要對屍體進行解剖檢驗，成立監督檢驗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三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請大家等候檢驗結果。」直到這時，大家才注意到有幾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隨同楊尚昆等一起上樓去了。接着，周總理讓李力群匯報高崗自殺經過情況。
高崗的遺體及冰塊已從臥室搬到值班室，遺體安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紅木寫字枱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內的燈全開着，如同白晝。解剖檢驗就在這裏進行，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半小時，進行順利。楊尚昆、安子文只上樓看了一下，便去樓下大廳聽李力群匯報，基本不在場，檢驗快結束時才回到樓上來。
當晚10點多，大廳四面的壁燈和中央三盞樹型玻璃大吊燈全亮着，而通往大廳的長長走廊，則顯得昏暗淒涼。監督小組和醫生們一起下樓，經過走廊，來到大廳。參加會議的人們屏息靜待着，只聽周說：「請北京醫院的醫生宣佈解剖檢驗的結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醫生站起來，一字一句地宣讀檢驗報告：「發現屍體胃裏殘留大量安眠藥成分的沾液;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結論是：死者生前服用過量的安眠藥，造成中樞神經麻痹，以致死亡。」
大約11點鐘，會議結束時，周叮囑說：「今天的事，你們沒有傳達的任務，不許外傳，請嚴守紀律。」
人們不禁要問：高崗服用的安眠藥是從哪裏來的?經過分析，排除了「外人給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崗自己留下的」。高崗在管教期間每晚服用安眠藥，儘管都是在值班人員監視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膠囊壓在舌頭底下，即使張開咀，也不易發現。在半年之內，要積攢起足以致命的數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準備好而保存下來的。1月間，他曾經把20粒速可眠膠囊親自縫在毛褲褲襠里，準備在被捕後自殺用。這20粒安眠藥以後不知哪兒去了。至於安眠藥藏在什麼地方?已成為永遠的謎。
就在高崗自殺身亡的當天，羅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養的毛主席作了匯報。
安葬
當東交民巷8號大院的緊急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人車紛紛離去，大院又恢復平靜。幾個年輕力壯的人用白布床單兜着高崗的遺體，從樓上搬到樓下，平穩地放進停放在東門門廳的棺柩里。高崗的遺體早已穿戴整齊，就像平時那樣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裝，里穿白色襯衣襯褲，白襪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嶄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發出濃濃的柏木香氣。那是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們遵照周恩來「善殮厚葬」的指示，從市場上買來的最好的壽材，人們稱之為「六塊頭」，即上下、左右、前後六塊壽板都是整塊的，而不是由板條拼合的。
棺柩內墊襯的東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紙和黃裱紙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幾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鋪墊厚厚的一層，然後在遺體兩側和上面塞得平平實實的。這麼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遺體，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個小伙子把它從地上挪上卡車，費了很大的力氣。
18日凌晨1時入殮完畢，大卡車當做靈車，載着棺柩，緩緩駛出東交民巷8號大院。自從1953年1月高崗搬進這座大院，前後不到一年零八個月。
隨車送靈的，沒有高崗的妻子、兒女和故舊親朋，只有他原來的秘書、衛士長等工作人員。
靈車一直開到北海后街的嘉興寺，將棺柩暫時停放在該寺西院的一間小偏屋裏。待安放妥當，東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進行安葬，主要由機關事務管理局辦理，秘書、衛士長等隨行，他們是在完成組織交代的最後使命。高崗的胞兄高崇義於19日從陝北趕到北京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崗的長子21日下午才從哈爾濱趕來，沒趕上為他父親安葬。李力群因過度勞累原本不想去，經勸說，還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點半，高崗的靈柩從嘉興寺移出來，抬上一輛大卡車，蓋上幾片麻袋，車頭沒掛黑紗，沒掛死者的照片，車上沒有鮮花、花圈;送靈的人們也沒戴黑紗或白花，有的扶車幫而站立，有的乾脆依靠在棺柩上。從外表看，這不過是一輛普通的戴人貨車。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蓋着的巨大而貴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訴人們，它所盛放的絕非等閒之輩。車上的人都神態嚴肅，不說話，更不談笑。卡車駛出西直門以後，便加速飛奔，揚起一片塵土。此時，正是10點多鐘，驕陽似火，熱氣灼人。但卡車在郊外飛馳，路寬人稀，迎面撲來涼風烈烈，使人不覺烈日之可畏。車行大約一個多小時，停在萬安公墓門前，人們一下車，就感到地面熱氣蒸騰。
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臥佛寺，這裏遠離市囂，人跡罕至，十分幽靜。早年，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裏當作身後安息之地。高崗之所以能安葬在這裏，是因為周總理有明確指示交待：葬在萬安公墓，要立碑，只寫「高崗之墓」，不寫立碑人，不寫年月日。
整個墓區地勢是東北高而西南低，低處可見雨水浸漫的痕跡。高崗的墓穴，在墓區中央地段，地勢高，向陽，位置很好。幾個青壯年把高崗的靈柩從卡車上移下來，扛到墓穴處，緩緩放入，掩上穴蓋，安葬就算完成。沒有告別儀式，沒有哀樂，也沒有慟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進行。最後，人們不聲不響地、平平靜靜地離去。這是一個不成葬禮的葬禮，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隊伍。
當人們回到卡車上時，已是下午1點半多了。
當天沒來得及立碑，後來做了一個墓碑，沒有刻寫墓主的名字，沒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沒有碑文，是一個真正的無字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