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姚依林
「克廣同志來電報，嚴厲批評天津城委特科。」
「克廣同志批示，已經為你申請了1,200元經費。」
電視劇《借槍》中，「姚克廣」這個名字常常被熊闊海提起。劇中提及的「克廣同志」，神通廣大的同時又添了一層神秘。
姚克廣真名姚依林，16歲加入中共，1935年在北平領導發動了「一二·九」學生抗日示威遊行，1937年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而另一個為人所熟知的姚依林，其身份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一向老練沉穩、寡言慎行的姚依林，幸虧在年近古稀時與堂妹姚錦作「百夕談」，才揭開了「克廣同志」在天津潛伏的傳奇經歷。
姚公館「姚克廣」是他的面具
上世紀三十年代，風雨飄搖的政治局勢，還波及不到天津法租界32號路(現赤峰道)的「名流們」。
軍閥、政客等上流社會人士都愛把家安在這裏。張學良和趙四在此情定終身，軍閥李厚基常約盧永祥打麻將，幼年張愛玲的家與法國花園(現中心公園)只有幾步路。相比於住在英租界的五大道，從法租界32號路到渤海大樓、勸業場消費娛樂，更為方便一些。
林林總總的要人豪宅中，姚公館算是個熱鬧的地方。
姚家是聲名顯赫的大家族。姚公館的主人姚國楨，在北洋政府時期曾任交通部部長，全國煙酒事務署督辦，北京交通大學校長。
六弟姚震與段祺瑞執政府走得更近——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歸來後，姚震不斷周旋爬升，最終獲任段祺瑞執政府秘書長、司法總長等職。1935年姚震去世，段祺瑞甚至哭送輓聯「喪我股肱」。
1936年以後，姚公館漸漸多了個串門的常客，那就是姚國楨的六侄姚依林。
按照大家族的規矩，姚依林屬「克」字輩，在姚家，他的名字是「姚克廣」。
克廣的父親姚捷勛是姚國楨的四哥。民國時，他先後任上海巡警總局局長和廣東省會警察廳廳長，還因在護法運動中響應孫中山，榮膺陸軍中將軍銜。
姚捷勛在1917年早逝。四哥向來在南方活動，與大家族聯繫不甚緊密，為何如今克廣又頻繁出入姚公館，與家中變得如此熟絡?姚國楨雖心中疑惑，但並未過多追究。
當時姚克廣心中有自己的打算。後來，他與堂妹姚錦談起兩位鼎鼎大名的叔叔：「他們兩兄弟住在一起，都屬安福系段祺瑞幕府，一個要權，一個摟錢，互相勾結。」每當說起自己的大家族史，他總是眯眼笑着。
聰明一世的姚國楨不會知道，六侄姚克廣已經是中共天津市委書記。那時的他，才只有19歲。
大家族對姚克廣是很好的掩護。1936年這一年，他一方面觀察姚府的社會關係，利用機會為中共做事;一方面，他常與姚家的弟妹在一起，談社會、談國家，談鬥爭，抗日局勢在幾位弟妹的心中不再是個謎。
堂妹姚錦還記得，在姚公館的三層樓大露台上，克廣常常和弟妹比賽「猜拳」、「邁大步」。在她心中，這位「六兄」極具吸引力，他言談簡練幽默，常常引導弟妹關心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時勢。
「在封建大家庭里，他就像是革命的火種，點燃了弟妹們蒙昧幼稚的心靈。」姚錦最終參加了革命，而另外兩個弟弟克蔭和克佑，一個成為燕京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一個奔赴延安，中共建政後任解放軍空軍副參謀長，1961年晉升少將軍銜。
南開園從清華來的插班生
對於姚依林來說，在天津工作與在北京最大的不同，就是從「地上」潛伏到了「地下」。地下工作似乎更適合一向寡言的姚依林。在外人眼中，他不善交際。老同事孫敬文曾評價姚依林：「他年紀雖小，但非常成熟，很本分，從不出風頭，從不伸手，但對原則必定堅持。」
來津之初，姚依林的任務是協助編輯黨的半公開政治經濟刊物《長城》，每一篇稿件都被他細細核對修改，定稿後送往國民飯店樓下知識書店(地下黨聯絡站)店主吳硯農處。
其間，姚依林通過在南開大學在經濟系讀書的六姐的私人關係，不需證明、文憑，考入了由法國人辦的南開大學工商學院，讀經濟系二年級。讀到五年級寫論文時，卻因形勢變化，不得不輟學。早在1934年秋天，姚依林就考入了清華大學化學系讀書，因為1935年領導「一二·九」運動沒能畢業，1936年6月被上級中共組織派到天津工作。「我念了五年大學，沒混上文憑!」姚依林對此也只能一笑而過。
有一陣，五叔姚國楨不知從何處得知這遷津的六表侄是和北平「一二·九」運動有關的人物。曾為商人的姚國楨投機心態重，他勸告姚依林說：「學運這種事，你不能不參加，那就參加一下，跟在後面跑一跑就是!」姚依林立刻回答：「我就是在後面跑一跑而已。」
事實上，在清華讀書時的姚依林是「一二·九」運動的領軍人物。這麼「跑一跑」，就跑出了北平十幾所學校6,000多名學生的罷課請願，「跑」出了一個營的軍警到清華圍捕。1935年冬天的北平全城，被學生們「跑」得驚天動地。
1935年12月9日當天，因風聲走漏，姚依林與另一位總指揮部成員郭明秋一早就被請去「喝茶」。另一次，一個營的軍警包圍了清華大學，搜查「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骨幹，姚依林被迫在馮友蘭教授家的廚房躲了一夜。
由於被特務盯上了。姚依林離開了清華母校，轉移到天津。1936年11月，中央調姚依林擔任地下黨天津市委宣傳部長兼管學生區委工作，其間他還主辦一份指導學生的半公開刊物《世界雜誌》，由他執筆撰寫一些宣傳、指導學運工作的文章，工作地點就在南開大學學生宿舍四樓的一個房間裏。他利用這一便利條件向大學生們廣泛宣傳進步中共思想，時間長了，他也成為同學們的知心朋友、革命戰友。
福順里「許志庸」一個人的市委
南京路誠基中心大廈的前身是一條胡同，磚木結構的三層樓房排列兩邊。借「福順平安」之意，胡同取名為「福順里」。
1936年11月以後，福順里的鄰居們了解到，巷內12號搬來一個上了年紀的南方寡婦和她的老保姆，寡婦的兒子名叫「許志庸」，據說他們家還有一個親日派的叔父。但沒有人知道，中共天津市委就藏在這裏。
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最安全，姚依林開始以「許志庸」的身份混跡於天津各階層人士之間。
在姚公館，姚依林與常去打麻將的王若僖夫婦熟識。時任國民黨天津電報局局長的王若僖，與姚國楨是連襟，與姚依林也算遠親。王若僖來姚公館串門，常與「克廣」照面，「克廣」與「一二·九」運動的關聯，王若僖略有耳聞。王若僖也知道中共天津市委有個叫「許志庸」的，卻無論如何都不會將「許志庸」和「姚克廣」聯繫在一起。
那時候，由中共領導的「天津各界武裝自衛會」剛剛改組，正在聯繫地方武裝策劃開展冀東武裝鬥爭，急需一個合法身份。身為黨組成員的姚依林將王若僖引薦給自衛會。
令人吃驚的是，「天津各界武裝自衛會」的領導頭銜，最終落在國民黨高官王若僖的頭上。
「為什麼要推舉王若僖?一是武裝暴動搞起來，可讓蔣介石承認，給他下委任狀。二是下委任狀才有經費。地方武裝不同於我們，它是要餉要錢，要經費的。」姚依林回憶起這段軼事，好像敘說着一段戲劇情節，熟悉的角色上了場。
姚依林似乎天生就具備經濟頭腦，這也讓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主抓國家經濟工作時能夠遊刃有餘。「一二·九」運動期間，中共創始人之一、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教的張申府問他組織這次運動花了多少錢。他答「一百大洋」。張申府連聲稱讚：「物美價廉!」
「七七事變」打響，平津學生大撤退也迫在眉睫。不到20歲的天津市委書記姚依林臨危受命，一方面出版刊物動員學生參與革命，一方面自掏腰包支持學生撤退。
漸漸地，天津市委只剩下了「許志庸」一個人了。
在天津堅持的少數人中，還有天津民先總隊部委員張淑貞(即姚依林的妻子張淑華，後改名為周彬)。她告訴姚依林，自己之所以沒有撤走，是因為父親是高級銀行職員，同樣具備掩護條件。
「孤軍奮戰」的兩個人常常並肩走在天津的街頭。談起工作來，一走就走好幾里路。不知不覺中，愛情也在兩人之間發了芽。離開天津的時刻近了。「許志庸」打算在臨走之前，以「姚克廣」的面目登門會一會老朋友王若僖。
姚向王若僖表明，「姚克廣」其實就是「許志庸」。王若僖不免驚訝。「我還不清楚你是……我們還是親戚嘛!」那天送走姚，王若僖還在自言自語：「克廣是共產黨，我是知道的;他在共產黨里負那麼大責任，我不清楚，真不清楚，沒有想到!」
1938年9月，姚克廣離津赴冀。參與冀東武裝暴動後，隨鄧華部隊去了平西，21歲時正式定名為姚依林。臨走前，他與張淑貞互表心意，相約互相等待。自此，他在天津不再留有牽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