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生命的生存，都呼應着相應的生態。沒有良好的生態，就沒有良好的生存。中國經濟之所以發展艱難，是因為背後的經濟生態惡劣。
這個惡劣指什麼呢?就是指既得利益對民生肆無忌憚的盤剝和踐踏。而既得利益，有史以來一直是進步力量無法戰勝的暗地裏事實上把控社會運行既存在勢力，是社會無法超越的黑洞。
既得利益是歷史形成的。根長在歷史，危害卻在現實。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要通過對既有政策的調整去剷除既得利益的設想，很難實現。談消除既得利益的危害，談了幾十年，從我們這一代打光屁股的時候就談起了要反對官僚主義的權力任性，然而到我們老了的今天情況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而且權力越來越任性。對既得利益的無奈，對權力任性的無奈，也就成了中國經濟無法解脫、逾越的宿命。
儘管既得利益總體上是無法逾越的，但局部的剷除仍是現實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猶如我們經常在電視裏看到的原始森林裏行走，總有一個人持刀在前面砍出一條路來，大家才能走一樣。
新千年十八大以後，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問題集中暴發，經濟生態惡化到無法持續的狀態，經濟發展舉步維艱。這就使得現實的經濟發展，不僅在於發展部署本身，而且還在於要重新開路，要砍出一條路來，否則無路可走。而過去的〝問題〞，都是既得利益的剛性驅動權力任性的結果。權力任性的歷史越長，問題積累就越多。而權力與市場的自由本性是相悖的，權力的任性，等於市場的薄弱。政府要那麼大的權力幹嘛，要那麼多權力幹嘛，權力的設置為什麼那樣繁鎖，原因只有一個，即實現既得利益的需要。
據中國政府網載，5月12日，即昨天，李克強總理在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職能轉變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引《禮記》《論語》詳解政府工作報告中〝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的表述，間接指出了政府權力任性的不合理。李總理說，縱觀中國歷史，凡盛世往往都〝居敬行簡〞、輕徭薄賦，政府施政要義，在於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並指出今年簡政放權重點工作是〝五砍〞：
再砍掉一批審批事項，
再砍掉一批審批中介事項，
再砍掉一批審批過程中的繁文縟節，
再砍掉一批企業登記註冊和辦事的關卡，
再砍掉一批不合法不合規不合理的收費。
眾所周知，新一屆政府對削減政府權力動的手術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史無前例的。然而即便如此，政府的權力仍舊過於任性。其任性不在於看得見的行政管理條款，還在於權力決定一切的社會生態氛圍。因為在我們的體制中，權力對人身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人的自由度很小。近日網上爆山西某官員在幹部大會上公開說〝國家規定就是狗屁，我就不執行〞、〝我是搞法律出身的，我知道法律是幹啥的，我就不講法〞……以上〝驚人語錄〞反映出官員是何等的任性。這個官員的任性所反映出來的絕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官場的風氣。中國是一個權力社會。這個官員的任性所反映的背後的官僚任性、官場任性，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影響，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到政府部門辦事，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是常態，權威主義已經深入到了我們這個民族的靈魂。
〝再砍掉一批審批事項〞，說明審批事項沒有必要太多，而砍了一道又一道，說明多到了什麼程度。此外諸如中介事項、繁文縟節、辦事關卡、無良收費等，為什麼當初要設計那麼多?設計來幹什麼?誰讓設計的?答案就一個：為了保證既得利益實現的需要。
這說明權力任性的背後，是既得利益的猖獗，是對公民權利的無視，是對市場自由的否定，是對市場發育的扼制。
大刀闊斧簡政放權的背後，反映的是我們的經濟生態曾經是何等的惡劣，市場的成長是何等的艱難，既得利益何等的瘋狂。
再從另一方面看，我們炎黃民族的特性之一，是不守規矩。你說沒有一定的約束，這天下還了得。不守規矩的民性，就需要有約束。然而一通過權力約束，又助長了權力任性。於是，一放就亂，一管就死，就成了我們這個社會的咒魔，形成了非常不利於社會進步的惡性循環。社會的發展進步，就是在這樣惡性循環的生態中蹉跎的。為什麼今天的經濟生活處處都是兩難的問題和局面，根源就在於經濟生態的惡劣。
要改善經濟環境，淨化經濟生態，需要做的不是削減政府權力的問題，不是限制權力任性的問題，而是把權力置於陽光監督之下的變革。而把權力置於陽光之下的過程，本身是一個權力升華涅盤的過程，也是一個權力自我否定的過程。因為陽光下的權力已經不再是權力，而是法治了。
這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靠權力的調整、伸縮、控制來淨化經濟環境，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從根本上講，要剷除既得利益存在的土壤，要從根本上杜絕權力任性，有效淨化經濟環境，要依靠的是社會法治化。讓握在個人手上的權力，變為公眾監督的法治，才是解決問題，從而真正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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