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內部，被毛澤東從基層破格提拔到中共重要職位上而顯赫多年的人物並不太多，而紀登奎則是與毛風雲際會、在中共黨內和國家政壇上紅達二十多年的政治明星。直到毛去世，「四人幫」被逮捕，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批評，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批准他的辭職請求之後他才從政治舞台黯然退出。回顧紀登奎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進退浮沉，對了解從中共建政後到文革結束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政治生態和風雲人物的功過大有裨益。脾氣火爆的張愛萍曾與紀登奎當面對質，兩人言語激烈，互不相讓，最後還是「老好人」華國鋒解圍。張愛萍事後用「品格太差」諷刺紀登奎。
1973年，姚文元、紀登奎和華國鋒(從左至右)出席中共十大
「老朋友」的來歷
毛澤東生於1893年，比生於1923年的紀登奎整整大30歲，應該說，屬於兩輩人。然而，毛澤東卻公開稱紀登奎為「老朋友」，從此，「老朋友」就成為紀登奎一時的外號。實在非同尋常，在中共黨內極為少見。
毛澤東第一次認識紀登奎是1951年春天路過河南許昌召見他的專列上，然而他稱紀登奎為「老朋友」雖然也是在路過河南的專列上，但是時間不是1951年，而是16年後的1967年;地點不是在許昌，而是在鄭州。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澤東在從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經過鄭州時稍作停留，河南省黨政軍負責人劉建勛、王新、紀登奎應召登上毛澤東的專列。
毛澤東見到紀登奎，高興地握着他的手說：紀登奎，老朋友啦!
這就是毛澤東第一次稱紀登奎為「老朋友」。當時在場的除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外，只有劉建勛、王新等河南省黨政軍二、三位主要負責人。
毛澤東第二次稱紀登奎為「老朋友」，是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上。
1969年4月，紀登奎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九大會議。4月14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九大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首先通過了政治報告和新黨章，然後是大會發言。先後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9人在大會上發言。當輪到紀登奎發言時，毛澤東扭頭往身後的主席團成員座席上掃視，沒有看到紀登奎，於是問身旁的周恩來：紀登奎同志在哪裏呢?周恩來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說：紀登奎同志在下面。這時，紀登奎從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發言席，當他走到毛澤東面前的時候，毛澤東微笑道：請你講話。然後，毛澤東向大會全體代表說：他叫紀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長期在河南工作，受了一點災難就是了。多災多難呵!
聽到毛澤東的公開介紹，會場頓時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上，毛澤東向1512名代表介紹紀登奎是自己的「老朋友」，這對提高紀登奎的聲望和地位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在這次大會上，紀登奎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紀登奎又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當時年僅46歲的紀登奎之所以能夠一躍躋身於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完全是毛澤東的器重和提攜，而毛澤東的那句「老朋友」顯然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紀登奎緣何獲得毛澤東的賞識？
毛澤東多次在路過河南的專列上召見紀登奎，據紀登奎晚年回憶，這樣的召見有13次之多。不少人據此認為紀登奎之所以獲得毛澤東的賞識，主要是由於紀登奎幸運地得到了專列上被主席召見的機遇，否則，紀登奎也許一輩子都在河南。
筆者認為，一個人的才幹得到充分的發揮，事業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機遇是必不可少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機遇就沒有成功。古往今來，因為沒有機遇埋沒的人才不知凡幾。如果紀登奎沒有毛澤東專列上的多次召見，就沒有「老朋友」之說，也不會有後來毛澤東對他的破格提拔。
但是，光有機遇還不行，機遇必須與才幹和實力結合起來才能獲得成功。一個人遇到了好的機遇，如果沒有廣博的知識和突出的才幹配合，也是很難獲得成功的。在這裏，我可以舉個毛澤東在河南召見路憲文的例子予以說明。
據中華網《紀登奎的三大遺憾：》中披露，有一次，毛澤東南下的專列從鄭州開向信陽，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登車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但他總是說不到點子上，毛澤東興趣索然，很快就招呼其下車，而不讓本該下車的許昌地委書記紀登奎下車。路憲文下車後，埋怨辦公室的秘書們「不會弄材料，還是人家老紀會說，毛主席聽得不讓走。」
秘書們問他：毛主席怎麼問話?原來，毛澤東問：你所管轄的地方既有一個上蔡縣，理當還有一個下蔡咯?路憲文緊張地說：「報告毛主席，我學習的不好，不知道有沒有下蔡。」毛澤東又問：你那個信陽州里，宋士傑告狀的文廟還在不在?路憲文又趕緊答道：「報告毛主席，我學習的不好，不知道。」毛澤東說，好了，你談談工作吧!路憲文就趕緊匯報說怎麼發動群眾，怎麼發明創造，過去蒸着吃的紅薯，現在可以蒸饃饃，包餃子，做點心……。毛澤東終於不耐煩地說：你說了半天，不就是一塊紅薯麼?!
後來，地委秘書們告訴路憲文：新蔡建縣時間晚於上蔡，地勢較低，應該就是「下蔡」了;地委辦公室後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過去的文廟。路憲文惱羞成怒地說：你們給我準備的材料上有這些嗎?然而，不管怎麼發火，已是於事無補、無可挽回了。
大躍進期間，毛澤東乘專列在河南同時召見兩位州官——許昌地委書記紀登奎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給他們提供的機遇是同樣的。但是由於路憲文知識欠缺，實力不足，說不到點子上，第一次被召見就放了個「瞎炮」，給毛澤東留下了個不好的印象，甚至使他不悅，所以當時就叫他下車走人了，以後再沒有召見他。就是這個路憲文，在其擔任信陽地委書記期間，急功近利，強迫命令，虛報浮誇，在1959年鬧出了震驚中外、餓死百萬民眾的「信陽事件」，被撤職查辦，落了個身敗名裂的下場。而那次與他同時被召見的紀登奎卻得到毛澤東的歡心，越談越有興趣，以至「不讓本該下車的許昌地委書記紀登奎下車」，繼續深談。這充分說明，沒有機遇固然不行，但是機遇卻是因人而異的，它只青睞有學識、實力和才幹的人。對沒有學識、實力的庸才，即使給他極其難得的機遇，也是枉然的。紀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較深入，掌握實際情況，加之性格比較沉穩，相對來說敢於實事求是，不像有些幹部那樣誇誇其談，文過飾非，向上司匯報工作時，成績都是自己的，缺點、錯誤都是別人的。早在1951年春天第一次被毛澤東在專列上召見，回答毛澤東的「六問」時，他就敢於承認自己過去「整錯過人」、「殺錯過人」的錯誤，當即獲得了毛澤東的好感。由於紀登奎給毛澤東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所以才有後來的多次召見和破格提拔。
更重要的是，紀登奎準確地按毛澤東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毛澤東提出的問題，這是他獲得毛澤東信任和器重的關鍵所在。
如1967年9月22日，毛澤東在從南方返回北京途經鄭州停留，河南省黨政軍負責人劉建勛、王新、紀登奎應召登上毛澤東的專列。毛澤東見到紀登奎，高興地握着他的手說：紀登奎，老朋友啦!
當時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受到衝擊，紀登奎也不例外。劉建勛對毛澤東說：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鍛煉了，他在運動中被關了四個多月，挨批鬥，坐「噴氣式飛機」可多啦。
毛澤東看着紀登奎說：啊，真是多災多難。你說，這一點好處都沒有嗎?
此時，精明過人的紀登奎沒有大訴其苦，傾吐委屈，發泄不滿，而是頗為輕鬆地說：大有好處，能夠鍛煉人。
毛澤東問：你挨了多少次鬥?坐「噴氣式飛機」是什麼樣子?紀登奎回答說：挨鬥不少，有幾百次。坐「噴氣式飛機」就跟割麥子差不多，還可以鍛煉身體呢!
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他從椅子上站起身，學着坐「噴氣式飛機」的樣子，彎腰，低頭，把兩隻胳膊朝身後高高抬起，大家見狀都笑了起來。
在中華民族的這場浩劫中，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和社會精英都受到戴高帽子遊街、坐「噴氣式飛機」等各種各樣的凌辱，今天想起來仍感到非常沉重。然而，在這裏卻成為一場輕鬆的笑談，此時的紀登奎不可能批評「文化大革命」，因為，他深知「文化大革命」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對「文化大革命」即使稍微流露不滿都有可能觸怒毛澤東。所以，對「文化大革命」，紀登奎不僅沒有絲毫的批評，而且說「大有好處」，這4個字使「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領導者毛澤東感到特別受用和歡心。
後來，紀登奎一直受到毛澤東非常的信任和倚重，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紀登奎在毛澤東的多次召見中成功的應答，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運動「大有好處」的肯定則是非常關鍵的。
張愛萍與紀登奎的當面衝突
紀登奎雖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衝擊，挨批鬥、坐「噴氣式飛機」，但很快就被結合進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任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擔任重要職務之後，他就一直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紅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整人的運動，作為運動中的「紅人」，位高權重的紀登奎跟着運動犯錯誤、說錯話、做錯事、傷害人可以說是必然的。
據張愛萍將軍的兒子張勝寫的《從戰爭中走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披露，1975年3月，經過葉帥的反覆動員，張愛萍重新回到國防科委系統，重點整頓230廠。他興奮地對孩子們說：「鄧小平出來了，說明毛主席回心轉意了。」這是他出山的前提。(358頁)
其實，張愛萍判斷錯了。毛澤東並沒有回心轉意，他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決定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復出後狠抓整頓、試圖糾正「文革」錯誤的鄧小平再次打倒。這樣，重新工作後狠抓整頓的張愛萍必然在劫難逃了。
1975年11月2日，被張愛萍趕出七機部的造反派首領舒龍山揭發張愛萍的告狀信遞到了毛澤東案頭。毛澤東批示：「印發政治局各位同志，請總政酌處。此人是9·16左派。」(380頁)
對張愛萍的問題，總政當然「酌處」不了。於是，由華國鋒出面主持，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等大員召見張愛萍。規格如此之高，連國防科委政委陶魯笳也只能「奉陪末座」。
從張勝抄錄的會議記錄看，張愛萍的態度仍很強硬，不僅沒有認錯的意思，而且與紀登奎當面發生了衝突。
紀登奎：我問你，「今不如昔」這句話是什麼人說的?
張愛萍：是右派說的。
紀登奎：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張愛萍：還用解釋嗎?告狀的人不是左派嗎?
紀登奎：那你到底說了沒有?
張愛萍：還用我說嗎?七機部的問題你不清楚?
紀登奎：你看看你，講的話就有這麼厚厚一大摞!
張愛萍：你都看過了?沒有看到你自己講過的話嗎?
紀登奎：你什麼意思?
張愛萍：「九年無寧日」，就是你說的。忘記了?
紀登奎：你血口噴人!態度很不老實!
陳錫聯用腿碰碰張愛萍，悄聲說：「你承認了算了」。張愛萍大聲問：「你們要我承認什麼?」陳錫聯：「承認犯了路線錯誤啊。我不也承認過嘛，也沒有把我怎麼樣嘛!」張愛萍大吼：「那是你!」
主持人華國鋒覺得會議開不下去了，宣佈：「這件事很突然，對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個理解和認識的過程。是不是請愛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張愛萍事後說：「華國鋒替我解了圍。」(379—381頁)
張勝在書中寫道：張愛萍解釋他當時的激憤心態：「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還坐在這樣高的位置。」(381頁)紀登奎的兒子曾寫文章為父親叫屈，其實，文革結束了，紀登奎不下來，站得住嗎?
張愛萍比紀登奎大13歲，1925年春在四川省達縣中學參加革命，入黨(團)也比紀登奎早10年多。張愛萍為革命出生入死，戎馬一生，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在「文革」後期「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位高權重的紀登奎對這樣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現代國防科技建設領導人的幾句並非錯誤的話上綱上線，後來又要張愛萍在先農壇體育場召開的七千多人的批判大會上檢討，顯然是錯誤的。
在十年動亂中，「文革」「紅人」紀登奎與張愛萍等忠良們置身的陣線和不同的處境由此可見一斑。
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紀登奎的批評
紀登奎是毛澤東親自物色、考察，從地方破格選拔到中央工作的。毛澤東對紀登奎非常信任，多次把他放在關鍵的位置上。可以說，沒有毛澤東的識拔和支持，就沒有紀登奎在仕途上的發達。在這種情況下，紀登奎到中央工作後，步步緊跟毛澤東，凡是毛澤東說的、定的，他都不折不扣地執行，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毛澤東晚年犯的錯誤，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但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紀登奎是1969年4月中共「九大」後到中央任職的。他的政治生涯主要在「文革」期間。
這樣，作為「文革」的「紅人」，紀登奎在運動中跟着犯一些錯誤是必然的。
「文化大革命」運動給黨和國家造成深重的災難，使大批革命老幹部受到嚴重的傷害。粉碎「四人幫」之後，那些在運動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幹部對紀登奎心懷不滿是非常正常的。
在具有里程碑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不少歷經滄桑、劫後餘生的老幹部對紀登奎展開了公開的批評：
萬里說：活着的個別領導人幹了錯事壞事，必須自我批評，不要欠賬。呂正操說：你指的是紀登奎，說明白點.。萬里說：對，就是指他.。江一真說：紀登奎在1970年農林部成立時指出，要把農林部辦成農林政治部，又對農科院軍宣隊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還是依靠7.5億人?」紀還說「大學4年沒有招生，衛星照樣上天，農業還是豐收。」今年4月他還指示農林部給中央報告，認為當前主要傾向是對資產階級法權批得不夠。這次會議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調查包產到戶和學大寨動搖的問題.。段君毅說：群眾反映河南問題在上邊，上邊就是指紀登奎：「四人幫」倒台後，紀給造反派通氣，讓他們表態，河南人說「心有餘悸(紀)」。
許世友的發言更加尖銳：你是造反起家，進了政治局，官不小了，還搞什麼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幫」走的。
鄧穎超也不客氣地批評說：你的檢討很壞，避重就輕，應把十年來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風、立場上與「四人幫」是什麼關係說清楚。建議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說你是翻雲覆雨的政客，你今後還是政治局委員，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權位報復我們。谷牧說：檢查不像樣，鼓掌的手舉不起來.。廖承志說：外交部有反總理、陳老總的逆流，捂蓋子，有你的帳，而且是相當大的帳。程子華說：十一屆一中全會，我揭發了紀登奎等人，沒出簡報。前幾天，我批紀的簡報又有好幾天沒出，我問簡報組，說是送主席，副主席傳閱去了。建議給華主席寫一個報告，這樣做叫什麼民主。
譚震林、陳漫遠、姚依林等也都作了發言。出席三中全會的許多人都給紀登奎提了意見，有的意見還相當尖銳。紀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評，並做了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