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黨媒多維/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一周十大熱門新聞排行榜中，《萬達帝國王健林：遊刃於商業與權貴之間》、《尋找萬達帝國背後的神秘股東》兩篇文章，不僅遙遙領先，而且在眾多常規性報道中顯得格外突出。
單就標題，雖然萬達帝國背後的股東還是神秘的，但是已經大致能推斷出敘事邏輯——揭秘獨具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而這一近乎老掉牙的問題，之所以能再次如颶風般掀起狂風巨浪，得益於此次政商雙方的級別和地位。商之代表，是亞洲最富有的人、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政之代表，則涵蓋了中南海數位大佬，包括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王兆國……當然，他們不會「忘記」點中國當今最高權力領導人習近平的名字。
按照紐時長篇調查報道的敘述，王健林之所以能發跡，緣於中國最有權勢的一些政治人物的親屬，以及他們的商業夥伴，在萬達集團持有相當部分的股份。2007年7月時，王健林手中還只有幾座建成的萬達廣場，資產尚未達到10億美元，在中國之外幾乎沒人聽說過他或者他的公司。但是，就在當月末，隨着銘豪控股、五穀豐投資諮詢公司先後獲得萬達集團的數量不等的股份，王健林的生意版圖開始出現轉圜並得以迅速騰飛。
這兩家新股東有着怎樣的背景?紐時進行了儘可能詳實的披露。這些文件沒有顯示為何這兩家北京的公司會被邀請成為王健林生意的早期投資者。但這兩家公司的記錄指向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兩名成員的親屬。這兩名政治局委員是多年擔任北京市委書記、在中共領導層中排名第四的賈慶林，以及曾經帶頭支持一項保護私有財產的標誌性法律的全國人大高級官員王兆國。
擺明基本事實之後，為穩妥計，紐時附加了一段額外說明——這兩名政治局委員都沒有權力直接為萬達購買的土地設定價格，也無權直接批准向萬達出售土地使用權的交易。但兩人所管轄的中共機構幫助王健林獲得了極大的社會認知度。事實勝於雄辯。2007年6月，王健林被一個中共管控的行業協會評為傑出企業家，此後四年，他又四次獲得由王兆國領導或與他有關的組織所頒發的獎項;2008年3月，王健林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三位大陸億萬富豪委員之一，這個國家級的議政機構由賈慶林領導。
這還不算。因為除賈慶林和王兆國外，在歷數王健林背後的神秘股東時，胡錦濤、溫家寶的名字也反覆被提及。萬達的另一個新股東，是由清華控股部分持有並管理的一家投資基金。清華控股是北京名校清華大學的投資機構，當時它的主要負責人是胡海峰，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之子。但是，沒有跡象顯示胡海峰曾得益於萬達的股份，也沒有跡象表明他本人持有任何萬達股份。至於溫家寶，則是因其女兒溫如春、溫雲松而起。具體細節如何，限於渠道，不斷打擦邊球的紐時並未能給出明確的說明。
真真假假無從辨識，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篇調查報道從一開始就被封鎖在了防火牆外。但中國的領導人也不是第一次躺槍，或者被誤傷。西方媒體的記者也明白，在中國這種專制體制下，很難想像一個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人，為了金錢或者生意毀掉自己的政治清譽;另一方面也清晰的揭示出，憑籍着與領導人一絲一毫、隱約間現的關係，他們就能讓地方的官僚畢恭畢敬，巴不得提供儘可能的「孝敬」!所以在中國冒充領導人身邊人的騙子往往輕而易舉就能獲得匪夷所思的戰果。而那些真的身邊人，不用他們去「騙」，自然就成為各級官員爭向「納貢」的對象。中國的領導人真的很難想像他們能知曉身邊人背後的一切。當然，周永康除外，他所掌管的權利領域讓他極度膨脹的失去了自我。
所幸，互聯網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各種信息傳輸的可能。至少在中國知名的社會化問答網站知乎平台，就有人發問：如何評價《紐約時報》的文章「萬達帝國王健林」?而且迄今為止，雖然該問題只獲得了一個回答，卻依然以「活着」姿態作為談資。而在類似於Twitter的新浪微博平台，王健林、紐約時報等關鍵詞並未限制搜索，不過公眾可見的搜索結果明顯帶有公關的痕跡。
王健林是否憑藉着政治的東風才得以扶搖直上?梳理其本人在公開場合的講話，顯然對外界「觸類旁通」式的扣帽子行為並不買賬。「萬達早已從制度上防止了行賄，萬達的快速發展不靠人脈、關係，靠的是商業模式和競爭優勢。」於己，王健林向來堅稱自己經商守法、不行賄，「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員打交道」。至於處理商業與政治關係的秘訣，王健林以八字箴言概括——親近政府，遠離政治。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關係人情決定一切的國家，王健林何以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根據大陸媒體《博客天下》早在2013年所做的一篇報道所述，王健林親近政府的方式很是獨特，那就是獨辟一層樓設立黨建基地，用以擺放數百張集團黨員培訓時的照片，以及王健林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另據已從萬達離職的員工透露，王健林幾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時間閱讀黨政報刊，研究政策方針。「了解政策，緊緊跟隨黨的步伐，搞好政商關係，是萬達發展的基礎。」
問題在於，在中國，要想不花錢搞好政商關係，何其艱難!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商界領袖只有兩條路，要麼是做悶聲發財的土財主，要麼是做晚清胡雪岩式的「紅頂商人」，也即同時具有官、商兩種身份，或者沒有官職但與高層官員關係熱絡，以通過影響政策獲得紅利。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共當局明確禁止官員及其親屬涉足商界，故而第一條路走不通。以至於，「紅頂商人」一度如雨後春筍冒出。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身後的丁書苗、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身後的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周永康家族背後的四川商人吳兵。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商人開通渠道，商人充當官員的錢袋子、白手套。
此前不久，沉寂已久的《南方周末》就曾公開演繹了一場政商戲碼。商界的一方，是連續增持民生銀行股份的安邦集團;政界的一方，則是擁有無懈可擊政治光環的一眾紅色後代，包括陳毅之子陳小魯、吳小暉、朱鎔基之子朱雲來以及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外孫女。在細數了列為「關鍵人」之後，安邦何以在短短十年間，就從一家單純的保險公司強勢擴張為萬億規模的金融巨鱷，答案已經不言自明。
人人生而自由，卻無不在枷鎖中。吃了一記悶棍後很快成為世界媒體頭條的王健林，在親近政府與遠離政治之間尋找的最佳平衡點，以期落實商業野心，實現遠大抱負。而對報道一方來說，又何嘗不是無時無刻拿捏着中國權貴家族報道的分寸，以期在生意與新聞之間尋找着最佳平衡點?主攻王健林長篇報道的記者傅才德，其個人的職業生涯也因為「中國」經歷了跌宕起伏。為了生意，傅才德的老東家彭博社選擇了斃掉可能招致中共高層不滿的敏感報道。而傅才德本人隨之也離開彭博。隨後轉戰紐時的他，繼續利用在彭博積累和獲取的信息追蹤中國權貴的的故事。
彭博社選擇生意，正在逐步改善着與中國的關係。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7月，彭博新聞社獲得中國國務院頒發的提供金融諮詢業務的更新執照。同年底，在美國副總統拜登訪問中國後，彭博社的一些記者也於次年出獲得了新的簽證。至於選擇了新聞噱頭的紐時，則與習近平有過一次正面衝突。在APEC會議期間，習近平在北京與到訪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記者會時，直接點破了外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與獲得記者簽證之間的關係——「一輛車如果拋錨，我們都要下車檢查哪兒出了毛病，解鈴還須繫鈴人，希望大家可以找找自己的原因。」緊隨其後，紐時以社論進行隔空回應，「時報從來不打算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變更自己的報道——不論是中國、美國還是其他任何國家。」聽聞此言，恍惚間聯想到了《新快報》為解救陳永洲，在頭版戰書中拿出的兩根「硬骨頭」。區別在於，前者不斷以系列冒險報道向外界證明着己方的硬骨頭，姑且不論報道是否中肯真實;後者卻在陳永洲於央視鏡頭前的認錯後從硬骨頭淪為賤骨頭。
俗話說，樹大招風。然俗話也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於王健林而言，紐時這篇報道帶來的影響，可能只是隔靴搔癢，不足掛齒。但是那些捲入這場風波中的權貴階層而言，眼球效應帶來的扒皮運動才剛剛開始。因為頗為巧合的是，就在紐時報道推出後兩天，陝西咸陽官方即透露，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兆國之子王新宇已被免去咸陽市委統戰部部長職務，目前去向不明。一前一後，一報一免，總是容易引發外界的瘋狂聯想和揣度。而此前被傳其捲入周永康案的風言風語，借着這股浪潮，復又被拉回到了廣場中央。
互聯網是有記憶的，同樣也是有標籤的。一旦入了「黑名單」，再想洗白就變得難於上青天。於當局而言，面對「黑名單」越拉越長，視而不見或是捂蓋子的做法顯然已經不合時宜。畢竟，不管紐時關於王健林商業帝國背後的神秘股東的揭秘是否屬實，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能否及時且有效地規範政商關係，已經是決定政治生態和市場環境優劣的關鍵元素。至於如何規範，於細微處見真章。李克強日前考察廈門大學就業創業中心時謝絕題詞，就是對「政企關係」的示範。中國政府網就此而做的解讀，所言非虛。如若不然，不僅紐時報端的王健林可能會進一步坐實，連同那些還在儘可能潔身自好的商人們，也都可能跌入扭曲的政商泥潭中不能自拔。
如此看來，打在王健林頭上的這記悶棍，最該敲醒的，應該是另一方。 (泉野撰寫)
